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
曾巩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出任齐州（即济南）知州，在任时间虽短，但对济南的城市建设功劳不小。其中最主要、也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主持修建了北水门。
济南的南部是山区，地势南高北低。北城墙原本留有城门来排泄积水，但一到夏季多雨季节，南部的山洪连同充沛的泉水倾泻而下，汇集到市北低洼处造成水患，人们只能临时“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为了消除济南的水患，曾巩一上任就决定修建北水门。
北水门即当年齐州城的北城门，它建在曾巩为疏导大明湖水而开掘的汇波渠上。曾巩利用原有城门，两岸用石头垒砌，中间放置石水闸，分为两扇，并设置门扃，根据水位高低决定水闸的开闭。如果城内积水，则开闸，水向北流至小清河；如果城外积水有倒灌入城之势，则放下水闸，御水于城门之外。
后来，曾巩作《齐州北水门记》：“于是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庐，劳费以熄。”至今，北水门依旧发挥着排水的作用，使大明湖“久雨不涨，久旱不涸”。后人又在在北水门的基础上兴建了巍峨壮观的汇波楼，站立其上观大明湖，济南八景之一的“汇波晚照”便映入眼帘。
苏轼：以身帅之，与城存亡
最后要说的，是一代文豪苏轼。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到任刚三个月，黄河在澶州决口泛滥，洪水冲向徐州，城下水深二丈八尺。身为地方长官的苏轼临危不惧，首先关闭城门，制止“争出避水”，以安定民心。同时征发5000民工，抢筑一道“首起戏马台，尾属城”的抗洪大堤。他还拿起工具，布衣草履，“以身帅之，与城存亡”。临危时刻，还以诗言志：“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正是在苏轼的带领下，官民团结一致，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洪措施，使徐州转危为安。
在杭州知府任上，他筹集多方力量，疏浚西湖，解决了干涸淤塞问题。在疏浚过程中，他因势就便，利用淤泥在湖中筑就了一条大堤，不仅解决了淤泥的堆放问题，还使交通更为方便。堤上植柳，堤中有桥，成就了西湖流芳百世的一处美景。
后来苏轼又调往颖州任职，当时开封一带水患严重，有人轻率地提出开凿新河，把开封积水引向淮河，但苏轼亲自率人实地勘察后，发现淮河的水位比开封的还要高，如果盲目开河，势必倒流。于是，他向朝廷提出反对意见，避免了这一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工程。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广东惠州。他听说广州经常发生瘟疫，认为这是没有清洁水源，百姓喝不洁的苦咸水造成的，于是他便写信建议广州太守王敏中在广州修建清洁水引水工程。
这一工程要将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引入城中。具体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将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引出，竹管连接处缠以麻绳，涂上油漆，由高到低直引入城中。施工时，苏轼还提议在每一根竹管上钻个小孔，用竹钉封上。这样当竹管发生堵塞时，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于及时疏通。工程顺利完成之后，北宋时期的广州人喝上了“自来水”。
曾巩：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
曾巩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出任齐州（即济南）知州，在任时间虽短，但对济南的城市建设功劳不小。其中最主要、也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主持修建了北水门。
济南的南部是山区，地势南高北低。北城墙原本留有城门来排泄积水，但一到夏季多雨季节，南部的山洪连同充沛的泉水倾泻而下，汇集到市北低洼处造成水患，人们只能临时“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为了消除济南的水患，曾巩一上任就决定修建北水门。
北水门即当年齐州城的北城门，它建在曾巩为疏导大明湖水而开掘的汇波渠上。曾巩利用原有城门，两岸用石头垒砌，中间放置石水闸，分为两扇，并设置门扃，根据水位高低决定水闸的开闭。如果城内积水，则开闸，水向北流至小清河；如果城外积水有倒灌入城之势，则放下水闸，御水于城门之外。
后来，曾巩作《齐州北水门记》：“于是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庐，劳费以熄。”至今，北水门依旧发挥着排水的作用，使大明湖“久雨不涨，久旱不涸”。后人又在在北水门的基础上兴建了巍峨壮观的汇波楼，站立其上观大明湖，济南八景之一的“汇波晚照”便映入眼帘。
苏轼：以身帅之，与城存亡
最后要说的，是一代文豪苏轼。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到任刚三个月，黄河在澶州决口泛滥，洪水冲向徐州，城下水深二丈八尺。身为地方长官的苏轼临危不惧，首先关闭城门，制止“争出避水”，以安定民心。同时征发5000民工，抢筑一道“首起戏马台，尾属城”的抗洪大堤。他还拿起工具，布衣草履，“以身帅之，与城存亡”。临危时刻，还以诗言志：“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正是在苏轼的带领下，官民团结一致，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洪措施，使徐州转危为安。
在杭州知府任上，他筹集多方力量，疏浚西湖，解决了干涸淤塞问题。在疏浚过程中，他因势就便，利用淤泥在湖中筑就了一条大堤，不仅解决了淤泥的堆放问题，还使交通更为方便。堤上植柳，堤中有桥，成就了西湖流芳百世的一处美景。
后来苏轼又调往颖州任职，当时开封一带水患严重，有人轻率地提出开凿新河，把开封积水引向淮河，但苏轼亲自率人实地勘察后，发现淮河的水位比开封的还要高，如果盲目开河，势必倒流。于是，他向朝廷提出反对意见，避免了这一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工程。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广东惠州。他听说广州经常发生瘟疫，认为这是没有清洁水源，百姓喝不洁的苦咸水造成的，于是他便写信建议广州太守王敏中在广州修建清洁水引水工程。
这一工程要将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引入城中。具体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将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引出，竹管连接处缠以麻绳，涂上油漆，由高到低直引入城中。施工时，苏轼还提议在每一根竹管上钻个小孔，用竹钉封上。这样当竹管发生堵塞时，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于及时疏通。工程顺利完成之后，北宋时期的广州人喝上了“自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