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呼啸而来的奇女子

2018-09-12 09:03 北京青年报

打印 放大 缩小

转眼妈妈百岁了。

每每我很得意地告诉朋友们,我妈九十九了,都会得到一声这样的惊叹:“是吗,那太厉害了!”还有的羡慕不已说:“赵蘅,你还有妈妈啊,好幸福!”

那当然了,这种幸福感伴随了我一生。

百岁妈妈近况

百岁的妈妈记忆力超群,还能记得她童年时许多趣事。在家里请的私塾先生教课时,她如何让小猫去捉弄老师;军阀混战,她慌忙离开学校,把可怜的小黑蚕落在教室里的事;从天津天祥市坊买的法国制造的小洋娃娃是金黄披肩发、“浑身闪着蓝色的光彩”。

她更清楚地记得怎样牵着哥哥的手去逛书店唱片店,她点什么书,哥哥都给她买,还帮她挑选他认为最合适小妹读的书。哥哥要留学去了,最舍不得一条叫小花的狗,就留给她来养。她唯一抱小狗的照片,是在屋顶圆形的碎石子铺地的晾台上,哥哥用柯达方盒子拍的呢。

近日天津《今晚报》刊登她一整版的回忆中西女校的文章,那是从八岁到十八岁,她这一生最快乐的时期。她写了《我的三个语文老师》《我喜欢作文》等,她的笔下,这位“国文老师范绍韩先生用《十九只箭》的作文集激励着我们互相关心、彼此帮助,永远珍惜那美好的汲取知识的青春时代”。

她还回忆了同学们毕业时为她们的班色、班服、班歌以及毕业典礼颇费了心思。妈妈曾经回忆,她们的班歌曲调是用Flotow的歌剧(玛尔塔)中的咏叹调《像一道阳光》,歌词是我姨妈敏如写的,而姨妈那班的班歌歌词又是我舅舅杨宪益所作。我妈这班还坚持用中文演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送给她母校的礼物是“将漂亮的旗杆竖立在一个很像样的水泥平台上,我们希望它永远飘扬着祖国的国旗!”那时候,“我们心中永远燃烧着团结之情及爱国主义精神!”

诚实、立志、有抱负、爱国、不虚度一生,这是中西文化留给她一生的遗产。说起这些往事,妈妈的眼神还会像小女生一样清澈明亮。

近一百年丰富的经历能留下的影像,对于一般人来讲少之又少。有天我对妈妈说,你可以算中国老太太里存有这么多老照片唯一的了。可她还是不开心,因为我爸爸赵瑞蕻当年出于运动恐惧烧了不少她的老照片和纪念物。爸爸生前我劝过他:“爸,你就写篇文章反省一下,向妈道个歉,免得她老埋怨你。”爸说是啊是啊,会写的,可没等他写出来,人就走了。

爸爸走后这十九年,妈妈病过几次,总的来说过得蛮好。每回见她,我们都越来越老,她却好像被时间凝固一般,定格在那里。杨家人特有的白皙肤色,聪慧,和舅舅一样不戴花镜。兄妹仨都聪慧过人,极有口才,妈妈更像外婆,说话还有点尖刻。九十多了仍然端得动水壶给客人倒水,然后叨叨说,我的女儿,从来是迟钝的。

妈妈每天早上必须读报,雷打不动。她喜欢看晚报社会新闻,是典型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甚至留意报上的日用品优惠广告,然后派遣她称之为生活助理的小陈去买。赶上我在,她更愿意我去,她相信我的审美。去年秋天,我买回她看中的老人厚底鞋,她试穿后得意极了,把腿跷得老高,和小陈脚上的那双比美,那种孩子般的笑可爱极了。

这些年妈妈越来越喜欢清静,来人多了她很烦,甚至有时我们做儿女的去看她,头三天还行,时间一长,人多叽叽喳喳,难免生出点摩擦,她就说你们最好都别来。说归说,来了人,她喜欢的人,她还是很能聊天,一坐几个钟头,她称作小友的都爱听妈妈讲故事,有些民国旧事重复好几遍,他们还是爱听。狭窄的客厅,有时被挤得满满当当。一面墙的书柜玻璃里摆满了妈妈一生最敬爱最在乎的人的照片:巴金、沈从文、杨宪益……

熟人的屁股就是沉,有的上午来了,中午吃碗小陈拿手的炸酱面,下午还接着聊。有时候,妈妈腰疼了进屋躺一会儿,他们在客厅继续谈天说地,人家说了,呆在杨先生这里就是放松、舒服。

每天晚上是妈妈和小陈享受电视的时光,她们什么电视剧都看,《山楂树之恋》《中国式关系》《麻雀》《咱们相爱吧》《白鹿原》《小别离》《遥远的距离》……要问哪个演员演什么,我妈说这得问小陈。只是小陈不爱看译制片,妈妈就一个人静静地享受经典名著改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林肯》《简·爱》《诺丁山》。她还会“遥控”我和她一南一北同时欣赏,包括央视6频道的佳片有约,往往这时间,小陈回家过周末了。小陈不在身边,妈妈也能自理,热饭、洗漱,还喜欢清点她的存物。

晚年的妈妈还喜欢理财。孙中山诞辰150年之际,妈妈带着小陈亲自去银行买了孙中山纪念币,五元一枚,她一口气买了十枚,说要送给她的孩子们,就是好玩。

如今百岁妈妈也有微信了,虽然不时要发点贬意抱怨,诸如信息太多、干扰太多,来人坐在她面前还低头看手机。前些时妈妈命我姐帮删去她不想联系的人,结果竟把几个家人的名字都去掉了。有了微信,妈妈毕竟可以及时看到发在微信的照片,这点她也承认方便。她现在最喜欢看我孙子禾崙的照片,每看完一批都会说:“这小孩太好玩了,长得太快了。”她看七个月的重孙在床上学爬,会联想到我小时学爬的情景:“也是这样爬啊,爬啊,有一天忽然站到地上了。”

要知道,她描述的这个刚学会站的小女孩,如今也七十三了。

我们的公众号“一群文画人”问世后,妈妈也看。她看了《我在乎窗外的风景》一文,特地打来电话说了很多:“小妹,我完全支持你,你应该出本书,总题目就叫《窗外》。我也喜欢看窗外,我记得在布拉格的时候,我从窗户看到一个小男孩待在家里养病不能上学。因此我就觉得,窗户外面有很多东西特别可以写,而且有很多故事,有很多故去的人值得写。你就这么做下去吧,就是不要从窗台掉下去。”

“他说我写不出原先那样的水平,才怪呢”

从17岁开始写剧评、诗歌、散文的妈妈,晚年依然不时会涌出创作灵感,简直可以说层出不穷。特别是每天早晨她一觉醒来,精神特别好,东想西想,那些久远的事,久远的人,那些欲吐为快,却没精力写出来的题目,都会伴着耳机里三四十年代老歌的旋律流淌出来。这一刻她的身心是最自由的,没有压迫,也没人干涉,更没人说三道四。惦记谁都行,诅咒谁也成,一个文人,还有比精神放松更开心的吗?

这些年妈妈终于不反对我写东西了,我也很荣幸成了妈妈的文友。她爱和我讲她的创作计划,有时写出了一篇的开头,或是一首打油诗,还在电话里念给我听,问我写得怎么样,自谦得像个文学青年,让我汗颜。就在前几天她说又想起一个题目《丰富多彩的初中时代》,列举那个时期她经历过的事:九一八,读书,排戏,施粥,学跳舞,学家政,还信了几年教。自然是信耶稣,有一次神父问她有什么要忏悔的,她想了想说我嫉妒我姐姐。

妈妈生下两个月,她的父亲去世,顷刻间,这个杨姓中西合璧的大家族根基垮了。23岁的坚强外婆选择留下来将三个儿女培养成人,也多少对同样出生在1919年的小女儿爱怨交加,或许这也是妈妈吃奶妈奶的原因吧。

编辑小友陈爱华来电话告诉我,妈妈要她送稿纸去。想象中,一向习惯用稿纸写作的妈妈,又会依在床头,头枕橙红底白色碎花大靠垫,膝盖垫着紫色的垫纸板,垫纸板上夹着她的各种草稿,有时还会夹进一页童年歌谣的歌词。她握笔的姿势,她凝神的表情,我都熟悉极了。别看她好似一挥而就,其实每一篇的腹稿都是酝酿很久。每当这时,小陈会悄悄在一边做活,在她看来,这是正事。有几次妈妈为表扬她没打搅,慷慨地给小陈几百块以资鼓励。

多年来她一直想出本专写中西女校的书。可对于一个近百岁的老人,又谈何容易?所以当三年前董宁文信心满满要给她编一本散文集时,妈妈误以为是这个主题。近年时兴成套丛书,六位或八位作者,少一位都不行。老太太才不管这些呢,她执拗地认为,要出我就要出《翡翠年华》,要不然就不出。“我写的都是好玩的事。先写初小四,然后写后高小一,高小二,写唱各种歌,我写我的成长。打回老家去,不能写,那是大学的事,属于联大的不能写。那是以后的事。还有中旅剧团有好多人都可以写。”

眼看丛书都要开印了,我妈这本还只是一份提纲,当策划编辑的只能暗自叫苦了。作为妈妈的小女儿,从来是妈妈出版的鼓动者,这回也夹在中间很尴尬,只好抹稀泥收场。最有趣的事在后面,一天妈妈在电话里说:“他认为我再写不可能写得像以前那样好。他是认为我高龄,怎么写也不如过去。”“我给中西写六篇,我是一个星期写的,太简单了。”

话又说回来,依照妈妈得意的构思写下去,那还不是一本大部头的巨著啊,我当然希望她老人家有一天能心想事成!

不禁想起这些年妈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写作是一种快乐,不像你们为了出版。”(她喜欢这样说话带刺儿,让我暗笑。)

“我这辈子还有点儿成绩,不算大”

妈妈称为“翡翠年华”的少女时代,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完全改变了。1938年7月8日,七七事变一周年第二天,一艘豪华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云南号从天津开往香港,也决定了妈妈这一生的命运。关于西南联大时期被她称为流亡学生的生活,她写过很多篇,我爸更是奋笔疾书状。他们同是外文系和“高原诗社”的,单从那一个个标题《离乱弦歌忆旧游》(纪念西南联大六十周年)、《梅雨潭的新绿》(纪念朱自清先生)、《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纪念吴宓先生)、《看见月光想哭的孩子》(加入抗战诗抗战漫画行列,和巴金通信)、《昏黄微明的灯》(纪念沈从文先生)等,足以看出他们这代人对这所世界上最穷的大学、却能和世界上一流名校比拟的母校和导师们,怀着怎样的深情和感恩!要知道三所名校(清华、北大、南开复学)从1938年开学至1945年解散,中国完全处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和严酷的战争时期。然而在这八年里,他们虽然经历了跋涉、轰炸、苦读、饥寒,甚至遭遇土匪,却又邂逅了那么多了不起的学者和同学。

关于校舍,我爸曾写道:“后来又在昆明城外西北部三分寺一带买了一百二十多亩土地,找了一个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顶,而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草屋。”

妈妈在《挂红灯笼了》一文里生动详细地描述了当年跑警报的情景。想想都会心惊肉跳的事,到妈妈这都变得有趣了。“我们这两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学生最有兴趣的还是一路上买些约一尺来长的黄色胡萝卜一点点啃着,望着红色的警报球会不会增加一个,那就该是空袭警报了。这时昆明空军基地的飞机也纷纷出动,不是为迎战,而是和我们一样‘跑警报’。”“有人挑着箱笼,有人抱个小包袱,慢慢地人们学乖了,我们除了胡萝卜还带着《一百零一世界名著》和其他的书,背小娃儿的妇女带着针线、鞋底,还有谈情说爱的,挑馄饨担子的,卖各种小吃的;再往后西南联大开学了,有的老师干脆准备在野外上课,到处朗朗书声夹杂着歌声笑声,还有的大学生在热烈地为严肃的问题争论不休,敌机一来,就跳到附近的壕沟中或田埂下,满不在乎地抬头望着有几架飞机、炸弹落在何方。有人还积累了几条应付轰炸防耳朵震聋的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却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最喜欢谈论的题目往往是等解除了警报我们该吃什么。”

作为一个好美又好玩的十九岁女生,她还回忆了陪演员白杨和章曼萍上街买土布做旗袍、订做带袢布鞋、吃云南小吃、学地方话的种种趣事。

西南联大奠定了双亲扎实的中西方文学功底,两本世界名著《红与黑》(第一本中译本)《呼啸山庄》(中译本)诞生在我家,就不足为怪了。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虽然遭遇很多磨难,也从来不曾泯灭对祖国的热爱和信心,不会亵渎他们追求一生的文学理想和求真的品格,一旦有所松动,都会发出炫目的光亮。

这两年,媒体好像突然发现一眼金矿,来我家采访的、拍视频的,应接不暇。妈从不回避着“呼啸”二字是由她想出的,这是她这一生可以得意的事之一。我也相信,也只有妈妈才能有此气魄,她内心是这样丰富,经历过战争风云,运动血腥,家庭变故,有这么多的人和事,她才是呼啸而来的奇女子。但她坚决反对媒体说她挑战了梁实秋,还是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真是莫名其妙,我怎会去挑战梁先生呢?”

《呼啸山庄》译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时我和姐姐弟弟还很小,那夜南京暴雨,电闪雷鸣,我们都睡熟了,女作家的灵感从天而降……从此英国约克郡荒野上的艾米莉·勃朗特的旷世杰作最好的中译本问世了。

50年代妈妈还译过《俄罗斯性格》《永远不落的太阳》等,妈妈很希望能再版,“都是反法西斯、保卫和平的内容,并不过时啊。”她说。80年代她翻译了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90年代她主译了罗丹传《我赤裸裸的来》。2010年在她的创意下促成了《兄妹译诗》的出版,可惜由于编辑疏忽,落掉了妈妈最珍爱的一首长诗《希朗的囚徒》。

上月底,妈妈来电话告诉我,她和中西女校的发小桂惠君阿姨的阴历生日只差一天,她叮嘱我到时候打电话祝贺阿姨。生日过后她说她们通了电话,讲起她们这辈子还是有点儿成绩,当然不算大。

责任编辑:王漓鹂(QF0015)  作者:赵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