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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秋芳:从单向到互动的知识传播

2019-07-11 10:00 光明日报

从自然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到科学中心,近代科学博物馆事业走过了二百多年的历程。科学博物馆类型的增加、名称的变更,反映了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需要,反映了科学博物馆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反映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交互运作模式。

作为知识传播的场所,科学博物馆经历了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的转变。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体现的是博物馆把关注重心由“物”(藏品)向“人”(观众)转移的理念,而这一理念转移的背景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格局发生了改变,科学界和工业界都要求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公众开始成为塑造科学形象的积极“行动者”。

1.科学博物馆溯源

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已成为支撑和引领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体两翼。科学知识传播在当代肩负使科学社会化,让普通人用其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提升生活质量;帮助公众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塑造创新文化,培养创新精神,获得创新灵感,以致成为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员交流互动、创新要素聚集的重要平台等重任。在这过程中,科学博物馆恰恰是科学与公众“相遇”的典型非正式场所,承担着重要的科学传播普及任务,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为重要目标。

科学博物馆作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和“科普基础设施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高度重视;科学博物馆作为面向公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设施和公众近距离接触科学知识、科学的历史、科学发生的场景、过程、方法、装置等的最重要场地,是感受和参与创新活动的知识空间,在当代的作用和价值正转变和提升。

一般来说,科学博物馆(Science Museum)起始于博物馆的传统,是博物馆中的一类。随着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英国博物馆协会(The Museums Association)等机构对博物馆定义的内涵与外延的拓展,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自然保护区、科学中心和天文馆以及图书馆、档案馆常设展藏厅逐渐被纳入博物馆范畴。美国科技中心协会(ASTC)将水族馆、天文馆、动植物园、自然博物馆、儿童博物馆都纳入统计之列,出现了科学技术博物馆与科学中心(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and Centers,SMC)的广义概念。

我国将科学博物馆统称为科普场馆,将之分为三大类,一类称为“科技馆”,包括以科技馆、科学中心、科学宫等命名的以展示教育为主,传播、普及科学的科普场馆;一类称为科学技术博物馆,包括科技类博物馆、天文馆、水族馆、标本馆及设有自然科学部的综合博物馆等;还有一类是青少年科技馆(站)。这里我们在广义上使用科学博物馆(Science Museum)这个词组,它包括历史上先后出现而后并存发展的三种科学场馆类型,即自然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科学(技术)工业博物馆(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Museum)和科学(技术)中心(Science/Technology Center)。

科技类博物馆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建造在宙斯山上的神庙(mouseion),用来保存自然的或人工的珍宝和战利品以祭献神灵。而后而以大量私人收藏、博古架的形式兴起。17世纪之交,以前只为王公贵族和博学之士服务的收藏开始以博物馆的形式向公众开放。1683年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的建立,标志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诞生。如果说“前博物馆”阶段自然或手工艺品的收藏主要目的是创造惊奇、引发思考;早期自然博物馆建立在文艺复兴之后对知识、真理、自由的追求和崇尚之上;那么科技工业博物馆的动力是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世界博览会对人类智慧的颂扬,阐释机器的使用如何使人的力量得以延伸和加强,并为人类生活带来福音;而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以互动展品为主,注重科学交流与科学教育的科学中心则是随着科学的职业化、社会化及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双刃剑作用日益突出的深层次背景变化而出现。

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文化语境背景下构建的科技馆在以上各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体现出演化发展的过程,但又不是后者替代前者,转型过程中存在争议与磋商,往往在现实中几种科技馆类型并存,甚至同一个科技馆兼具不同类型科技馆的元素。

2.知识传播功能的强化

科学博物馆的知识传播功能不是一蹴而就,早期科学博物馆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公共领域”,其“公共”也是有一定身份地位限制,而真正的向公共开放得益于法国的主张自由、民主,宣扬理性、祛除愚昧,其自然博物馆成为理性解放的先驱。到了世博会发展而来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阶段,博物馆空间组织形式不单单是围绕“物品”的,而是开始围绕“公众”进行,博物馆吸收世博会推销科学技术物品的模式,注重物品与观众的亲近性,允许公众近距离观看、触摸甚至把玩物品。到了科学中心模式开始出现之时,博物馆教育和休闲娱乐作为其重要职能出现。至此科学博物馆成为开放空间,公众的参与使得其社会空间的属性凸显。博物馆的设计重点逐渐从为了王室、贵族或学者的私人愉悦而组织封闭的展览空间转向作为公众教益工具的公共空间。

19世纪的科学以探索宇宙的奥秘,以追求“对任何思想主体、民族、时代或文化都完全相同的宇宙之理”为信念,确立了近代科学主义思想。这种世界观预设知识是客观的,真理是一种精确的表征,科学工业博物馆便建立在这样一种科学观的基础之上确立起“科技纪念馆”的庄严神圣面目,像是科技文化珍品可敬的保管人。公众参观科技博物馆被认为是高雅的、纯正的文化体验。教师们带着孩子参观博物馆,常常提出保持安静、不要喧闹、不要乱碰的要求。公众参观科技博物馆往往是被期待要怀着对科学崇拜、敬畏之情。到了20世纪初,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成就。量子力学、相对论的提出,原子能的发现使得科学作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体现出来。与此同时,科学的高度职业化与建制化使得科学和科学家有必要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发声,为自身寻求社会支持。

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和矛盾百出,科学的客观性、优越性受到质疑和挑战,而公众被认为不再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外行知识受到重视。科学与民主交织在一起,公众越来越强调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知情权、对科学政务的参与权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珍藏自然标本、重要技术的科技博物馆地位岌岌可危,政府也对完全或大部分依赖财政投入的传统科技博物馆感到再无心投入,希望将它们抛向市场。与这种科学与社会关系新格局的趋势相对应,作为科学与社会交会场所的科学博物馆界也在寻找自我变革的途径。20世纪初科学博物馆开始从研究、知识生产转向更侧重于教育、知识传播功能,注重互动展教的科学技术中心开始萌芽。如果以往依靠模型和机器的展示型科学博物馆可概括为“非上手”(hands-off)。观众被鼓励去看、思考、听,偶尔或闻,但不鼓励去触碰展品。那么互动型展品则鼓励观众更直接的主动探索展品。德意志博物馆的创建者奥斯卡·冯·米勒首先有了建立互动型的科学博物馆的自觉。这种新型类型的科学博物馆,尊重观众的体验和主动参与,由以展品藏品为中心走向以观众为中心。

英国哈里法克斯的尤里卡国家儿童博物馆的创办者之一谢菲尔德大学蒂姆·考尔顿教授在《动手型展览——管理互动博物馆与科学中心》一书中专门阐释了“动手型”展览的由来、理念和具体的管理经营之道,他认为“动手”(hands-on)和“互动”(interactive)。这两个词意思相近,有时可以互换使用。

“动手”是指观众可以身体上接触展品,不管是简单地按按钮、敲键盘还是稍微复杂些的参与方式都算作其中。但“互动”还可能包含潜在的深层次的要求,仅仅是按个按钮这一类地上手展品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互动。即使它是有反馈的,但它仅仅是简单的按照预先设定的结果来反馈。当我们正常使用“动手”一词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上手活动包括互动且会带来增值性的教育价值,也就是说,“动手”引导“动脑”(minds-on)。本文也在相同意义上使用“动手”和“互动”两个词。

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中心作为动手参与的非正式教育机构在实践中生发出来。正如丹尼诺夫所言,科学技术中心通常被设计成“观众动手操作”型的博物馆。它们大量地依靠机械、电子、声相和其他展览技术传递信息。一般采用电钮、旋转手柄,升降杠杆和其他的互动方式吸引观众,如不使用实体收藏,“参与”就停留感情上或智力层面上。科学中心一经产生便迅速获得大量的观众,甚至因为科学中心的出现,“博物馆”这个词的定义被修改。1973年美国科学中心协会成立,协会的细则阐明,创建科学技术中心协会是为“博物馆”服务。1975年美国博物馆协会修改了博物馆定义,吸收科学技术中心作为博物馆。

责任编辑:王漓鹂(QF0015)作者:高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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