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臂一呼
“以从义为怀”的姚先生也表现出性格的另一面：他不会通达权变，更不会谄媚阿谀。他常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1940年，姚先生在立煌师院任教时，曾经把时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的方治从自己教室里轰走。1943年，他在安徽师专任教，为抗议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的行径，遂发起集体辞职风潮，罢教罢课，“身为教师，义不受辱”。
李宗仁来了，准备对群众做些安抚工作，于是召开座谈会，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作为教师代表，姚先生当着李宗仁的面揭露李品仙在日寇进犯大别山时，抛下百姓不顾，带着部队溃逃、不敢抵抗的事实。“你五路军唱的歌很好：‘五路军不动人民一根线，五路军不失国家一寸土地。’但是这一回打仗没有抵抗。”
听闻此言，李宗仁脸色十分难堪。事后有同事责备姚先生：“就怕是你有胆量，李长官没有气量。”
姚先生身上有师尊的遗风，关心时世，疾恶如仇。对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他总是旗帜鲜明地斗争、反对。
1947年前后，贵阳师范学院曾先后发生了两起驱逐新任院长的风潮。姚先生其时是学院五人教授会的负责人，对当局用特务做院长的行径非常愤慨，积极支持学生“不要政客，要学者”的护校行动，根本不顾自己是否因此遭到解聘。
即使到了晚年，姚先生身上这种血性依然未减。如关于职称的评定，他曾为山西大学中文系一位中年教师提升副教授的问题给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写信，说他“教学，科研无论数量上、质量上都比较突出”，是经系、校两级学术委员会多次评比，通过上报的，但头一次批的名单中却没有他；而“由于人数多了，暂缓一部分，是可以的。但把学委会正式通过的有的缓了，而把没有通过的有的却批了，这就不符合中央文件原则”。
三年后（即1987年），姚先生又给山西省委领导写信，说职称评定“指导思想不是‘改革’当头，而是照顾为首”，如“论资排辈代替了坚持标准”，“根本问题是重人事、不重人才”，“我们的中青年上的占的比例却很少，这就是存在的一个严重情况。我认为当前可以采取的措施”“首先应该让各校中青年中超标准的，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等等（并附上《对教育改革的意见》）。
同年7月10日，姚先生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破除专业职务评审中的论资排辈》的文章。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年轻知识分子的人文关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他曾说：“没有人呼吁没有人抗争，又会成为什么样子。”正如他所作诗云：“清明才见草生芽，北国难开二月花。寄语东风须着力，但期新绿接天涯。”
“寄语东风须着力”，一语双关，不仅是希望东风早绿江北岸，祖国大地春满园，更主要的是希望政策发挥更大作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但期新绿接天涯”，体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不仅希望北国早开二月花，而且但愿万紫千红遍布神州的每一寸土地，直至天涯海角。
讲习之道
姚先生一生很重视“讲习”，把学问变成人生修为的一门课程。他的学术代表作即名为《姚奠中讲习文集》（共五册，170万字）。
所谓“讲习”，语出《〈周易·兑卦〉象》辞：“君子以朋友讲习。”讲习当然是有讲有习，讲是主导，习是主体。讲者指明方向，教给方法，加以引导，作出示范和榜样；习者则要薪火传承、举一反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讲与习是人才培养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善于讲，是说要讲得精，讲出新意和创见，并且要讲到恰到好处而后止。“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以讲启习，以习促讲，互动共进，螺旋式上升。这就是国学所弘扬的讲习之道，体现了人才培养最本质的教育规律。
章太炎先生每次讲学都是冠以“讲习”之名。我想姚先生所以要将文集命名为“讲习”，就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姚奠中讲习文集》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各领域，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周汝昌先生称姚先生为当代“通儒”“鸿儒”，“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
如讲诸子散文，姚先生从鲁国的儒家说到齐国的阴阳家，从三晋的法家说到河洛的纵横家，策士、谋士和学士纷纷登场，文学、历史和哲学融为一片，精彩绝伦。诚如有人说的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其学问之博、思路之广、见解之精所叹服。
《山西大学学报》原主编傅如一曾感慨：“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天要阅读到大量的论文，深感当今的学术规范、学术风气，问题严重。许多论文可以说不是用心写的，而是用现代化的手段从网上裁剪拼凑的，缺少自己的东西，更不用说原创性。由此，我愈加感到出版《姚奠中讲习文集》的现实意义很大，因为，这部讲习文集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更大范围的‘讲’，对‘习’者的启发和教育一定是全方位的。”又说：“姚先生最重视通才教育，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无一不是通才。”
姚先生毕生以弘扬章太炎先生的讲习精神为己任，在教育事业各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一生共培养的19名研究生，现皆成著名学者（还有一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真是风流文采各异姿，八方弟子著“春秋”。
2016年1月16日，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姚奠中先生系列书法作品出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称“姚奠中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此为中的之言也。
识力犀利
近日，我找到姚先生《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和今后应由之路》（载贵阳师范学院《教育学术》1949年第四、五合刊号）、《我对文艺学教学的检查》（载《文艺报》1952年第4期）两篇早期文章，这对我们认识作者前期的学术思想殊有价值。
《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和今后应由之路》共5300余字，姚先生对当时国学界何以“缺少蓬勃的气象”，“国学的前途都日见暗淡无光”的现象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他还逐一评价了“从事国学者”的各自特点，其中包括康有为、章太炎、黄季刚、胡适之、顾颉刚、冯芝生（冯友兰）等人的国学研究及其影响——尤其是章、胡及顾的。这篇文章真知灼见竞相迸发，每中肯綮而大启人思。一言以概之，此文对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国学研究情况甚为重要。
姚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大概因为凡一学派到了高潮后，随波逐流之士日见增多，如没有杰出的人才，继续扩张领域，则自然走入衰蔽之途。同时，时代是前进的，时移世易，需要不同，过去所认为新者，早已又成为落伍”。先生的这些言说均可谓见树见林而得其大者。
姚先生还说，“今文家继起的康有为，因为别有用心，遂举古文家所据之典籍，悉目之为伪，肆意攻击。虽多荒谬，而民国以来的新派学者，却大受其影响。古文家后期大师章太炎先师，一面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康派之失；一面以新知济旧闻，而独辟蹊径。虽为激进者所不满，而他的成绩之卓越，则仍为他人所不及”；“胡适继章师而谈整理国故，他的方案是：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大体说来，这方案是不错的……胡氏的功绩，便在别人作了没有提出，而他提出了；许多人各别所作没有合拢，而他把它合起来了”；“他们（胡适、顾颉刚等）对国学的看法，大体上也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工作的成绩，则尚不能令人满意。这也许是识见有余而功夫不足”；“顾氏的方法本是出于胡氏的……所谓‘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方法，本来很好，但应用起来，却很容易错。因为‘怀疑’可能变为‘否定’，‘假设’可能变为‘成见’。‘疑’本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疑’不能等于‘不信’。‘假设’只是以比较可能为据，并不是先立了标准，然后找材料来维护它。至于‘大胆假设’尤其危险，‘不迷信’是应该的，‘大胆假设’则很容易得到；‘似是而非’的结论……所以他每一题目研究的结论，很多不能成立”；“胡适之、冯芝生拿西洋的格式，加于中国诸子上，作成他们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哲学史》二部名著，本是一种伟大的成就。但……我们认为西洋哲学，只可用为自省的一种比较，并不能取别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我们应因他们的学说，而省察我们的精神在哪里？比人家如何？这也是进一步的研究了”；“现在要期望新的成就，可能有两条路：一是由新派的观点，加以深入的钻研，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采取了旧派的‘读书精细，考证谨慎’的方法；二是由旧派‘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后加以体察现实，自然地承认了新派的历史观点”等等。
这些观点和文字无不显姚先生的识力犀利、目光如炬，一语中的，所示得法。过去一个甲子的时光，足以证明这一切。
姚先生崇尚简朴生活。2010年12月26日，他慷慨解囊捐款百万元，发起成立“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旨在弘扬国学，支持扶助国学研究和教育的重大项目，奖掖为国学研究和教育做出贡献的人。
姚先生走后，为传播他国学教育思想，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创办“奠中书院”，即继承先生兴文兴教的宏愿，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己成物，化民易俗。书院开设的公益讲座、国学研习、行业培训等活动，借鉴古代书院讲学模式，讲习经典，昌明文化，塑造时代育人新模式，开启国学传播新风尚，以实际行动纪念先生。
汤序波，汤炳正先生之孙，1960年2月生于贵阳，字海晏，号不夜，祖籍山东荣成，2014年9月起在两所高校为研究生开《史记》《左传》《楚辞》课。著有《汤炳正传》《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等，编有《楚辞讲座》《书法讲座》等。
学人小传
姚奠中（1913—2013），名豫泰，字奠中，别署丁中，号樗庐，以字行。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人。山西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肄业，1935年9月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师事太炎先生，系章门后期的重要弟子。1937年3月受聘担任讲习会“预备班”文学史的教席（讲义由《制言》杂志社油印发行）。抗战军兴，辗转苏皖川黔滇等地高校任副教授、教授，国文系主任。1951年返晋担任山西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改革开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姚奠中讲习文集》《姚奠中书艺》等书。2010年捐资100万元成立“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其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楷行隶篆诸体皆精，荣获第三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第十一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2013年12月27日，在亦曲园家中逝世，享年101岁。
振臂一呼
“以从义为怀”的姚先生也表现出性格的另一面：他不会通达权变，更不会谄媚阿谀。他常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1940年，姚先生在立煌师院任教时，曾经把时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的方治从自己教室里轰走。1943年，他在安徽师专任教，为抗议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的行径，遂发起集体辞职风潮，罢教罢课，“身为教师，义不受辱”。
李宗仁来了，准备对群众做些安抚工作，于是召开座谈会，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作为教师代表，姚先生当着李宗仁的面揭露李品仙在日寇进犯大别山时，抛下百姓不顾，带着部队溃逃、不敢抵抗的事实。“你五路军唱的歌很好：‘五路军不动人民一根线，五路军不失国家一寸土地。’但是这一回打仗没有抵抗。”
听闻此言，李宗仁脸色十分难堪。事后有同事责备姚先生：“就怕是你有胆量，李长官没有气量。”
姚先生身上有师尊的遗风，关心时世，疾恶如仇。对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他总是旗帜鲜明地斗争、反对。
1947年前后，贵阳师范学院曾先后发生了两起驱逐新任院长的风潮。姚先生其时是学院五人教授会的负责人，对当局用特务做院长的行径非常愤慨，积极支持学生“不要政客，要学者”的护校行动，根本不顾自己是否因此遭到解聘。
即使到了晚年，姚先生身上这种血性依然未减。如关于职称的评定，他曾为山西大学中文系一位中年教师提升副教授的问题给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写信，说他“教学，科研无论数量上、质量上都比较突出”，是经系、校两级学术委员会多次评比，通过上报的，但头一次批的名单中却没有他；而“由于人数多了，暂缓一部分，是可以的。但把学委会正式通过的有的缓了，而把没有通过的有的却批了，这就不符合中央文件原则”。
三年后（即1987年），姚先生又给山西省委领导写信，说职称评定“指导思想不是‘改革’当头，而是照顾为首”，如“论资排辈代替了坚持标准”，“根本问题是重人事、不重人才”，“我们的中青年上的占的比例却很少，这就是存在的一个严重情况。我认为当前可以采取的措施”“首先应该让各校中青年中超标准的，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等等（并附上《对教育改革的意见》）。
同年7月10日，姚先生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破除专业职务评审中的论资排辈》的文章。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年轻知识分子的人文关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他曾说：“没有人呼吁没有人抗争，又会成为什么样子。”正如他所作诗云：“清明才见草生芽，北国难开二月花。寄语东风须着力，但期新绿接天涯。”
“寄语东风须着力”，一语双关，不仅是希望东风早绿江北岸，祖国大地春满园，更主要的是希望政策发挥更大作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但期新绿接天涯”，体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不仅希望北国早开二月花，而且但愿万紫千红遍布神州的每一寸土地，直至天涯海角。
讲习之道
姚先生一生很重视“讲习”，把学问变成人生修为的一门课程。他的学术代表作即名为《姚奠中讲习文集》（共五册，170万字）。
所谓“讲习”，语出《〈周易·兑卦〉象》辞：“君子以朋友讲习。”讲习当然是有讲有习，讲是主导，习是主体。讲者指明方向，教给方法，加以引导，作出示范和榜样；习者则要薪火传承、举一反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讲与习是人才培养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善于讲，是说要讲得精，讲出新意和创见，并且要讲到恰到好处而后止。“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以讲启习，以习促讲，互动共进，螺旋式上升。这就是国学所弘扬的讲习之道，体现了人才培养最本质的教育规律。
章太炎先生每次讲学都是冠以“讲习”之名。我想姚先生所以要将文集命名为“讲习”，就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姚奠中讲习文集》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各领域，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周汝昌先生称姚先生为当代“通儒”“鸿儒”，“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
如讲诸子散文，姚先生从鲁国的儒家说到齐国的阴阳家，从三晋的法家说到河洛的纵横家，策士、谋士和学士纷纷登场，文学、历史和哲学融为一片，精彩绝伦。诚如有人说的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其学问之博、思路之广、见解之精所叹服。
《山西大学学报》原主编傅如一曾感慨：“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天要阅读到大量的论文，深感当今的学术规范、学术风气，问题严重。许多论文可以说不是用心写的，而是用现代化的手段从网上裁剪拼凑的，缺少自己的东西，更不用说原创性。由此，我愈加感到出版《姚奠中讲习文集》的现实意义很大，因为，这部讲习文集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更大范围的‘讲’，对‘习’者的启发和教育一定是全方位的。”又说：“姚先生最重视通才教育，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无一不是通才。”
姚先生毕生以弘扬章太炎先生的讲习精神为己任，在教育事业各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一生共培养的19名研究生，现皆成著名学者（还有一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真是风流文采各异姿，八方弟子著“春秋”。
2016年1月16日，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姚奠中先生系列书法作品出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称“姚奠中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此为中的之言也。
识力犀利
近日，我找到姚先生《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和今后应由之路》（载贵阳师范学院《教育学术》1949年第四、五合刊号）、《我对文艺学教学的检查》（载《文艺报》1952年第4期）两篇早期文章，这对我们认识作者前期的学术思想殊有价值。
《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和今后应由之路》共5300余字，姚先生对当时国学界何以“缺少蓬勃的气象”，“国学的前途都日见暗淡无光”的现象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他还逐一评价了“从事国学者”的各自特点，其中包括康有为、章太炎、黄季刚、胡适之、顾颉刚、冯芝生（冯友兰）等人的国学研究及其影响——尤其是章、胡及顾的。这篇文章真知灼见竞相迸发，每中肯綮而大启人思。一言以概之，此文对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国学研究情况甚为重要。
姚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大概因为凡一学派到了高潮后，随波逐流之士日见增多，如没有杰出的人才，继续扩张领域，则自然走入衰蔽之途。同时，时代是前进的，时移世易，需要不同，过去所认为新者，早已又成为落伍”。先生的这些言说均可谓见树见林而得其大者。
姚先生还说，“今文家继起的康有为，因为别有用心，遂举古文家所据之典籍，悉目之为伪，肆意攻击。虽多荒谬，而民国以来的新派学者，却大受其影响。古文家后期大师章太炎先师，一面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康派之失；一面以新知济旧闻，而独辟蹊径。虽为激进者所不满，而他的成绩之卓越，则仍为他人所不及”；“胡适继章师而谈整理国故，他的方案是：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大体说来，这方案是不错的……胡氏的功绩，便在别人作了没有提出，而他提出了；许多人各别所作没有合拢，而他把它合起来了”；“他们（胡适、顾颉刚等）对国学的看法，大体上也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工作的成绩，则尚不能令人满意。这也许是识见有余而功夫不足”；“顾氏的方法本是出于胡氏的……所谓‘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方法，本来很好，但应用起来，却很容易错。因为‘怀疑’可能变为‘否定’，‘假设’可能变为‘成见’。‘疑’本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疑’不能等于‘不信’。‘假设’只是以比较可能为据，并不是先立了标准，然后找材料来维护它。至于‘大胆假设’尤其危险，‘不迷信’是应该的，‘大胆假设’则很容易得到；‘似是而非’的结论……所以他每一题目研究的结论，很多不能成立”；“胡适之、冯芝生拿西洋的格式，加于中国诸子上，作成他们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哲学史》二部名著，本是一种伟大的成就。但……我们认为西洋哲学，只可用为自省的一种比较，并不能取别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我们应因他们的学说，而省察我们的精神在哪里？比人家如何？这也是进一步的研究了”；“现在要期望新的成就，可能有两条路：一是由新派的观点，加以深入的钻研，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采取了旧派的‘读书精细，考证谨慎’的方法；二是由旧派‘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后加以体察现实，自然地承认了新派的历史观点”等等。
这些观点和文字无不显姚先生的识力犀利、目光如炬，一语中的，所示得法。过去一个甲子的时光，足以证明这一切。
姚先生崇尚简朴生活。2010年12月26日，他慷慨解囊捐款百万元，发起成立“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旨在弘扬国学，支持扶助国学研究和教育的重大项目，奖掖为国学研究和教育做出贡献的人。
姚先生走后，为传播他国学教育思想，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创办“奠中书院”，即继承先生兴文兴教的宏愿，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己成物，化民易俗。书院开设的公益讲座、国学研习、行业培训等活动，借鉴古代书院讲学模式，讲习经典，昌明文化，塑造时代育人新模式，开启国学传播新风尚，以实际行动纪念先生。
汤序波，汤炳正先生之孙，1960年2月生于贵阳，字海晏，号不夜，祖籍山东荣成，2014年9月起在两所高校为研究生开《史记》《左传》《楚辞》课。著有《汤炳正传》《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等，编有《楚辞讲座》《书法讲座》等。
学人小传
姚奠中（1913—2013），名豫泰，字奠中，别署丁中，号樗庐，以字行。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人。山西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肄业，1935年9月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师事太炎先生，系章门后期的重要弟子。1937年3月受聘担任讲习会“预备班”文学史的教席（讲义由《制言》杂志社油印发行）。抗战军兴，辗转苏皖川黔滇等地高校任副教授、教授，国文系主任。1951年返晋担任山西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改革开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姚奠中讲习文集》《姚奠中书艺》等书。2010年捐资100万元成立“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其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楷行隶篆诸体皆精，荣获第三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第十一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2013年12月27日，在亦曲园家中逝世，享年10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