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一种“通于史”的诗学体例
以记事录诗为主旨的诗话之作，其体例也在清代发生了一次跃进，即由康熙中《渔洋诗话》之以本人视听为中心的传统写法，发展为乾隆中由《随园诗话》为代表的四方广为徵诗求话的新写法。此种长篇诗话在乾嘉以后几乎成为写作的常态，篇幅动辄在十卷以上，记录功能亦非同昔比。此是由其所处的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生活五花八门的大国新环境使然也。盖清诗除钟鼎庙堂、渔樵僧道、山川草木、鸟兽鱼虫等传统题材外，又极力着墨于较新的题材，诸如十八行省、藩部四陲，仕农工商、闺阁布衣，乃至怪行丑物、洋人夷器等，巨细靡遗，无一不能吟咏入诗，留下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当代诗学甚或社会学的史料。
“诗话”作为一种主要“通于史”（章学诚语）的诗学体例，其从北宋《六一诗话》始，至此殆可谓完成。若以现代术语名之，或可称之为“历史诗学”。此时的诗话，在平静地记录当下历史的过程中，顺带也呈现出作者的诗学趣尚。换言之，清人诗学的理论思维，此时已是自然无痕地融入历史记录的取舍褒贬之中了。现成的诗学原理与规则都已烂熟于诗人内心，作诗的主要趣味只在表现性情与生活，相信只要真实地表现即可自具面目而达于独创。诗被生活日常化了，而与此同时生活也被诗形式化了。此种曾经存在过的诗性的生活方式，在清人诗话的记录之中，被空前绝后地、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诗话的史的旨趣，除了记录当代诗坛外，前人还曾尝试运用此体汇聚一代诗史与一地诗史，如宋人托名尤袤的《全宋诗话》，系夺胎于计有功《唐诗纪事》；明人郭子章辑撰《豫章诗话》等。但宋代与明代都各只此一部，尚属偶见。断代诗话与地域诗话都是在清人手上才被激发出生机的，并蔚成大观，各自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系列。
以上即是清代诗学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其他如论诗诗之连章体亦有较大的发展，又新创“点将录”一体等，则皆可归入诗评类。三大例要而言之，诗评、诗法自具美学的性质，诗话则偏于历史的性质，合而为一亦诗亦史的整体，虽是最近的形态，也正未出儒家诗学言志言情、兴观群怨的规范也。
清诗话中一些孑遗罕觅的稿、钞本及刻本
有清一代文化繁盛，乾嘉学术臻至传统学术的高峰，诗学自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时间距今最近，保存下来的数量过大，据各家书目著录，几达一千数百种之大数目，虽不无亡佚及有目无书者，但数量仍极可观。拙辑《清诗话全编》“内编”的“顺治康熙雍正期”十册，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如前所见，我多年来即以《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五例”之说为据，进而概括为诗评、诗法、诗话三大类。今以编丛书之故，虽尽收诗评、诗法、句图、本事诗、论诗诗、点将录等各体勒为成书之作，而仍以“诗话”统称全书，这是沿用明清以来杨成玉《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等丛书的老例，非用其原义也。
《清诗话》自民国初年由丁福保首辑以来，百年间又有郭绍虞辑《续编》、拙辑《三编》等接踵而行，学术遗泽甚厚，颇为学界与读者欢迎。然皆为选辑，数量仅占已知现存总数的五、六分之一而已，不及收录的珍稀版本及重要著作也不在少数。此次《全编》借助国家之力，立旨全面收集，仅据已出版的内编清初三期与即将出版的乾隆期统计，便已达200馀种，是迄今为止经过现代整理、编次最为完全的一次整体呈现。而才编至乾隆期，收入的种数即已超过上述《清诗话》一、二、三编的总和了。数量大加上种类繁多，前述“三分”体例的认识成果不能遽用，全书遂改从著述的“自撰”与“汇编”两大基本属性入手，分为内、外编。两编之下，内编自撰之著按清十帝的时序排列，外编汇编之著则据内容宗旨分为“断代”、“地域”、“诗法”三类。如此既合乎一代诗学著述生成之实际，也稍便阅读使用。此次先行面世的顺、康、雍三期自撰之著，即属内编，其中近半数凡45种为一、二、三编所未收，不乏稿、钞本及刻本之孑遗罕觅者，一直以来都未能充分流通。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二。
稿钞本首次刊印者，有浙江图书馆藏《来集之先生诗话稿》，上海图书馆藏王毓芝《诗剩》，国家图书馆藏朱绍本《定风轩活句参》、得云道人《无当玉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康乃心《河山诗话》等。而上海师大藏田雯《山薑诗话》稿本，田氏后来虽有刻本《古欢堂杂著·诗论诗话》，但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与吴乔《围炉诗话》、《逃禅诗话》的关系相似，故以并录为宜。又常熟市图书馆藏有宋顾乐《梦晓楼随笔记》《梦晓楼人随笔》稿本两种，前一种曾易名《梦晓楼随笔》刊行，较流行，但后一种则未刊，今为补录刊出。至于乾隆期收入的稿本、钞本亦有多种，其中以国家图书馆新发现的翁方纲作于去世前的《石洲诗话》卷九、卷十手稿本，最令人瞩目，覃溪此书遂得以经由《全编》首次完帙也。
刻本罕存者，如魏裔介《兼济堂诗话》附于其《唐诗清览集》后，国内未见藏，此次得自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王含光《吟坛辨体》康熙刻本藏山西省图及祁县图书馆，出晋地则未见。陈元辅《枕山楼课儿诗话》初刻本未见，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有雍正三年的重刊本，为目前所仅见；袁若愚《学诗初例》有康熙丙申文盛堂刻本，藏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一般著录乃为乾隆刻本，经比勘系同一版之先后刻，该书的写作及初刻时间遂可提前至康熙时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发现。夏基《隐居放言诗话》一卷，原来江西省图书馆曾藏有一旧钞本，编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曾寓目过，今已不明下落，只能转从日本内阁文库藏康熙癸酉刻本复制。此外台湾大学藏李其永《漫翁诗话》二卷，大陆亦未见。台大另藏有乾隆间冯一鹏的《忆旧游诗话》刻本一种，大陆某馆虽著录有藏，然一直无由得见，两种均从台大录回。
版本有异须择善而从者，如浙江图书馆藏王士禛《诗问》四卷续三卷康熙刻本，乃是郎廷槐、刘大勤录王士禛等人诗问答的最初刊本，后几经改编翻刻，流行的《带经堂诗话》本、《花薰阁诗述》本及《清诗话》本等均大失其原貌。通行诸本多将郎录的张笃庆、张实居二家答与王士禛答并列，而康熙初刻原是三家分列的；尤其是续三卷十二问答，一家一卷，后世之本或全阙，或混淆，如《清诗话》本据《花薰阁诗述》本，统合前、续为一卷，第20则以下之续问答著为王士禛一人之答（含张实居二答），核之康熙本，实为张笃庆一人之答，渔洋仅占二则半（其中一则还被误属张实居萧亭），张冠“王”戴，而真正的渔洋之答十二则，反有十则付之阙如。1985年齐鲁书社周维德《诗问四种》本已用此康熙本，然影响不敌《清诗话》本之一版再版也。
再如严首昇《濑园诗话》二卷，载康熙初年所刻之《濑园文集》卷十九及卷二十，两卷之间又另页补入二十则，盖《濑园集》曾于康熙二年至九年“三续于家”，此本即为“三续”者，故最全。前之顺治刻本仅一卷，后之《茂雪堂丛书》本未注意及此增续文字，皆未为善。又如蒋衡《说诗别裁》，《续修四库》所收乾隆初刻本时间虽早，然内容仅为《古诗十九首》一笺，其书实由《古诗十九首笺》与《古乐府》、《杜诗纪闻》三种组成，载蒋氏《拙存堂文集》中。而乾隆本失载的《古乐府》与《杜诗纪闻》两种，后为乾隆中李调元窃用，拼凑成他的《雨村诗话》（二卷本）。今蒋氏全本行世，则雨村“话古”诗话之伪（另有“话今”诗话十六卷补遗四卷）一桩公案，亦得以大白于天下，诚为快事。其他如叶弘勋《诗法初津》，乾隆间钱思敏等改编成《增订诗法》，实有减无增，今顺治期既收叶书，则钱书乾隆期即可不收；王士禛《律诗定体》用乾隆二十二年泺源书院刊宋弼辑订《诗说二种》本，方贞观《辍锻录》用复旦大学藏原稿本等，均不同于通行本，就不一一缕述了。这些版本异同流传取舍的情况，俱于各书前的“提要”中予以说明，提要并对撰者生平、成书刊刻时间及该书的诗学价值等，也一一考辨订讹，重要者则详绎之，期以裨益学术，读者幸能留意之。
重估清诗价值，“为古人续命”
诗话编纂的另一繁重之点在于标点校勘。编者于此曾谐用拍卖行之语，提出一个“下影印一等”的说法，以求最大程度地保持整理本的准确性。现代的标点、排印方式，文字容易产生讹误，西式标点规则也不尽符合传统文言文法，加之诗话随笔，文法本身也不如诗文之正式严谨，故点校并非易事。清人诗话稿本、钞本又颇有用行草书就者，刻本之序跋题辞，往往还有挥洒草书者，即连刻本正文，保存不善、字迹漫漶者也不在少数。此等处辨识极需功夫，一字不容含糊。如钱尚濠《买愁集》四卷久湮无闻，各卷前之弁言即为草书，此书民国初忽受欢迎，然上海藜光社等排印本竟舍弁言不用，岂非避难就易乎？又如《来集之诗话稿》，全稿墨迹暗淡，字、纸几近一色，且稿中勾乙改动之处甚多，整理难度不小。此系清初之稿本，来氏有名于时，不容不收，最终得以清晰之面目问世，可谓来氏功臣也。此类“整旧一新”的情况，乾隆期以下各期所在多有，编者《全编序》“为古人续命”一说，即此之谓也。此种高质量的现代整理本，其价值实又并不在影印本之下，而便利今人阅读研究之功效，也是影印本无从替代的。
清代距今已届百年。上世纪初，陈寅恪先生即曾就治中国古代史，对现代学人提出过一个“应具了解之同情”的要求。余以为这是一个高悬于其他任何治学方法之上的原则，当然也不妨视之为底线。陈先生并进而指出：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陈先生此言写于民国二十年，针对一部学术著作，自是一个学术的立场。但是否也是对于距时不久的反孔之举，作出的一个极早、极敏锐的反思呢？
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之业，不得不需要从接续上世纪被凿出的文化断层开始，不得不需要从头再培养起此种“了解之同情”的正常心态。余与同仁此番编辑《清诗话全编》，不避琐屑而务求其“全”，即秉持此一种同情之心态，欲为古人续命也。盖清后之百年，或罪其以少数族入主中土，或罪其挫于中、西交涉之际，更有罪其为“封建专制”而全盘抹煞者，影响流传所及，已全然不知康、乾盛世之得中华文化之正，即连诗话也几成绝学了。
在此谨冀望《全编》的出版，能够促进清诗的整理、阅读、研究之业，推动评定其作为继唐诗、宋诗之后第三个高峰（汪辟疆语）的历史位置。诗与文，本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权威两体，其文史价值原不在同时代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之下。其中如唐诗的价值，乃是在宋人手上评定的；宋诗的价值，更在历经元、明两代，由清人手上才得以评定，都费去了数百年的漫长时间，方获定评。如此则清诗距今尚不算遥远，又有汪辟疆、钱仲联、钱锺书等前辈学者开导在先，正是今后大可用武之地。此番《全编》集中完整汇聚的清人一代诗学，既是历代诗评、诗法的集成，又是本朝诗艺、诗话的当下记录，为今人普遍阅读、深入研究清诗大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是不二法门，相信当能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诗话”，一种“通于史”的诗学体例
以记事录诗为主旨的诗话之作，其体例也在清代发生了一次跃进，即由康熙中《渔洋诗话》之以本人视听为中心的传统写法，发展为乾隆中由《随园诗话》为代表的四方广为徵诗求话的新写法。此种长篇诗话在乾嘉以后几乎成为写作的常态，篇幅动辄在十卷以上，记录功能亦非同昔比。此是由其所处的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生活五花八门的大国新环境使然也。盖清诗除钟鼎庙堂、渔樵僧道、山川草木、鸟兽鱼虫等传统题材外，又极力着墨于较新的题材，诸如十八行省、藩部四陲，仕农工商、闺阁布衣，乃至怪行丑物、洋人夷器等，巨细靡遗，无一不能吟咏入诗，留下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当代诗学甚或社会学的史料。
“诗话”作为一种主要“通于史”（章学诚语）的诗学体例，其从北宋《六一诗话》始，至此殆可谓完成。若以现代术语名之，或可称之为“历史诗学”。此时的诗话，在平静地记录当下历史的过程中，顺带也呈现出作者的诗学趣尚。换言之，清人诗学的理论思维，此时已是自然无痕地融入历史记录的取舍褒贬之中了。现成的诗学原理与规则都已烂熟于诗人内心，作诗的主要趣味只在表现性情与生活，相信只要真实地表现即可自具面目而达于独创。诗被生活日常化了，而与此同时生活也被诗形式化了。此种曾经存在过的诗性的生活方式，在清人诗话的记录之中，被空前绝后地、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诗话的史的旨趣，除了记录当代诗坛外，前人还曾尝试运用此体汇聚一代诗史与一地诗史，如宋人托名尤袤的《全宋诗话》，系夺胎于计有功《唐诗纪事》；明人郭子章辑撰《豫章诗话》等。但宋代与明代都各只此一部，尚属偶见。断代诗话与地域诗话都是在清人手上才被激发出生机的，并蔚成大观，各自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系列。
以上即是清代诗学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其他如论诗诗之连章体亦有较大的发展，又新创“点将录”一体等，则皆可归入诗评类。三大例要而言之，诗评、诗法自具美学的性质，诗话则偏于历史的性质，合而为一亦诗亦史的整体，虽是最近的形态，也正未出儒家诗学言志言情、兴观群怨的规范也。
清诗话中一些孑遗罕觅的稿、钞本及刻本
有清一代文化繁盛，乾嘉学术臻至传统学术的高峰，诗学自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时间距今最近，保存下来的数量过大，据各家书目著录，几达一千数百种之大数目，虽不无亡佚及有目无书者，但数量仍极可观。拙辑《清诗话全编》“内编”的“顺治康熙雍正期”十册，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如前所见，我多年来即以《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五例”之说为据，进而概括为诗评、诗法、诗话三大类。今以编丛书之故，虽尽收诗评、诗法、句图、本事诗、论诗诗、点将录等各体勒为成书之作，而仍以“诗话”统称全书，这是沿用明清以来杨成玉《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等丛书的老例，非用其原义也。
《清诗话》自民国初年由丁福保首辑以来，百年间又有郭绍虞辑《续编》、拙辑《三编》等接踵而行，学术遗泽甚厚，颇为学界与读者欢迎。然皆为选辑，数量仅占已知现存总数的五、六分之一而已，不及收录的珍稀版本及重要著作也不在少数。此次《全编》借助国家之力，立旨全面收集，仅据已出版的内编清初三期与即将出版的乾隆期统计，便已达200馀种，是迄今为止经过现代整理、编次最为完全的一次整体呈现。而才编至乾隆期，收入的种数即已超过上述《清诗话》一、二、三编的总和了。数量大加上种类繁多，前述“三分”体例的认识成果不能遽用，全书遂改从著述的“自撰”与“汇编”两大基本属性入手，分为内、外编。两编之下，内编自撰之著按清十帝的时序排列，外编汇编之著则据内容宗旨分为“断代”、“地域”、“诗法”三类。如此既合乎一代诗学著述生成之实际，也稍便阅读使用。此次先行面世的顺、康、雍三期自撰之著，即属内编，其中近半数凡45种为一、二、三编所未收，不乏稿、钞本及刻本之孑遗罕觅者，一直以来都未能充分流通。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二。
稿钞本首次刊印者，有浙江图书馆藏《来集之先生诗话稿》，上海图书馆藏王毓芝《诗剩》，国家图书馆藏朱绍本《定风轩活句参》、得云道人《无当玉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康乃心《河山诗话》等。而上海师大藏田雯《山薑诗话》稿本，田氏后来虽有刻本《古欢堂杂著·诗论诗话》，但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与吴乔《围炉诗话》、《逃禅诗话》的关系相似，故以并录为宜。又常熟市图书馆藏有宋顾乐《梦晓楼随笔记》《梦晓楼人随笔》稿本两种，前一种曾易名《梦晓楼随笔》刊行，较流行，但后一种则未刊，今为补录刊出。至于乾隆期收入的稿本、钞本亦有多种，其中以国家图书馆新发现的翁方纲作于去世前的《石洲诗话》卷九、卷十手稿本，最令人瞩目，覃溪此书遂得以经由《全编》首次完帙也。
刻本罕存者，如魏裔介《兼济堂诗话》附于其《唐诗清览集》后，国内未见藏，此次得自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王含光《吟坛辨体》康熙刻本藏山西省图及祁县图书馆，出晋地则未见。陈元辅《枕山楼课儿诗话》初刻本未见，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有雍正三年的重刊本，为目前所仅见；袁若愚《学诗初例》有康熙丙申文盛堂刻本，藏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一般著录乃为乾隆刻本，经比勘系同一版之先后刻，该书的写作及初刻时间遂可提前至康熙时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发现。夏基《隐居放言诗话》一卷，原来江西省图书馆曾藏有一旧钞本，编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曾寓目过，今已不明下落，只能转从日本内阁文库藏康熙癸酉刻本复制。此外台湾大学藏李其永《漫翁诗话》二卷，大陆亦未见。台大另藏有乾隆间冯一鹏的《忆旧游诗话》刻本一种，大陆某馆虽著录有藏，然一直无由得见，两种均从台大录回。
版本有异须择善而从者，如浙江图书馆藏王士禛《诗问》四卷续三卷康熙刻本，乃是郎廷槐、刘大勤录王士禛等人诗问答的最初刊本，后几经改编翻刻，流行的《带经堂诗话》本、《花薰阁诗述》本及《清诗话》本等均大失其原貌。通行诸本多将郎录的张笃庆、张实居二家答与王士禛答并列，而康熙初刻原是三家分列的；尤其是续三卷十二问答，一家一卷，后世之本或全阙，或混淆，如《清诗话》本据《花薰阁诗述》本，统合前、续为一卷，第20则以下之续问答著为王士禛一人之答（含张实居二答），核之康熙本，实为张笃庆一人之答，渔洋仅占二则半（其中一则还被误属张实居萧亭），张冠“王”戴，而真正的渔洋之答十二则，反有十则付之阙如。1985年齐鲁书社周维德《诗问四种》本已用此康熙本，然影响不敌《清诗话》本之一版再版也。
再如严首昇《濑园诗话》二卷，载康熙初年所刻之《濑园文集》卷十九及卷二十，两卷之间又另页补入二十则，盖《濑园集》曾于康熙二年至九年“三续于家”，此本即为“三续”者，故最全。前之顺治刻本仅一卷，后之《茂雪堂丛书》本未注意及此增续文字，皆未为善。又如蒋衡《说诗别裁》，《续修四库》所收乾隆初刻本时间虽早，然内容仅为《古诗十九首》一笺，其书实由《古诗十九首笺》与《古乐府》、《杜诗纪闻》三种组成，载蒋氏《拙存堂文集》中。而乾隆本失载的《古乐府》与《杜诗纪闻》两种，后为乾隆中李调元窃用，拼凑成他的《雨村诗话》（二卷本）。今蒋氏全本行世，则雨村“话古”诗话之伪（另有“话今”诗话十六卷补遗四卷）一桩公案，亦得以大白于天下，诚为快事。其他如叶弘勋《诗法初津》，乾隆间钱思敏等改编成《增订诗法》，实有减无增，今顺治期既收叶书，则钱书乾隆期即可不收；王士禛《律诗定体》用乾隆二十二年泺源书院刊宋弼辑订《诗说二种》本，方贞观《辍锻录》用复旦大学藏原稿本等，均不同于通行本，就不一一缕述了。这些版本异同流传取舍的情况，俱于各书前的“提要”中予以说明，提要并对撰者生平、成书刊刻时间及该书的诗学价值等，也一一考辨订讹，重要者则详绎之，期以裨益学术，读者幸能留意之。
重估清诗价值，“为古人续命”
诗话编纂的另一繁重之点在于标点校勘。编者于此曾谐用拍卖行之语，提出一个“下影印一等”的说法，以求最大程度地保持整理本的准确性。现代的标点、排印方式，文字容易产生讹误，西式标点规则也不尽符合传统文言文法，加之诗话随笔，文法本身也不如诗文之正式严谨，故点校并非易事。清人诗话稿本、钞本又颇有用行草书就者，刻本之序跋题辞，往往还有挥洒草书者，即连刻本正文，保存不善、字迹漫漶者也不在少数。此等处辨识极需功夫，一字不容含糊。如钱尚濠《买愁集》四卷久湮无闻，各卷前之弁言即为草书，此书民国初忽受欢迎，然上海藜光社等排印本竟舍弁言不用，岂非避难就易乎？又如《来集之诗话稿》，全稿墨迹暗淡，字、纸几近一色，且稿中勾乙改动之处甚多，整理难度不小。此系清初之稿本，来氏有名于时，不容不收，最终得以清晰之面目问世，可谓来氏功臣也。此类“整旧一新”的情况，乾隆期以下各期所在多有，编者《全编序》“为古人续命”一说，即此之谓也。此种高质量的现代整理本，其价值实又并不在影印本之下，而便利今人阅读研究之功效，也是影印本无从替代的。
清代距今已届百年。上世纪初，陈寅恪先生即曾就治中国古代史，对现代学人提出过一个“应具了解之同情”的要求。余以为这是一个高悬于其他任何治学方法之上的原则，当然也不妨视之为底线。陈先生并进而指出：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陈先生此言写于民国二十年，针对一部学术著作，自是一个学术的立场。但是否也是对于距时不久的反孔之举，作出的一个极早、极敏锐的反思呢？
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之业，不得不需要从接续上世纪被凿出的文化断层开始，不得不需要从头再培养起此种“了解之同情”的正常心态。余与同仁此番编辑《清诗话全编》，不避琐屑而务求其“全”，即秉持此一种同情之心态，欲为古人续命也。盖清后之百年，或罪其以少数族入主中土，或罪其挫于中、西交涉之际，更有罪其为“封建专制”而全盘抹煞者，影响流传所及，已全然不知康、乾盛世之得中华文化之正，即连诗话也几成绝学了。
在此谨冀望《全编》的出版，能够促进清诗的整理、阅读、研究之业，推动评定其作为继唐诗、宋诗之后第三个高峰（汪辟疆语）的历史位置。诗与文，本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权威两体，其文史价值原不在同时代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之下。其中如唐诗的价值，乃是在宋人手上评定的；宋诗的价值，更在历经元、明两代，由清人手上才得以评定，都费去了数百年的漫长时间，方获定评。如此则清诗距今尚不算遥远，又有汪辟疆、钱仲联、钱锺书等前辈学者开导在先，正是今后大可用武之地。此番《全编》集中完整汇聚的清人一代诗学，既是历代诗评、诗法的集成，又是本朝诗艺、诗话的当下记录，为今人普遍阅读、深入研究清诗大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是不二法门，相信当能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