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元月14日，毛泽东又邀约臧克家和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诗，他明确表达了对新诗现状的不满意以及希望，认为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练、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出路在于民歌、古典诗词基础上的结合，言谈中明确表露了对古典诗词的偏好……涉猎甚广，思考匪浅，以至于臧、袁二位大诗人颇为讶异甚至难以应对。但当臧克家反映《诗刊》创刊号因纸张紧张只能印一万份的困难时，毛泽东爽快地当场答应加印到五万份。
《诗刊》创刊号集中推出的18首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清平乐·会昌》《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七律·赠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立刻以诗史合一的史诗品格、天风海浪般的磅礴气势、光昌流丽的华美文辞以及瑰丽奇谲的浪漫想象，征服了无数读者。创刊号一经面世便形成了群众排队争购、一本难求的火爆场面。加之随后郭沫若、张光年、臧克家等人的赏析解读文章的助力，毛泽东诗词第一次掀起了全国性的热潮。
四
客观地说，这是《诗刊》的一件大事，是新中国诗歌界、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毛泽东创作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亲自审定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而且这时候，毛泽东的领袖声望正如日中天，享誉世界。当此之际，隆重推出这一批诗词意味着什么，将要产生何种影响，毛泽东应该心中有数。它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导向，变成一种风尚。但恰恰又是这一点似乎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建设方向不甚合拍。正是顾念于此，毛泽东才专门给臧克家等人写信，特别指出“青年不宜”，预先泼了泼冷水。但这只说出了一半意思，更深层的另一半意思，此后不久，他亲口对时仼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出来了，他说：“那（给臧的信——引者注）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改造，要发展，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参见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载《春秋》1988年第4期）
我认为这一段话才是毛泽东真实而坚定的诗歌理念，表明了他对中国古典诗词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自信，也包括了他对自己创作水平的清醒定位。
后来在一次大会讲话中，毛泽东又特地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第一条是民歌”，强调的是源头活水，是大众化，是普及。这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人民文艺观”是一脉相承的。甚至更早，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就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要求“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二条是古典”，强调的是历史遗产，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分出一个文野、高低、粗细来。
五
思考成熟、清晰并明确表达之后，毛泽东对发表、宣传自己作品的态度也由被动地应对一改而为积极主动地配合与支持。1958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了抓紧发表新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专门致信胡乔木——“乔木同志：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然后，又亲自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供发表。过了不到半年，又破天荒地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逐首写下“作者自注”，并于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写下一段“批注说明”——“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下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于此可见毛泽东对自己作品问世后的关注度，还颇有兴致与评家、注家和广大读者互动。
此后，收到1962年1月5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关于请求发表《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来信后，毛泽东的处理方式就比《诗刊》来信爽快多了，有更洒脱的一面，也有更严谨的一面。“更洒脱”指的是直接为《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词六首》写了一个《引言》：“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寥寥数语，以少胜多，本来“通忘记了”，既然失而复得，那就发表吧，何其潇洒！
“更严谨”指的是，当毛泽东5月9日看了郭沫若应邀为五月号《人民文学》写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清样后，竟然将其中关于《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一大段话全部删去，然后以郭沫若的口吻，重新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近千文字！为他人捉刀给自己解词，真乃古今罕见也！这说明此时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重视与自信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的《毛主席诗词》（37首）也就呼之欲出了。虽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且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都已经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家大刊上发表过，但毛泽东还是如临如履，在出版前专门授意召开了一个超高规格座谈会征求意见。毛主席为此用铅笔写了两张便条，一张写道：“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议一议”；一张写着拟请出席座谈会的人员名单，计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和文化口领导以及著名诗人20余人。而且，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翻译出版英译本之后，1964年1月，毛泽东又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诗词中的有关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经整理成文，共计32条，2000余字。在我看来，此时的毛泽东，已不仅仅把诗词看成他个人的立言，而是给中国革命立言，给中国共产党立言，给中国人民立言！
三
元月14日，毛泽东又邀约臧克家和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诗，他明确表达了对新诗现状的不满意以及希望，认为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练、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出路在于民歌、古典诗词基础上的结合，言谈中明确表露了对古典诗词的偏好……涉猎甚广，思考匪浅，以至于臧、袁二位大诗人颇为讶异甚至难以应对。但当臧克家反映《诗刊》创刊号因纸张紧张只能印一万份的困难时，毛泽东爽快地当场答应加印到五万份。
《诗刊》创刊号集中推出的18首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清平乐·会昌》《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七律·赠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立刻以诗史合一的史诗品格、天风海浪般的磅礴气势、光昌流丽的华美文辞以及瑰丽奇谲的浪漫想象，征服了无数读者。创刊号一经面世便形成了群众排队争购、一本难求的火爆场面。加之随后郭沫若、张光年、臧克家等人的赏析解读文章的助力，毛泽东诗词第一次掀起了全国性的热潮。
四
客观地说，这是《诗刊》的一件大事，是新中国诗歌界、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毛泽东创作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亲自审定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而且这时候，毛泽东的领袖声望正如日中天，享誉世界。当此之际，隆重推出这一批诗词意味着什么，将要产生何种影响，毛泽东应该心中有数。它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导向，变成一种风尚。但恰恰又是这一点似乎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建设方向不甚合拍。正是顾念于此，毛泽东才专门给臧克家等人写信，特别指出“青年不宜”，预先泼了泼冷水。但这只说出了一半意思，更深层的另一半意思，此后不久，他亲口对时仼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出来了，他说：“那（给臧的信——引者注）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改造，要发展，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参见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载《春秋》1988年第4期）
我认为这一段话才是毛泽东真实而坚定的诗歌理念，表明了他对中国古典诗词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自信，也包括了他对自己创作水平的清醒定位。
后来在一次大会讲话中，毛泽东又特地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第一条是民歌”，强调的是源头活水，是大众化，是普及。这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人民文艺观”是一脉相承的。甚至更早，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就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要求“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二条是古典”，强调的是历史遗产，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分出一个文野、高低、粗细来。
五
思考成熟、清晰并明确表达之后，毛泽东对发表、宣传自己作品的态度也由被动地应对一改而为积极主动地配合与支持。1958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了抓紧发表新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专门致信胡乔木——“乔木同志：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然后，又亲自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供发表。过了不到半年，又破天荒地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逐首写下“作者自注”，并于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写下一段“批注说明”——“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下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于此可见毛泽东对自己作品问世后的关注度，还颇有兴致与评家、注家和广大读者互动。
此后，收到1962年1月5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关于请求发表《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来信后，毛泽东的处理方式就比《诗刊》来信爽快多了，有更洒脱的一面，也有更严谨的一面。“更洒脱”指的是直接为《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词六首》写了一个《引言》：“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寥寥数语，以少胜多，本来“通忘记了”，既然失而复得，那就发表吧，何其潇洒！
“更严谨”指的是，当毛泽东5月9日看了郭沫若应邀为五月号《人民文学》写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清样后，竟然将其中关于《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一大段话全部删去，然后以郭沫若的口吻，重新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近千文字！为他人捉刀给自己解词，真乃古今罕见也！这说明此时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重视与自信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的《毛主席诗词》（37首）也就呼之欲出了。虽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且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都已经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家大刊上发表过，但毛泽东还是如临如履，在出版前专门授意召开了一个超高规格座谈会征求意见。毛主席为此用铅笔写了两张便条，一张写道：“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议一议”；一张写着拟请出席座谈会的人员名单，计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和文化口领导以及著名诗人20余人。而且，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翻译出版英译本之后，1964年1月，毛泽东又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诗词中的有关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经整理成文，共计32条，2000余字。在我看来，此时的毛泽东，已不仅仅把诗词看成他个人的立言，而是给中国革命立言，给中国共产党立言，给中国人民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