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珠寺的前世今生
景山公园东侧的三眼井胡同走到头，有一处红墙高筑的古老寺庙建筑群。绕到南门，山门开着，无人值守。旁边一条小路，也能进入。走进院里，天王殿、大雄宝殿、僧房、影壁……触目所及，建筑群古意盎然，却没有丝毫的破败感，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精致。
这里就是智珠寺。可走进天王殿里，你会发现，这儿竟是一家餐厅的前台，而且还是家法餐厅。
智珠寺的“前世今生”，说起来颇有几分戏剧性。公元17世纪末，康熙帝推崇藏传佛教，在当时的御用印经厂原址建起三座重要寺庙：智珠寺、法渊寺和嵩祝寺，作为北京城内的藏传佛教传播中心。新中国成立后，智珠寺先后变成北京金漆镶嵌厂、自行车飞轮厂、医疗器械厂、牡丹电视机厂等，还做过三年废品回收站。拍摄于2002年的一张全景照片显示：几座大殿之间盖满了厂房、海鲜冷库、锅炉房等建筑，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古建筑破败不堪。
2007年，一位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转悠的比利时银行家，发现了破败已久的智珠寺，残垣断壁在夕阳的余晖中散发出动人心魄的绝望之美。“那一天我发现了我的使命。”这位名叫温守诺的比利时人说。温守诺和林凡等中国合伙人成立公司，与产权单位及牡丹电视机厂签订三方协议，对智珠寺进行修缮并获得20年使用权。智珠寺走上了重生之路。
修缮的过程异常精细、审慎，竟然持续了四年多时间，光是建筑垃圾，就拉出去400多车。
建筑构件能保留的都保留，木头、瓦片被拆下来，编上号，在整体结构加固后，再按原来的编号放回去。大雄宝殿曾着过一场大火，屋顶的结构几乎都烧成了黑炭，当时已岌岌可危。修缮将屋顶内部用新木料重建，外边的老瓦片原样装回去。修缮时在殿顶藻井上发现了精美绝伦的彩绘，历经百年色彩依然清晰可辨。修缮团队找到画家汤国，请他用修复古画的工艺抢救这些彩绘，并决定不再补齐空缺的藻井，给人们透过藻井观看屋顶结构的机会。大殿里还保留了1960年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
修缮后，大雄宝殿现在用来举办有品质的讲座、课程以及音乐会；僧房是画廊和会议室，画廊免费开放；建于1960年代的原牡丹电视机厂厂房，开辟为法餐厅，收入用以支撑文物修缮和保护。
“开法餐厅并不是为了洋气，而是法餐的仪式感强，智珠寺曾经是宗教场所，强调仪式感，在精神上是互通的。而且，法餐整体偏冷，是所有饮食里对空间的气味干扰最少的。”林凡说。
为什么要开餐厅？“我们想创造有趣的内容和适合的内容，吸引古建保护专业之外的人来我们的场地，吸引他们能停留更长的时间，传播文物保护的理念。如果不解决吃饭的问题，他们就会着急走。”林凡笑说。但智珠寺严格遵守文物保护规定，厨房设在保护红线之外。
2012年8月27日，北京智珠寺建筑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优秀奖。
然而，即便在国际上获得褒奖，智珠寺的活化利用方式在国内社会还是有争议。
“寺庙里开餐厅，合适吗？”这是最普遍的疑虑。但随着这几年运营下来，智珠寺已成为北京一个文化艺术目的地。而与之同期建设的法渊寺早已损毁不在，嵩祝寺也破坏严重。当初质疑古建里开餐厅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文物的尊严来自“活化”
实际上，对智珠寺活化利用方式的争议，很大程度来源于文物的特殊属性。2018年10月，在西城区历史名城保护委员会发起的遗产活化城市联盟大会上，来自全国多个城市的文保工作者，都不同程度表达了实际工作中的困惑。
“修文物没问题，但搞利用搞经营，就会有人觉得文物部门不务正业。”“文物的公益性利用也没问题，但经营性利用，是不是就走到了保护的对立面？”“政策文件里都讲文物要合理利用，但怎么利用才算作合理利用？这个度该怎么把握？”
与会的文化部原副部长励小捷在发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根据国际上制定的相关公约，如早期的《威尼斯宣言》，到后来《奈良文件》《考古宣言》，以及中国近年来的文物保护利用实践，对于“文物合理利用”的理解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述：第一，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第二，有利于文物价值的认识与传播；第三，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是统一的。
同时，文物利用还要坚守三条底线。第一是不能破坏文物安全；第二是不能为个人，为私人服务；第三是不能违背科学精神和社会公平。
“评价文物利用得合适不合适，好不好，重点是看对它内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彰显与传播，而不是它的其它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一点是国际公约。”励小捷说。
今年1月12日，在智珠寺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不少专家围绕这一话题也表达了各自观点。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研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说，“我们需要秉持一种大众化、中国特色针对性、公共化和资产化的新价值观，以达成看得到、看得懂、可参与、周边化的文化遗产活化目标。同时文化遗产活化应引入社会参与，包括多学科参与、游客参与、社区参与和资本参与。实现这些社会参与又要依赖各方面良好的政策供给。”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说，“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文化遗产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合理利用不足，文化遗产活起来的方法途径亟须创新……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过程中，我们需要选择与遗产价值相适应的利用功能和利用方式，利用手段要符合遗产本身的物质和文化特征，并适应与周边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从专家的讨论中不难看出，文物的活化利用，是公益性的，还是经营性的；是政府亲力亲为自己管，还是引导社会力量来运营，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定之规，最终还是要看：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否得到最大程度地传播，是否体现了社会公平，以及是否能健康可持续地运营下去。由此，文物遗产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
智珠寺的前世今生
景山公园东侧的三眼井胡同走到头，有一处红墙高筑的古老寺庙建筑群。绕到南门，山门开着，无人值守。旁边一条小路，也能进入。走进院里，天王殿、大雄宝殿、僧房、影壁……触目所及，建筑群古意盎然，却没有丝毫的破败感，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精致。
这里就是智珠寺。可走进天王殿里，你会发现，这儿竟是一家餐厅的前台，而且还是家法餐厅。
智珠寺的“前世今生”，说起来颇有几分戏剧性。公元17世纪末，康熙帝推崇藏传佛教，在当时的御用印经厂原址建起三座重要寺庙：智珠寺、法渊寺和嵩祝寺，作为北京城内的藏传佛教传播中心。新中国成立后，智珠寺先后变成北京金漆镶嵌厂、自行车飞轮厂、医疗器械厂、牡丹电视机厂等，还做过三年废品回收站。拍摄于2002年的一张全景照片显示：几座大殿之间盖满了厂房、海鲜冷库、锅炉房等建筑，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古建筑破败不堪。
2007年，一位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转悠的比利时银行家，发现了破败已久的智珠寺，残垣断壁在夕阳的余晖中散发出动人心魄的绝望之美。“那一天我发现了我的使命。”这位名叫温守诺的比利时人说。温守诺和林凡等中国合伙人成立公司，与产权单位及牡丹电视机厂签订三方协议，对智珠寺进行修缮并获得20年使用权。智珠寺走上了重生之路。
修缮的过程异常精细、审慎，竟然持续了四年多时间，光是建筑垃圾，就拉出去400多车。
建筑构件能保留的都保留，木头、瓦片被拆下来，编上号，在整体结构加固后，再按原来的编号放回去。大雄宝殿曾着过一场大火，屋顶的结构几乎都烧成了黑炭，当时已岌岌可危。修缮将屋顶内部用新木料重建，外边的老瓦片原样装回去。修缮时在殿顶藻井上发现了精美绝伦的彩绘，历经百年色彩依然清晰可辨。修缮团队找到画家汤国，请他用修复古画的工艺抢救这些彩绘，并决定不再补齐空缺的藻井，给人们透过藻井观看屋顶结构的机会。大殿里还保留了1960年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
修缮后，大雄宝殿现在用来举办有品质的讲座、课程以及音乐会；僧房是画廊和会议室，画廊免费开放；建于1960年代的原牡丹电视机厂厂房，开辟为法餐厅，收入用以支撑文物修缮和保护。
“开法餐厅并不是为了洋气，而是法餐的仪式感强，智珠寺曾经是宗教场所，强调仪式感，在精神上是互通的。而且，法餐整体偏冷，是所有饮食里对空间的气味干扰最少的。”林凡说。
为什么要开餐厅？“我们想创造有趣的内容和适合的内容，吸引古建保护专业之外的人来我们的场地，吸引他们能停留更长的时间，传播文物保护的理念。如果不解决吃饭的问题，他们就会着急走。”林凡笑说。但智珠寺严格遵守文物保护规定，厨房设在保护红线之外。
2012年8月27日，北京智珠寺建筑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优秀奖。
然而，即便在国际上获得褒奖，智珠寺的活化利用方式在国内社会还是有争议。
“寺庙里开餐厅，合适吗？”这是最普遍的疑虑。但随着这几年运营下来，智珠寺已成为北京一个文化艺术目的地。而与之同期建设的法渊寺早已损毁不在，嵩祝寺也破坏严重。当初质疑古建里开餐厅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文物的尊严来自“活化”
实际上，对智珠寺活化利用方式的争议，很大程度来源于文物的特殊属性。2018年10月，在西城区历史名城保护委员会发起的遗产活化城市联盟大会上，来自全国多个城市的文保工作者，都不同程度表达了实际工作中的困惑。
“修文物没问题，但搞利用搞经营，就会有人觉得文物部门不务正业。”“文物的公益性利用也没问题，但经营性利用，是不是就走到了保护的对立面？”“政策文件里都讲文物要合理利用，但怎么利用才算作合理利用？这个度该怎么把握？”
与会的文化部原副部长励小捷在发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根据国际上制定的相关公约，如早期的《威尼斯宣言》，到后来《奈良文件》《考古宣言》，以及中国近年来的文物保护利用实践，对于“文物合理利用”的理解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述：第一，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第二，有利于文物价值的认识与传播；第三，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是统一的。
同时，文物利用还要坚守三条底线。第一是不能破坏文物安全；第二是不能为个人，为私人服务；第三是不能违背科学精神和社会公平。
“评价文物利用得合适不合适，好不好，重点是看对它内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彰显与传播，而不是它的其它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一点是国际公约。”励小捷说。
今年1月12日，在智珠寺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不少专家围绕这一话题也表达了各自观点。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研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说，“我们需要秉持一种大众化、中国特色针对性、公共化和资产化的新价值观，以达成看得到、看得懂、可参与、周边化的文化遗产活化目标。同时文化遗产活化应引入社会参与，包括多学科参与、游客参与、社区参与和资本参与。实现这些社会参与又要依赖各方面良好的政策供给。”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说，“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文化遗产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合理利用不足，文化遗产活起来的方法途径亟须创新……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过程中，我们需要选择与遗产价值相适应的利用功能和利用方式，利用手段要符合遗产本身的物质和文化特征，并适应与周边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从专家的讨论中不难看出，文物的活化利用，是公益性的，还是经营性的；是政府亲力亲为自己管，还是引导社会力量来运营，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定之规，最终还是要看：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否得到最大程度地传播，是否体现了社会公平，以及是否能健康可持续地运营下去。由此，文物遗产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