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之二：宣传诗赋
正如战争史研究者指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人们对作战过程的记载却极为匮乏，以至与欧洲古代战记形成鲜明对比。其实就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而言，战争主题并不缺乏，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长于描绘细节的赋来写作的。不过，从作家们“神武奕奕，有征无战”的战争定性，能看出他们不想把重点放在战斗本身。
在汉末动乱之前，帝国的战争文学多以颂体为之，它们写作于战事结束后，是一种通过渲染胜利来颂德扬威的文本。中平以后，军阀林立，时局瞬息万变，各路诸侯尚无精力在歌功颂德上大费周章，比起歌颂，他们更需要的是自我宣传，应此需求而诞生的宣传文学，就要完成前文所说的占据正义、鼓舞士气、煽动仇恨、拉拢中立，许诺和平等等任务。正因如此，实战描写比此前更减，基本是点到军威为止，倘迷恋暴力美学，反而是对宣传效果的损伤。
所谓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占据正义、师出有名才是宣传文学的基础任务。道义优势意味着对士人的凝聚力，而将战争的发生及其灾难后果归罪于对方，才能使民心的天平移向自己。因此在这类文学中，义正言辞的出师理由，比如“汉季世之不辟，青龙纪乎大荒。熊狼竞以拏攫，神宝播乎镐京。于是武臣赫然，飏炎天之隆怒，叫诸夏而号八荒”（陈琳《武军赋》，为建安四年袁绍易京之战作）或者“惟荆蛮之作雠”、“静乱由乎干戈”（阮瑀《纪征赋》，为建安十三年曹操荆州之战作），基本是不可少的。当然实际上参与逐鹿的任何一方都不比其他对手更正义，所有的义正言辞都是可以共享的，因此要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说到底全靠写作技术。
从这个角度来说，《蒿里行》无疑是最优秀的宣传案例。这首乐府针对袁绍集团而作的，因此连袁术的僭号，都被表述为袁绍之弟的僭号（“淮南弟称号”）。至于袁绍本人的恶行，即“刻玺于北方”，早先公孙瓒也有表奏，但与公孙相比，曹诗的新意在将袁氏的僭越举动与“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联系在一起，这样再结以“念之断人肠”，敌我双方很自然地被置于罪恶与正义两极，吊民伐罪的意思就出来了。尤为巧妙的是，在这首诗里，曹操反袁的正当性丝毫没有被袁曹曾经合作过的历史削减，因为诗句告诉人们，袁绍是后来才堕落的（“势力使人争”）。可以想见，曹操提供的这种认知视角，将随着乐府诗的传播左右时人对他的观感，甚至对未来的选择。
而这些宣传造就的认知视角，影响还不止于当时，当胜利最终到来，它们还会被重新梳理整合，成为新的建国史。钟惺对曹诗有“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的评价，这种印象其实得自于曹诗叙事与传世史料的一致性，但他没有注意到，曹诗其实是产生在那些传世史料之前的。曹魏政权建立后，朝廷制作了一套鼓吹曲词，其中第二首《战荥阳》云：“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第四曲《克官渡》云：“旧邦萧条，心悲伤。孤魂翩翩，当何依。”这和《蒿里行》的叙事视角高度一致，可见曾经的宣传文字已经凝固下来，成为权威历史叙事，并进而影响着王朝史的编纂。
和东汉征伐颂文相比，建安后的军宣文学要为战事助威，不可能时时待凯旋而后作。于是文人每“载笔而从师”（徐幹《西征赋》），以现场生产战地文学。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荆州，阮瑀、徐幹、曹丕都随军并有创作，这些热情洋溢的作品虽然因旋即而来的赤壁大败略显尴尬，但它们还是可以证明，曹方的宣传战是积极而出色的，尤其是团队批量创作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宣传战已颇具规模效应。
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它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这在一方面决定了军宣文学“有征无战”、略于战斗场景描绘的写作方式，另一方面也给了军宣文学更大的政治野心。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还师后进封魏王，旋即又征孙权，南下途中在故乡谯县暂驻。这个过程，王粲以《从军行》五首纪之，其中最后一首专写谯县事。如果没有这组诗，史料呈现的征张鲁和征孙权更像两个孤立的军事行动，曹操封王和还谯之间也没有明显关联，但王粲提醒了我们，这一系列动作都围绕着封王建国的政治主题展开的。在魏国甫建之际，王粲作为王国首任侍中，创作一组自成规模的乐府，以美魏王前后武功，最后又落脚于龙兴之地，其造势意味相当明显。诗中“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犂。孰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其一），“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其五）这样的句子，虽然因为既扮演宣传者、又扮演受众而显得太过直白，倒也让人对宣传的意图一目了然。
对宣传史研究而言，受众研究本应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作者会像王粲那样透露他预设的读者包括哪些人。尽管如此，受众的意识对我们理解宣传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钱锺书曾质疑丘迟《与陈伯之书》的实际效果，因为陈伯之闾里无赖出身，行伍起家，原不识字，给一个看文件都得秘书翻译的人送一封华美骈文，能有什么作用呢？但南方抛出这封信，预设受众未必只是陈伯之，毕竟那些已经在北方、未来可能到北方、甚至只是动了入北念头的南人，都可能成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读者。
宣传、文学与文学家
毫无疑问，宣传给文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东西：技能，题材，资助，甚至地位。宣传依赖文字的感染力，于是会刺激写作技术的开发；宣传依靠重复以巩固扩大影响，于是会刺激作品量的增长；每一次宣传的具体目的，则会引导文学的题材及其处理方式；宣传也使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方式，倘行有余力，他们还能写出今日我们视为“自觉”的作品。
但是，宣传对文学的推进是有限的，因为作者总会尽量利用受众熟悉的旧有形式创作，如果不敷使用，则或酒瓶新酒，或移花接木，并不会像文学内在理路所引发的革命那样，使文学面貌一时焕然。而宣传带给文学的负面影响也相当明显：在审美层面，宣传让文学既难摆脱直露，也难摆脱矫饰，甚至结合出一种直露的矫饰；在技术层面，宣传迫使文学在立意措辞上用尽机巧，而这些机巧进一步加重了它的矫饰气息；至于成为宣传工具的作家群体，他们的个体人生也将受到深刻的影响。
文学家和宣传活动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如前所述，建安时期发生的多场战役都有搭配宣传的赋作，现存有出自袁绍集团的作品，也有出自曹操集团的作品。袁曹之后，用赋给主将打宣传的做法仍被军阀霸府继承下来，像司马颖手下有陆云写过《南征赋》，桓温手下有袁宏写过《北征赋》，刘裕手下有傅亮写过《征思赋》。《世说新语》记载了涉及《北征赋》的一些细节：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桓温不仅亲自下任务，亲自指定作者，还亲自组织审核，可见这类人物对宣传的重视程度。继桓氏而霸的刘裕更完全依靠征战收获资本，因此更需要这样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谢灵运的《撰征赋》就显得颇为奇怪，理论上说，这篇文章重点应该在为北伐做宣传，但它实际上却被写成了纪行赋。为战争而写的“某征赋”，和写个人行旅见闻的纪行赋（比如《文选》收录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确实标题雷同，为此宋代学者还特别做过辨析，说明“征”字有征伐、征行二义，不可混淆。但这是只有读者才会产生的误解，作者总是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应该写什么，谢灵运的处理方式，更像是在偷梁换柱。桓温和袁宏之间，刘裕和谢灵运之间，都没有很和谐的关系，但当一方有宣传需求，另一方亦很难脱身。在一个文人不自由的时代，文学是很难在一个较高程度上自觉的。
总而言之，“宣传”是中古文学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它依赖和带动文学，也激励和困扰文学家。而文学作为一种宣传符号，在战争时代飞速成熟，这个事实不应因“文学自觉”的基调而被忽视。中古时期是文学与宣传的第一次碰撞，宣传介入文学，但并没有占领文学。随着历史的发展，战火的再燃，这种碰撞还会继续，还会激烈，新的文学形式，新的作家处境，还会随着新的宣传任务而生。（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
案例之二：宣传诗赋
正如战争史研究者指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人们对作战过程的记载却极为匮乏，以至与欧洲古代战记形成鲜明对比。其实就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而言，战争主题并不缺乏，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长于描绘细节的赋来写作的。不过，从作家们“神武奕奕，有征无战”的战争定性，能看出他们不想把重点放在战斗本身。
在汉末动乱之前，帝国的战争文学多以颂体为之，它们写作于战事结束后，是一种通过渲染胜利来颂德扬威的文本。中平以后，军阀林立，时局瞬息万变，各路诸侯尚无精力在歌功颂德上大费周章，比起歌颂，他们更需要的是自我宣传，应此需求而诞生的宣传文学，就要完成前文所说的占据正义、鼓舞士气、煽动仇恨、拉拢中立，许诺和平等等任务。正因如此，实战描写比此前更减，基本是点到军威为止，倘迷恋暴力美学，反而是对宣传效果的损伤。
所谓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占据正义、师出有名才是宣传文学的基础任务。道义优势意味着对士人的凝聚力，而将战争的发生及其灾难后果归罪于对方，才能使民心的天平移向自己。因此在这类文学中，义正言辞的出师理由，比如“汉季世之不辟，青龙纪乎大荒。熊狼竞以拏攫，神宝播乎镐京。于是武臣赫然，飏炎天之隆怒，叫诸夏而号八荒”（陈琳《武军赋》，为建安四年袁绍易京之战作）或者“惟荆蛮之作雠”、“静乱由乎干戈”（阮瑀《纪征赋》，为建安十三年曹操荆州之战作），基本是不可少的。当然实际上参与逐鹿的任何一方都不比其他对手更正义，所有的义正言辞都是可以共享的，因此要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说到底全靠写作技术。
从这个角度来说，《蒿里行》无疑是最优秀的宣传案例。这首乐府针对袁绍集团而作的，因此连袁术的僭号，都被表述为袁绍之弟的僭号（“淮南弟称号”）。至于袁绍本人的恶行，即“刻玺于北方”，早先公孙瓒也有表奏，但与公孙相比，曹诗的新意在将袁氏的僭越举动与“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联系在一起，这样再结以“念之断人肠”，敌我双方很自然地被置于罪恶与正义两极，吊民伐罪的意思就出来了。尤为巧妙的是，在这首诗里，曹操反袁的正当性丝毫没有被袁曹曾经合作过的历史削减，因为诗句告诉人们，袁绍是后来才堕落的（“势力使人争”）。可以想见，曹操提供的这种认知视角，将随着乐府诗的传播左右时人对他的观感，甚至对未来的选择。
而这些宣传造就的认知视角，影响还不止于当时，当胜利最终到来，它们还会被重新梳理整合，成为新的建国史。钟惺对曹诗有“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的评价，这种印象其实得自于曹诗叙事与传世史料的一致性，但他没有注意到，曹诗其实是产生在那些传世史料之前的。曹魏政权建立后，朝廷制作了一套鼓吹曲词，其中第二首《战荥阳》云：“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第四曲《克官渡》云：“旧邦萧条，心悲伤。孤魂翩翩，当何依。”这和《蒿里行》的叙事视角高度一致，可见曾经的宣传文字已经凝固下来，成为权威历史叙事，并进而影响着王朝史的编纂。
和东汉征伐颂文相比，建安后的军宣文学要为战事助威，不可能时时待凯旋而后作。于是文人每“载笔而从师”（徐幹《西征赋》），以现场生产战地文学。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荆州，阮瑀、徐幹、曹丕都随军并有创作，这些热情洋溢的作品虽然因旋即而来的赤壁大败略显尴尬，但它们还是可以证明，曹方的宣传战是积极而出色的，尤其是团队批量创作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宣传战已颇具规模效应。
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它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这在一方面决定了军宣文学“有征无战”、略于战斗场景描绘的写作方式，另一方面也给了军宣文学更大的政治野心。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还师后进封魏王，旋即又征孙权，南下途中在故乡谯县暂驻。这个过程，王粲以《从军行》五首纪之，其中最后一首专写谯县事。如果没有这组诗，史料呈现的征张鲁和征孙权更像两个孤立的军事行动，曹操封王和还谯之间也没有明显关联，但王粲提醒了我们，这一系列动作都围绕着封王建国的政治主题展开的。在魏国甫建之际，王粲作为王国首任侍中，创作一组自成规模的乐府，以美魏王前后武功，最后又落脚于龙兴之地，其造势意味相当明显。诗中“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犂。孰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其一），“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其五）这样的句子，虽然因为既扮演宣传者、又扮演受众而显得太过直白，倒也让人对宣传的意图一目了然。
对宣传史研究而言，受众研究本应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作者会像王粲那样透露他预设的读者包括哪些人。尽管如此，受众的意识对我们理解宣传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钱锺书曾质疑丘迟《与陈伯之书》的实际效果，因为陈伯之闾里无赖出身，行伍起家，原不识字，给一个看文件都得秘书翻译的人送一封华美骈文，能有什么作用呢？但南方抛出这封信，预设受众未必只是陈伯之，毕竟那些已经在北方、未来可能到北方、甚至只是动了入北念头的南人，都可能成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读者。
宣传、文学与文学家
毫无疑问，宣传给文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东西：技能，题材，资助，甚至地位。宣传依赖文字的感染力，于是会刺激写作技术的开发；宣传依靠重复以巩固扩大影响，于是会刺激作品量的增长；每一次宣传的具体目的，则会引导文学的题材及其处理方式；宣传也使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方式，倘行有余力，他们还能写出今日我们视为“自觉”的作品。
但是，宣传对文学的推进是有限的，因为作者总会尽量利用受众熟悉的旧有形式创作，如果不敷使用，则或酒瓶新酒，或移花接木，并不会像文学内在理路所引发的革命那样，使文学面貌一时焕然。而宣传带给文学的负面影响也相当明显：在审美层面，宣传让文学既难摆脱直露，也难摆脱矫饰，甚至结合出一种直露的矫饰；在技术层面，宣传迫使文学在立意措辞上用尽机巧，而这些机巧进一步加重了它的矫饰气息；至于成为宣传工具的作家群体，他们的个体人生也将受到深刻的影响。
文学家和宣传活动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如前所述，建安时期发生的多场战役都有搭配宣传的赋作，现存有出自袁绍集团的作品，也有出自曹操集团的作品。袁曹之后，用赋给主将打宣传的做法仍被军阀霸府继承下来，像司马颖手下有陆云写过《南征赋》，桓温手下有袁宏写过《北征赋》，刘裕手下有傅亮写过《征思赋》。《世说新语》记载了涉及《北征赋》的一些细节：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桓温不仅亲自下任务，亲自指定作者，还亲自组织审核，可见这类人物对宣传的重视程度。继桓氏而霸的刘裕更完全依靠征战收获资本，因此更需要这样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谢灵运的《撰征赋》就显得颇为奇怪，理论上说，这篇文章重点应该在为北伐做宣传，但它实际上却被写成了纪行赋。为战争而写的“某征赋”，和写个人行旅见闻的纪行赋（比如《文选》收录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确实标题雷同，为此宋代学者还特别做过辨析，说明“征”字有征伐、征行二义，不可混淆。但这是只有读者才会产生的误解，作者总是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应该写什么，谢灵运的处理方式，更像是在偷梁换柱。桓温和袁宏之间，刘裕和谢灵运之间，都没有很和谐的关系，但当一方有宣传需求，另一方亦很难脱身。在一个文人不自由的时代，文学是很难在一个较高程度上自觉的。
总而言之，“宣传”是中古文学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它依赖和带动文学，也激励和困扰文学家。而文学作为一种宣传符号，在战争时代飞速成熟，这个事实不应因“文学自觉”的基调而被忽视。中古时期是文学与宣传的第一次碰撞，宣传介入文学，但并没有占领文学。随着历史的发展，战火的再燃，这种碰撞还会继续，还会激烈，新的文学形式，新的作家处境，还会随着新的宣传任务而生。（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