刘庆邦:我的小说一手“抓人” 一手“放人”

2017-10-13 13:34 千龙网

分享
打印 放大 缩小

2017年10月12日至31日,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举办。千龙网·中国首都网联合十月文学院约采了9位“十月签约作家”。

2016年10月12日,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刘庆邦参加十月文学院揭牌仪式。图为刘庆邦接受千龙网专访。千龙网记者 许珠珠摄

记者:您的小说《神木》被改编成《盲井》,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马尔克斯写作《百年孤独》 后,一直在阻止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在读者和文学作品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您怎么看待这种私人关系?文学作品被拍成电影,会不会破坏文学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呢?

刘庆邦:文学作品和电影是两个艺术门类,文字给人无限的想象性,一旦被拍成影视作品就有了有限性。100个人有100个想象的林黛玉,都不一样,一拍成电影,就有了固定形象。从艺术上的无限到有限,这是影视作品的局限性。

我自己愿意把作品拍成电影,因为电影是个很有传播力的手段,为作品插上翅膀可以飞得更远,飞到全世界。我的作品《神木》就得益于电影的传播,在《小说选刊》发表后,受众还是有限的,被拍成电影后在全世界得了20多个奖,传播广泛。根据《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外国文字。但是我个人不愿意做剧本创作,还是愿意写小说。

记者:读您的作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种是很柔美的气质,比如《梅妞放羊》里体现的;另外一种是特别酷烈的,在场感很强的,比如《红煤》《神木》,很少有作家作品出现如此分裂,又令人着迷的气质,您是怎么驾驭这两种气质的写作呢?

刘庆邦:我大部分写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被评论家概括成柔美的小说。在农村生活几十年相当于一种回望,回望总是拉开距离的,像诗一样,风俗画一样的美。还有一类多是写煤矿题材,矿工生活本身就比较严峻,和现实生活贴得比较近,矛盾纠纷比较强烈。

为了调解和写作需要,两种方式轮换着写,要是写紧张的自己也觉得紧张,有时心脏都难以承受。而自己更喜欢柔美诗意的,我有些小说是“放人”的,让人放飞灵魂,让人走神儿的。还有些风格强烈的小说是“抓人”的。

刘庆邦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记者:您所说“放人”的小说是不是受沈从文、废名开启的诗化小说传统影响呢?

刘庆邦:是的,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就是激发灵感,让人读着读着就走神儿的,去想自己的往事。是一种文学享受。

记者:您农村题材的小说。除了柔美的诗化小说,还有一类是写“丑”的东西,比如《外面来的女人》就写对乡村态度的复杂性。

刘庆邦:我现在与农村还保持着紧密联系,当关注现实的时候,就发现很丑陋的东西,忍不住把这些丑的东西通过作品写出来,不光是短篇,也有国内第一部深度描写三年大饥荒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遍地月光》写“文革”时期的农村生活,《黄泥地》是批评国民劣根性。这些是农村题材的三部曲,都有对现实的质疑,对历史的反思。呈现对历史现实的沉重责任感。

记者:对美的东西都禁不住赞美,对丑的东西忍不住批判,您有谈到自己的风格是一种诚实的风格,为什么要用“诚实”作为自己的创作观?

刘庆邦:作家是从个人出发,事实出发,要凝视自己心灵,忠实于自我感受,听从内心诚实的召唤,守住自己的东西,不跟风、不随波逐流,不赶时髦,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独立自主首先要独立,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表达。

刘庆邦长篇小说《黄泥地》

记者:乡土经验是您写作的主要经验是吗?有人说写作是要保持时代性的,中国在转型时期,城市化成为不可逆的潮流。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传统的乡土写作是否已经过时?

刘庆邦:对乡土的书写不存在过时问题,写作不存在新旧、只是怎么写的问题,文学好多是回忆的状态,是心灵的回望,跟新闻是不一样的,不是越新越好,文学有给民族保留记忆的使命。作家可以对现在生活密切关注,关注了不一定现在就写,可以沉淀,对生活保有足够的热情,对当代生活进行发现和整理。

记者:您创作中有一类作品是写民俗的,比如 《响器》《黄花绣》。在50年代出生的至今还活跃在文坛的作家莫言、贾平凹,他们的创作都有转战民俗文化的倾向,莫言开始关注山东当地的戏曲,贾平凹会提到剪纸习俗。您怎么会对民俗文化有回望式的关注呢?

刘庆邦:我对民俗文化是很感兴趣的,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很多民间文化、乡村文化都是通过民俗文化承载的,民俗文化的根非常深,值得很好地挖掘。我已经写了十多篇关于民俗生活的作品,以后打算出一系列以民俗为主体的小说集。像《尾巴》等都是有意挖掘民俗文化和民间故事的。

记者:写民俗时,有没有保留或挽救民俗文化的使命感呢?

刘庆邦:我写的时候出于一种兴趣,觉得有意思,不写也许就消失了。民俗文化的过程有种仪式感,比如《春天的仪式》写赶庙会的事。我觉得民俗文化是值得挖掘,值得推崇的,值得弘扬的。

记者:1996年,平顶山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您时任《中国煤炭报》记者采访并写下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2013年时又采访了矿难后的两个家庭,跨越了20年。您对于非虚构的纪实文学很感兴趣,有亲临现场和非虚构的写作经验,这给予您创作观产生什么影响呢?

刘庆邦:我最初愿望是当记者,当了20多年的记者,当记者的生涯对写作很有好处,开阔了眼界,积累了很多素材,站得更高远。在当记者期间,写了很多新闻和纪实作品,《生命悲悯》在全国煤矿界产生了持久、深入的影响,现在刚入职的矿工,还要学习《生命悲悯》,后来我到了矿上,矿工看见了还要给我敬酒,我很感动。

《生命悲悯》给我的启示是文学不是虚妄的,确实能为矿工服务。2013年,我走进河南大平煤矿,13天的时间里下井、与矿工同吃同住、走访遇难矿工家庭,于2014年6月动笔《黑白男女》是对生命的礼赞,倾注了我很多感情,荣获“鄂尔多斯文学奖”,还被读者评为最受欢迎的50种图书之一。

2016年10月12日,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刘庆邦参加十月文学院揭牌仪式。图为刘庆邦接受千龙网专访。千龙网记者 许珠珠摄

记者:您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小心》,也是延续这一主题,对于底层人民的慈悲感特别打动人。您写了300多篇短篇小说,这个纪录是很少有人能与您媲美的,写出出色的短篇小说需要什么素质呢?

刘庆邦:写短篇小说比较纯粹,更接近诗性,专心致志地与商业对抗。我坚持写短篇来实现文学理想。

记者:您的小说语言十分讲究,跟很多作家侧重点不一样,您对小说语言是很重视的。你怎么看待小说的语言?

刘庆邦:我很重视小说的语言,小说语言是作家的看家本领。好的语言是个性化的、有味道的,是作家长期修炼的过程,使用语言就像呼吸一样,通过文字形成自己的气场。形成语言特色,不用看名字一读就知道了。中国汉字的根也值得挖掘,语言是载体,是个抓手,还要做到每句话做到很讲究,还要陌生化。

记者:您对本届十月文学月的期待和展望?

刘庆邦:十月文学月和十月文学院都很重要,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一直呼吁建立十月文学院。我参加十月文学月的论坛,成为签约作家。北京要建文化中心,要软硬兼施,软就是指作家和作品,硬件就是北京关于文学的建筑和设施,包括作协、文联、文学馆、话剧院等,十月文学院,十月出版社、十月杂志社,这些都软硬结合,才能建成文化中心。十月文学院在培养作家方面是很好的硬件。

记者:您认为当下文学的整体发展现状是怎样的?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刘庆邦:文学一直是在发展变化的,不会处于停滞的状态。现在是很好的这个时代,为作家提供大量资源,考验着认知和创造力。当然都不会满足的,应该有更深刻的表达,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这个志向,写得更好一点。

记者:您认为北京文学有怎样的变化和发展呢?

刘庆邦:北京有项目扶持作家,是很活跃的,出现很多很好的作品,集合了这么多优势的作家。北京有基础成为集中全国出好作家、好作品的地方。我自己就出了短篇小说集《北京》,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泥地》。还有徐则臣、林白、宁肯、付秀莹等,都写出了很好长篇作品。我对于前景很乐观,以后会更好。

记者:请您为十月文学月送上一句祝福。

刘庆邦:祝愿今后的文学月越办越好。

作家介绍:

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

责任编辑:陈莉(QC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