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寺引出的一厂一街一胡同

2019-06-04 08:20 北京青年报

打印 放大 缩小

近日,喜闻隆长寺腾退修缮的消息,禁不住为相关部门的这一举措叫好。由于历史原因,位于北京西城区西四北三条胡同三号的隆长寺早已成为大杂院,目前的抢救作业将还原寺院真身。值得庆幸的是,该寺山门、大殿及诗碑尚存,假以时日,复古工程一定会顺利竣工,重现历史光华。笔者先试从古文献里寻找和隆长寺相关文字记载,并走访了原住户,或许对即将开始的修缮工程有所帮助。

文献记载

报子胡同位于西城鸣玉坊内

隆长寺山门上有题额:“勅建护国圣祚隆长寺。”清《宸垣识略》载:“圣祚隆长寺,在西四牌楼报子胡同汉经厂外厂,万历四十五年勅建,本朝乾隆二十一年修,有御制碑并御书联额。”《日下旧闻考》载:“隆长寺,在西四牌楼北宣武街西报子胡同,明万历间初建碑无存。”

该寺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距今已四百年。《行国录》称,“明代亦设经厂于其地,以地安门内有汉经厂,故此曰外厂。”汉经厂,明代内府印经机构,专印汉文佛经,区别于番经厂,因地安门内已有汉经厂,故此处称“外厂”。明万历初建寺时立有勅建碑,至清乾隆时碑已无存。如果复建之前能下挖地下,或于隆长寺相邻的“日历厂”及四周院落一起摸探查档,深究文献的残踪余影,不但能考证隆长寺,而且将为上列“汉经厂”以至“宣武街”做出新注。一寺所引出的一厂一街一条胡同,那座“政府印刷厂”特别值得关注。

乾隆二十一年(1756),对隆长寺进行修缮。乾隆皇帝御书匾额、楹联及诗碑。据文献记载,大殿匾额为“般若观空”,后殿匾额为“莲花净界”,对联为“妙谛不多禅一指,善缘无量佛千身”。今匾额皆失,诗碑尚存,即媒体报道的被嵌在违建墙内的石碑,碑文修正后清楚可读:

“燕都四百载,梵宇数盈千。自不无颓废,岂能尽弃捐。间因为葺筑,亦以近街鄽。重见金轮焕,成诗纪岁年。乾隆丙子冬御笔。”

旧本清高宗《御制诗集》二集卷六十五亦载此诗,内容与碑文完全一致。乾隆帝作诗数量绝不在号称万首的陆游之下,其“诗多佳作少”的结论未免偏颇。他写诗贵在亲临实境,为历史研究保存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嘉庆《大清一统志》云:“隆长寺在宛平县西南。”经查证,北京城,辽代称燕京,始置宛平县,取“宛然以平”之义。明代万历年间,沈榜任宛平知县,根据官方档案编著《宛署杂记》一书,其中记载:“西城全属宛平。”“县署设北安门之西。”康熙《宛平县志》亦云:“县治在宫城地安门外迤西积庆坊。”北安门即是地安门,由此可知隆长寺在宛平县西南的说法没有问题,此宛平县与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不是一回事。

隆长寺所在报子胡同位于西城鸣玉坊内。《析津志》是一部元末人记述元大都的志书,原书失传。《析津志辑佚》有“鸣玉坊,在羊市之北”。明人《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有“鸣玉坊,箔子胡同”。光绪《顺天府志》载:“雹子胡衕,雹或作报……正红旗官学在北,有圣祚隆长寺,明汉经厂外厂也。”可知报子胡同历史悠久,元明属鸣玉坊,清属正红旗。明代称箔子胡同,清代改为雹子胡同,或作报子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该胡同为西四北西侧由南往北第三条胡同,所以改名为西四北三条,这个保留下来的珍贵有据的地名,使我们有了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

胡同里一肚子故事的老住户

笔者有幸采访到两位曾生活在报子胡同的住户。第一位老人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出生在这里。谈起隆长寺,老人说寺院和胡同变化都很大,连门牌号也变了,现在的19号,对应之前的“内四区报子胡同甲七号”。

据老人回忆,上世纪40年代时隆长寺有不少僧人居驻,每逢初一或十五很多人会到隆长寺拜佛。人众流量大,又接近街市,商贩积聚以出售传统食品和杂品为业,兼有说唱表演。护国寺、隆福寺、白云观都是如此。吃食多样,有豌豆黄、糊塌子、煎灌肠、烤白薯、火烧、炸糕等等,老人最爱吃的是面茶和炸三角,鲜美得很。童年的味道,似乎还深深地留在老人的舌尖上。追问之下,老人道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他听长辈说,40年代初,日本已占领北京,他家曾被迫腾出外院六间房,四五年间曾进驻日军不断,那叫“侵略占领”。1945年他长大些,有了印象,“国军”接续占用那六间房,也没人敢说租借,于是自家的院落,成了“免费的国防院”,那叫“接收恢复”。直到1949年春节,北平和平解放,时为解放军司令员的吴克华将军派出代表和房东祖母商量租房,代表“大娘长”“大娘短”的,祖母打心眼儿里欢迎,不只说“收啥租”,还立即再腾出十间正房,总计十六间,统统让给“大外甥”吴司令一家使用,老太太管这叫“解放自强”。

从此,老人家里一下子多了十几二十位可亲可爱的“叔叔”“大伯”和“婶婶”。很快祖母发现,吴司令的孩子小牛每天清早必替爸妈倒便桶,老人说:“没错,好人家。”日子一长,吴司令和祖母两家逐渐亲如一家。几位本院的原住 “闲人”:两位叔叔,一位姨娘,在那几天纷纷现了共产党员的真身份,堂而皇之寻自己的队伍,做了干部。老人年轻的妈妈代表年长的祖母成了报子胡同的“红人”,还当上了市妇女代表的常委。

一年多后,吴司令工作变动,搬离了报子胡同,但之后两家一直保持着深深的友谊,常相来往。老人一再声明:几句话说不尽。说起同住的“矛盾”,倒是有那么两三件,俗话说两家总算不上一家,长居一庭,哪儿有瓶不碰碗、桌不碰椅情形呢?

第一个“矛盾”是关于房租和电费。吴司令亲自出马,给祖母送来租金,祖母几次推阻,最后是祖母派人把钱送到近邻毛家湾那边的司令部,又经吴将军深致谢意才算“暂存”那边。后经吴将军查实,祖母因家中有人在电厂工作,所以享受免缴电费的待遇,电费问题才稍为平息。可租金暂存之事,总是念在吴司令心里,挂在口头,后来成为“变相房租”,每到假日,孩子和闲人们会被军车送至东单“看电影”,吴将军搬走之后多年间,还经常会送票派车。

第二个“矛盾”更简单。一位战士不小心把一张旧硬木桌子碰坏了,其实并不影响使用,但小战士立即找到老奶奶道歉,并买来一张小一点的新桌子,于是双方又推让不休,后来达成协议,共同使用。不料过了一月有余,吴将军来向奶奶了解情况,奶奶想瞒也瞒不住,接着是一位拿笔记本的军人找家人“谈话”“记录”。几天后,又送来一张和原损坏桌子一模一样的桌子,于是家中一下子增加了两张桌子,好不阔气。多年后,家人有一次给吴将军写信,还提起他们留下的两张桌子。

老人还说,1949年9月30日晚,为了迎接第二天的开国大典,许多参加游行的群众在当天夜里便整队集合,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庆祝。老人当时年纪尚小,没有资格参加,在征得隆长寺僧人同意之后,他加入有30名僧人的队伍。凌晨两三点钟出发,手举着五彩缤纷的纸旗,一起走出胡同口,一路北行,经太平仓、东官房、北海后门、东四,到东单飞机场休息午餐,再往西经长安门街、三座门大街,到了天安门,见到在城楼上的毛主席。典礼正式举行是在10月1日中午以后,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比过年热闹多了。群众游行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左右,行走极其缓慢,他回到家时已经七八点钟了。僧人们以为老人要住庙,不知道他是胡同里的小孩子。那年老人整九岁,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责任编辑:王漓鹂(QF0015)  作者:田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