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2日至31日，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举办。千龙网·中国首都网联合十月文学院约采了9位“十月签约作家”。

2016年10月12日，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刘庆邦参加十月文学院揭牌仪式。图为作家刘庆邦。千龙网记者 许珠珠摄

刘庆邦，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

记者：您的小说《神木》被改编成《盲井》，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马尔克斯写作《百年孤独》 后，一直在阻止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在读者和文学作品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您怎么看待这种私人关系？文学作品被拍成电影，会不会破坏文学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呢？

刘庆邦：文学作品和电影是两个艺术门类，文字给人无限的想象性，一旦被拍成影视作品就有了有限性。100个人有100个想象的林黛玉，都不一样，一拍成电影，就有了固定形象。从艺术上的无限到有限，这是影视作品的局限性。

我自己愿意把作品拍成电影，因为电影是个很有传播力的手段，为作品插上翅膀可以飞得更远，飞到全世界。我的作品《神木》就得益于电影的传播，在《小说选刊》发表后，受众还是有限的，被拍成电影后在全世界得了20多个奖，传播广泛。根据《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外国文字。但是我个人不愿意做剧本创作，还是愿意写小说。

记者：读您的作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种是很柔美的气质，比如《梅妞放羊》里体现的；另外一种是特别酷烈的，在场感很强的，比如《红煤》《神木》，很少有作家作品出现如此分裂，又令人着迷的气质，您是怎么驾驭这两种气质的写作呢？

刘庆邦：我大部分写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被评论家概括成柔美的小说。在农村生活几十年相当于一种回望，回望总是拉开距离的，像诗一样，风俗画一样的美。还有一类多是写煤矿题材，矿工生活本身就比较严峻，和现实生活贴得比较近，矛盾纠纷比较强烈。

为了调解和写作需要，两种方式轮换着写，要是写紧张的自己也觉得紧张，有时心脏都难以承受。而自己更喜欢柔美诗意的，我有些小说是“放人”的，让人放飞灵魂，让人走神儿的。还有些风格强烈的小说是“抓人”的。

记者：您所说“放人”的小说是不是受沈从文、废名开启的诗化小说传统影响呢？

刘庆邦：是的，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就是激发灵感，让人读着读着就走神儿的，去想自己的往事。是一种文学享受。

记者：您农村题材的小说。除了柔美的诗化小说，还有一类是写“丑”的东西，比如《外面来的女人》就写对乡村态度的复杂性。

刘庆邦：我现在与农村还保持着紧密联系，当关注现实的时候，就发现很丑陋的东西，忍不住把这些丑的东西通过作品写出来，不光是短篇，也有国内第一部深度描写三年大饥荒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遍地月光》写“文革”时期的农村生活，《黄泥地》是批评国民劣根性。这些是农村题材的三部曲，都有对现实的质疑，对历史的反思。呈现对历史现实的沉重责任感。

记者：对美的东西都禁不住赞美，对丑的东西忍不住批判，您有谈到自己的风格是一种诚实的风格，为什么要用“诚实”作为自己的创作观？

刘庆邦：作家是从个人出发，事实出发，要凝视自己心灵，忠实于自我感受，听从内心诚实的召唤，守住自己的东西，不跟风、不随波逐流，不赶时髦，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独立自主首先要独立，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表达。

记者：乡土经验是您写作的主要经验是吗？有人说写作是要保持时代性的，中国在转型时期，城市化成为不可逆的潮流。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传统的乡土写作是否已经过时？

刘庆邦：对乡土的书写不存在过时问题，写作不存在新旧、只是怎么写的问题，文学好多是回忆的状态，是心灵的回望，跟新闻是不一样的，不是越新越好，文学有给民族保留记忆的使命。作家可以对现在生活密切关注，关注了不一定现在就写，可以沉淀，对生活保有足够的热情，对当代生活进行发现和整理。

记者：您创作中有一类作品是写民俗的，比如 《响器》《黄花绣》。在50年代出生的至今还活跃在文坛的作家莫言、贾平凹，他们的创作都有转战民俗文化的倾向，莫言开始关注山东当地的戏曲，贾平凹会提到剪纸习俗。您怎么会对民俗文化有回望式的关注呢？

刘庆邦：我对民俗文化是很感兴趣的，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很多民间文化、乡村文化都是通过民俗文化承载的，民俗文化的根非常深，值得很好地挖掘。我已经写了十多篇关于民俗生活的作品，以后打算出一系列以民俗为主体的小说集。像《尾巴》等都是有意挖掘民俗文化和民间故事的。

记者：写民俗时，有没有保留或挽救民俗文化的使命感呢？

刘庆邦：我写的时候出于一种兴趣，觉得有意思，不写也许就消失了。民俗文化的过程有种仪式感，比如《春天的仪式》写赶庙会的事。我觉得民俗文化是值得挖掘，值得推崇的，值得弘扬的。

记者：1996年，平顶山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您时任《中国煤炭报》记者采访并写下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2013年时又采访了矿难后的两个家庭，跨越了20年。您对于非虚构的纪实文学很感兴趣，有亲临现场和非虚构的写作经验，这给予您创作观产生什么影响呢？

刘庆邦：我最初愿望是当记者，当了20多年的记者，当记者的生涯对写作很有好处，开阔了眼界，积累了很多素材，站得更高远。在当记者期间，写了很多新闻和纪实作品，《生命悲悯》在全国煤矿界产生了持久、深入的影响，现在刚入职的矿工，还要学习《生命悲悯》，后来我到了矿上，矿工看见了还要给我敬酒，我很感动。

《生命悲悯》给我的启示是文学不是虚妄的，确实能为矿工服务。2013年，我走进河南大平煤矿，13天的时间里下井、与矿工同吃同住、走访遇难矿工家庭，于2014年6月动笔《黑白男女》是对生命的礼赞，倾注了我很多感情，荣获“鄂尔多斯文学奖”，还被读者评为最受欢迎的50种图书之一。

记者：您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小心》，也是延续这一主题，对于底层人民的慈悲感特别打动人。您写了300多篇短篇小说，这个纪录是很少有人能与您媲美的，写出出色的短篇小说需要什么素质呢？

刘庆邦：写短篇小说比较纯粹，更接近诗性，专心致志地与商业对抗。我坚持写短篇来实现文学理想。

记者：您的小说语言十分讲究，跟很多作家侧重点不一样，您对小说语言是很重视的。你怎么看待小说的语言？

刘庆邦：我很重视小说的语言，小说语言是作家的看家本领。好的语言是个性化的、有味道的，是作家长期修炼的过程，使用语言就像呼吸一样，通过文字形成自己的气场。形成语言特色，不用看名字一读就知道了。中国汉字的根也值得挖掘，语言是载体，是个抓手，还要做到每句话做到很讲究，还要陌生化。

记者：您对本届十月文学月的期待和展望？

刘庆邦：十月文学月和十月文学院都很重要，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一直呼吁建立十月文学院。我参加十月文学月的论坛，成为签约作家。北京要建文化中心，要软硬兼施，软就是指作家和作品，硬件就是北京关于文学的建筑和设施，包括作协、文联、文学馆、话剧院等，十月文学院，十月出版社、十月杂志社，这些都软硬结合，才能建成文化中心。十月文学院在培养作家方面是很好的硬件。

记者：您认为当下文学的整体发展现状是怎样的？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刘庆邦：文学一直是在发展变化的，不会处于停滞的状态。现在是很好的这个时代，为作家提供大量资源，考验着认知和创造力。当然都不会满足的，应该有更深刻的表达，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这个志向，写得更好一点。

记者：您认为北京文学有怎样的变化和发展呢？

刘庆邦：北京有项目扶持作家，是很活跃的，出现很多很好的作品，集合了这么多优势的作家。北京有基础成为集中全国出好作家、好作品的地方。我自己就出了短篇小说集《北京》，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泥地》。还有徐则臣、林白、宁肯、付秀莹等，都写出了很好长篇作品。我对于前景很乐观，以后会更好。

记者：请您为十月文学月送上一句祝福。

刘庆邦：祝愿今后的文学月越办越好。（整理/纪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