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4日,山西省政协、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三晋文化研究会联合在太原举行“庆祝姚奠中先生百岁华诞暨东亚经学高端论坛”,我们一家三口作为特邀嘉宾参会。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姚奠中先生,之前仅通过信与电话,先生还为拙作《汤炳正评传》题签(后增订为《汤炳正传》也是移用这个题签)。
当天下午,姚先生在府上接见念翔师叔及我们一家。他握着我的手说:“我和你祖父关系最好。”先生欣然在小女呈上的本子题写:“学习上比,生活下比,勤奋谦虚,身心两美。姚奠中百岁。”
“这不单单是给我一个人的题词,也是给所有后学写的题词。”后来,小女还发表了两篇赴晋观感。
姚先生华诞之前,《名作欣赏》杂志特辟《贺姚奠中先生百岁寿辰》专栏,编辑从众多文章里遴选了六篇,其中竟有我写的《姚奠中先生在贵阳》。拙文蒙选,当然是缘于先生对贵阳怀有深厚的感情。
2011年12月21日,朱季海先生在苏州家中辞世,享年96岁;而当时已99岁高龄的姚先生成为硕果仅存的章门亲传弟子。
2016年,北京大学李浴洋博士撰成《章门与现代中国教育》,分述章门弟子十五人,其中“太炎晚年弟子”有三人,按发表在《南方教育时报》(一人一版)的时间顺序先后为《姚奠中:二十世纪风云见证人》《汤炳正:“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朱季海:轶事之外的学术人生》(“再传弟子”写了黄焯、陆宗达两人)。
要而言之,姚先生不仅是章门中年寿最高者,也是章门后期最重要的三五弟子中最后一位去世者。因此,研究与关注他的人生与学术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从义为怀
为了能写出点新意,我曾去信向姚先生之女姚力芸老师请教。她回信说:“与令祖汤先生潜心研究小学、研究声韵学,终成太炎先生小学方面的杰出继承人不同,家父更重视的是用国学智慧化民易俗、济世救国的作用,即国学对现实社会的推动作用。除了继承太炎先生的学术传统,他还继承了太炎先生九死一生为国为民情怀、兴文兴教的千秋功业。”
章门弟子群星灿烂。据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周敏秋考证,有名可稽不下166人。他们多卓然成家,有些甚至是某一学术领域的大师。窃谓在章门素有两大传统:一是民族责任(关注社会);一是学术责任。前者的代表人物早期是鲁迅,而后期的代表人物非姚奠中莫属。他们在某一方面的学殖,或不是同期师门中最为深厚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家国情怀,即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富有民族责任感。他们事不避难、奋勇向前,有“血性”,不肯冷眼旁观时势,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始终横于胸中。
章门的这种精神,在姚先生身上得到了极大的传承与发展。
卢沟桥事变后,姚先生决定携笔从戎,他和同门在安徽泗县组织抗日游击队(隶属于第五战区),联合志士英雄征战于苏皖边界。
姚先生在崇山峻岭中,“国魂诗笔纪国殇”,写下了五百多字长诗《一年纪事》:“齐心赴国难,誓辞相慷慨。一旅虽寡弱,男儿当自强。”亲历抗日战争,实乃他“在现场”的鲜活记录,表达了诗人不畏强敌、奔赴国难的雄心壮志。此诗尤具“诗史”价值。
而姚先生在《泗县感怀》中写道:“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间。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圜。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这首诗感人肺腑,表现出他的悲壮之情和从军决心。
一年后,姚先生在安徽创办“菿汉国学讲习班”,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念。“菿汉阁主”是章太炎先生的别号,菿汉,即“振大汉之天声”之意。姚先生手拟教条十则:“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
不言而喻,这既是姚先生的教育思想,又是他对国学的态度和认识的高度概括,体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充分地说明他年轻时就有了“正己”“用世”的理念。
当然,这十则教条的用意十分明确,彼时日寇入侵,国难之时,延续华夏文化学脉尤为重要。恐怕在今天的年轻学子看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切,但他真是做到了,并且在风风雨雨、多灾多难的半个多世纪里始终如此。
姚力芸老师说:“家父生平无论是清心寡欲的生活,还是安贫乐道,不与权贵同流合污,自觉的践行。直到八十多岁还写诗自儆:‘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九十五岁时,还写诗勉励我们:‘行年九十五,至今怀卫武。以此树家风,可大亦可久。’他一向抱着宽人严己、推己及人的态度,都是自觉践行‘以正己为本’这一初心。也才能在101岁时,还创作了册页《千字文》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