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雍正批复“朕就是这样汉子”
一般公认，清朝十三帝中，康熙、雍正的朱批较有个性，尤以雍正为最。1707年，获悉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遵照自己所嘱用药病情好转，正在外地的康熙十分高兴，在朱批中打趣道：“闻赫世亨已大愈，未尽报朕言，待朕回宫，断不宽宥，必将赫世亨交与其妻掐死。”至于雍正的朱批中，具有个性的话就更多了：1724年，朝廷向河南购买小米准备运往江南。河南巡抚田文镜上折子说江南人不吃小米不如改运小麦，但户部尚书张廷玉和吏部尚书朱轼则认为，小米粥那么好吃，南方人一定也爱吃。结果运去后无人问津。雍正大怒，狠狠地责备了张廷玉等人，同时又夸奖田文镜用心办差，实心办事。田文镜感到无比恩宠，在给雍正的折子中说自己“愚昧无知”，而能把事情办对，“此皆叠蒙圣恩多方教导”。雍正收到折子，当即下了这样一段流传甚广的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朱批除展示了雍正个性之外，更是雍正勤政的最好记录。登基头一年的1723年，京口将军缺出，雍正命李杕署理，大学士票拟时误将张天植拟用为副都统署理京口将军。事情发觉后，大学士们自请交吏部议处，雍正却借机表示自己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国家政治，皆皇考所遗，朕年尚壮，尔等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尚可勉力代理，尔等安乐怡养，心力无耗，得以延年益寿，是亦朕之惠也”。
据雍正自己所说，他每天朱批的奏折，多的时候有五六十封。雍正所言，应为不虚。现存档案显示，闽浙总督高其倬在1726年9月27日这天所上的奏折就有十份之多。
雍正对臣子的奏折，并非一翻而过，很多都有详细的朱批。清宫档案显示，在年羹尧一份谈及罗卜藏丹津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有二百余字；另有一件要年羹尧留心众蒙古王子的朱批，则多达三百言！在《雍正朱批谕旨》中，常有雍正深夜批折的记录——“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丙夜灯下逐条省览，一一批示矣”……
4 一旦泄露奏折便停止上折的权力
雍正对奏折制度最为坚持，奖惩毫无手软。雍正规定了朱批奏折定期缴进制度，对违反者，严加处置。
雍正规定下级官员的奏折须由转折大臣转交。这种转交的方式，雍正时执行也很严格：1724年，时为云南布政使的李卫遣人送折至京，本应由怡亲王转交。偏巧怡亲王有事出京，赍折人只得原匣携返。浙江布政使佟吉图因未照规定，就受到雍正的诘问。
更为关键的是，雍正对奏折保密的坚持。奏折既然涉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涉及官员的取舍，也就决定了它的保密性。康熙十分重视奏折的保密性，不时叮嘱苏州织造李煦等“凡有奏贴，万不可与人知道”。雍正更是一再以此要求具折人，在朱批中一再告诫臣下：“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四川巡抚鄂昌的叔叔鄂尔泰是雍正的宠臣，主持了历史上有名的“改土归流”工作，累官云贵总督、内阁首辅。但在命鄂昌书写奏折的朱批上，雍正说：“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应示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曾申明：“一切奏折无不倍加谨密，即臣子弟同在署中者皆未尝得窥底里。”
和我们在影视剧中常看到的“辕门点炮拜折”不同，出于保密需要，奏折递送时不可张扬，有人请派兵保护赍折人役，还遭到雍正的痛责。除非特别紧要之事，否则禁止利用传驿递送奏折。自然，雍正之后，随着奏折的普及，利用驿站和兵部捷报处送奏折的，也就逐渐增多了。
折子到了内廷，雍正一人开阅，写朱批，不要任何人员参予此事。而对于泄露密折和朱批内容者，雍正则进行相应的惩罚。如原甘肃提督路振声将朱批中对其弟固原提督路振扬的褒语抄告乃弟，路振扬又因此上折谢恩。雍正即批评道：“朕有旨，一切密谕，非奉旨通知，不许传告一人，今路振声公然将朕批谕抄录，宣示于尔，甚属不合，朕已另谕中饬。”1724年，雍正发现闽浙总督罗满保、山西巡抚诺岷等存在奏折泄密的情况，决定停止他们书写奏折的权力，以示惩罚。直至罗满保等承认错误，请求恢复他们的密奏权，雍正才从政事出发允许了。杨名时出任云南巡抚时将泄露密折于外人，遭停止奏折。1726年，杨名时已擢为云贵总督，又误将密谕载入本中，雍正下旨严责，并将杨名时解职，改为暂署。
根据《大清会典》和《缙绅录》的记录，清朝文官规模基本维持在1.4万人上下。加上武官，也就三四万人左右。尽管雍正扩大了上折者的范围，但1000多人相对数万官员来说，还是少数——也就是说，获准上折者自然会引以为荣。为此，雍正一再要求具折人不要声张。湖广襄阳府同知廖坤以微员获准折奏，竟以此夸示于其同乡蔡仕舢。雍正得知后，立即停止其上折的权力，以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廖坤奏折，只有两件。
此外，官员被革职，其上折之权自然随之失去。如果还想上折言事，就需要得到皇帝的特许。1854年四月，以在籍侍郎身份督率湘军的曾国藩，因水师进攻靖港失败自请从重治罪。之后，咸丰下旨将曾国藩革职。进入五月，鉴于自己马上就要带兵出湖南与太平军作战、需要随时奏报军情，曾国藩上《请准单衔专折奏事片》，请求准许“专折奏事”。如此，才重获咸丰同意“著准汝单衔奏事”。
5 “垃圾奏折”反应当年民生
前段时间，有台湾网友总结了清代大臣的“垃圾奏折”，列数了部分大臣奏折中关于进贡芒果、书籍以及问候皇帝身体等的重复、啰嗦，一时走红网络。
清代奏折，内容确实无所不包，但撮其大者，主要有请安、谢恩、缴批和陈事四类。
康熙时，苏州织造李煦最初十余年来的密折，都是雨水、收成、物价等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甚至，康熙还让他们将笑话写入奏折。他就告诉曹寅的儿子曹頫，哪怕是笑话，也可以入奏，“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雍正精力过人，事事都想插手，臣工也往往以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入奏。1728年六月，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报，河南府孟津县居民翟世有拾得陕西棉花商人秦泰银170两，归还原主，并不收谢。雍正看后十分高兴，朱批“小民慕义乃属可嘉可喜之事，有旨谕部矣”。不久，又特颁上谕嘉奖。一个月后，田文镜又上奏陈姓百姓捡到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力辞酬谢。这同样获得朱批称赞。翻检《雍正朱批谕旨》可知，雍正至少还朱批表扬过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山西巡抚石麟、直隶总督李卫折中所陈的“拾金不昧”事——牵涉到的银两或只有六两五钱，或仅是九两一钱！
至于被“诟病”的各地报告雨雪、粮价的奏折，其实是始于康熙朝的雨雪粮价情形单。中国是农业大国，每年降水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丰歉及粮价的升降，进而影响百姓的生存安危、攸关国家赋税，甚至牵涉到国家的昌盛与安定。康熙朝起，要求地方督抚每月报告当地的雨雪、粮价及收成情况。这一世界上仅有的雨雪粮价奏报制度，延续有清一代后，已成为研究清代社会学、经济学、气象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并非“垃圾奏折”。
雍正晚年，他意识到朝廷内外还有很多人怀疑自己是篡位登基后，出于为自己辩护等目的，1732年，他下令将自己的部分朱批谕旨编纂后刊刻分发给大臣。自然，编纂要经过审查和删修。比如，高其倬失宠后，雍正就将此前夸奖他的朱批一概抹掉；署理云南巡抚杨名时一份奏折的朱批，原为“此皆杨名时所荐之科甲中人物”，刊本改为“恐未必如杨名时所荐之科甲中人物”。1733年起，《雍正朱批谕旨》次第问世并颁赐臣工，到乾隆继位第三年的1783年全部刊齐，所收8000多份朱批奏折。这些奏折约占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的雍正2.2万份汉文朱批奏折的十分之三四。
在很多人心目中，除了康熙、雍正之外，其他清帝的朱批都是呆板乏味，只有“知道了”、“依议”、“该部知道”等套话。其实不然，谨以咸丰为例，1854年，曾国藩率水军进攻驻扎靖港的太平军遭遇大败，羞愤之下投水自尽，被救起后又写了遗折准备再度自杀。但事后奏报军情时，没有将遗折一起寄送。咸丰看后，不明所以，便毫不客气地朱批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在江西被石达开围困并与当地官员关系紧张，曾国藩心灰意冷，1857年借父亲病故之机离开军营回湖南老家。之后，面对咸丰的征召一再借故推脱、不肯出山，直至1858年六月才肯带兵救援浙江。咸丰得知后，在曾国藩的《恭报起程日期折》上朱批“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咸丰的朱批表明：皇帝驭下，跟家长管孩子异曲同工——其实不也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吗？
3 雍正批复“朕就是这样汉子”
一般公认，清朝十三帝中，康熙、雍正的朱批较有个性，尤以雍正为最。1707年，获悉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遵照自己所嘱用药病情好转，正在外地的康熙十分高兴，在朱批中打趣道：“闻赫世亨已大愈，未尽报朕言，待朕回宫，断不宽宥，必将赫世亨交与其妻掐死。”至于雍正的朱批中，具有个性的话就更多了：1724年，朝廷向河南购买小米准备运往江南。河南巡抚田文镜上折子说江南人不吃小米不如改运小麦，但户部尚书张廷玉和吏部尚书朱轼则认为，小米粥那么好吃，南方人一定也爱吃。结果运去后无人问津。雍正大怒，狠狠地责备了张廷玉等人，同时又夸奖田文镜用心办差，实心办事。田文镜感到无比恩宠，在给雍正的折子中说自己“愚昧无知”，而能把事情办对，“此皆叠蒙圣恩多方教导”。雍正收到折子，当即下了这样一段流传甚广的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朱批除展示了雍正个性之外，更是雍正勤政的最好记录。登基头一年的1723年，京口将军缺出，雍正命李杕署理，大学士票拟时误将张天植拟用为副都统署理京口将军。事情发觉后，大学士们自请交吏部议处，雍正却借机表示自己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国家政治，皆皇考所遗，朕年尚壮，尔等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尚可勉力代理，尔等安乐怡养，心力无耗，得以延年益寿，是亦朕之惠也”。
据雍正自己所说，他每天朱批的奏折，多的时候有五六十封。雍正所言，应为不虚。现存档案显示，闽浙总督高其倬在1726年9月27日这天所上的奏折就有十份之多。
雍正对臣子的奏折，并非一翻而过，很多都有详细的朱批。清宫档案显示，在年羹尧一份谈及罗卜藏丹津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有二百余字；另有一件要年羹尧留心众蒙古王子的朱批，则多达三百言！在《雍正朱批谕旨》中，常有雍正深夜批折的记录——“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丙夜灯下逐条省览，一一批示矣”……
4 一旦泄露奏折便停止上折的权力
雍正对奏折制度最为坚持，奖惩毫无手软。雍正规定了朱批奏折定期缴进制度，对违反者，严加处置。
雍正规定下级官员的奏折须由转折大臣转交。这种转交的方式，雍正时执行也很严格：1724年，时为云南布政使的李卫遣人送折至京，本应由怡亲王转交。偏巧怡亲王有事出京，赍折人只得原匣携返。浙江布政使佟吉图因未照规定，就受到雍正的诘问。
更为关键的是，雍正对奏折保密的坚持。奏折既然涉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涉及官员的取舍，也就决定了它的保密性。康熙十分重视奏折的保密性，不时叮嘱苏州织造李煦等“凡有奏贴，万不可与人知道”。雍正更是一再以此要求具折人，在朱批中一再告诫臣下：“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四川巡抚鄂昌的叔叔鄂尔泰是雍正的宠臣，主持了历史上有名的“改土归流”工作，累官云贵总督、内阁首辅。但在命鄂昌书写奏折的朱批上，雍正说：“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应示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曾申明：“一切奏折无不倍加谨密，即臣子弟同在署中者皆未尝得窥底里。”
和我们在影视剧中常看到的“辕门点炮拜折”不同，出于保密需要，奏折递送时不可张扬，有人请派兵保护赍折人役，还遭到雍正的痛责。除非特别紧要之事，否则禁止利用传驿递送奏折。自然，雍正之后，随着奏折的普及，利用驿站和兵部捷报处送奏折的，也就逐渐增多了。
折子到了内廷，雍正一人开阅，写朱批，不要任何人员参予此事。而对于泄露密折和朱批内容者，雍正则进行相应的惩罚。如原甘肃提督路振声将朱批中对其弟固原提督路振扬的褒语抄告乃弟，路振扬又因此上折谢恩。雍正即批评道：“朕有旨，一切密谕，非奉旨通知，不许传告一人，今路振声公然将朕批谕抄录，宣示于尔，甚属不合，朕已另谕中饬。”1724年，雍正发现闽浙总督罗满保、山西巡抚诺岷等存在奏折泄密的情况，决定停止他们书写奏折的权力，以示惩罚。直至罗满保等承认错误，请求恢复他们的密奏权，雍正才从政事出发允许了。杨名时出任云南巡抚时将泄露密折于外人，遭停止奏折。1726年，杨名时已擢为云贵总督，又误将密谕载入本中，雍正下旨严责，并将杨名时解职，改为暂署。
根据《大清会典》和《缙绅录》的记录，清朝文官规模基本维持在1.4万人上下。加上武官，也就三四万人左右。尽管雍正扩大了上折者的范围，但1000多人相对数万官员来说，还是少数——也就是说，获准上折者自然会引以为荣。为此，雍正一再要求具折人不要声张。湖广襄阳府同知廖坤以微员获准折奏，竟以此夸示于其同乡蔡仕舢。雍正得知后，立即停止其上折的权力，以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廖坤奏折，只有两件。
此外，官员被革职，其上折之权自然随之失去。如果还想上折言事，就需要得到皇帝的特许。1854年四月，以在籍侍郎身份督率湘军的曾国藩，因水师进攻靖港失败自请从重治罪。之后，咸丰下旨将曾国藩革职。进入五月，鉴于自己马上就要带兵出湖南与太平军作战、需要随时奏报军情，曾国藩上《请准单衔专折奏事片》，请求准许“专折奏事”。如此，才重获咸丰同意“著准汝单衔奏事”。
5 “垃圾奏折”反应当年民生
前段时间，有台湾网友总结了清代大臣的“垃圾奏折”，列数了部分大臣奏折中关于进贡芒果、书籍以及问候皇帝身体等的重复、啰嗦，一时走红网络。
清代奏折，内容确实无所不包，但撮其大者，主要有请安、谢恩、缴批和陈事四类。
康熙时，苏州织造李煦最初十余年来的密折，都是雨水、收成、物价等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甚至，康熙还让他们将笑话写入奏折。他就告诉曹寅的儿子曹頫，哪怕是笑话，也可以入奏，“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雍正精力过人，事事都想插手，臣工也往往以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入奏。1728年六月，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报，河南府孟津县居民翟世有拾得陕西棉花商人秦泰银170两，归还原主，并不收谢。雍正看后十分高兴，朱批“小民慕义乃属可嘉可喜之事，有旨谕部矣”。不久，又特颁上谕嘉奖。一个月后，田文镜又上奏陈姓百姓捡到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力辞酬谢。这同样获得朱批称赞。翻检《雍正朱批谕旨》可知，雍正至少还朱批表扬过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山西巡抚石麟、直隶总督李卫折中所陈的“拾金不昧”事——牵涉到的银两或只有六两五钱，或仅是九两一钱！
至于被“诟病”的各地报告雨雪、粮价的奏折，其实是始于康熙朝的雨雪粮价情形单。中国是农业大国，每年降水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丰歉及粮价的升降，进而影响百姓的生存安危、攸关国家赋税，甚至牵涉到国家的昌盛与安定。康熙朝起，要求地方督抚每月报告当地的雨雪、粮价及收成情况。这一世界上仅有的雨雪粮价奏报制度，延续有清一代后，已成为研究清代社会学、经济学、气象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并非“垃圾奏折”。
雍正晚年，他意识到朝廷内外还有很多人怀疑自己是篡位登基后，出于为自己辩护等目的，1732年，他下令将自己的部分朱批谕旨编纂后刊刻分发给大臣。自然，编纂要经过审查和删修。比如，高其倬失宠后，雍正就将此前夸奖他的朱批一概抹掉；署理云南巡抚杨名时一份奏折的朱批，原为“此皆杨名时所荐之科甲中人物”，刊本改为“恐未必如杨名时所荐之科甲中人物”。1733年起，《雍正朱批谕旨》次第问世并颁赐臣工，到乾隆继位第三年的1783年全部刊齐，所收8000多份朱批奏折。这些奏折约占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的雍正2.2万份汉文朱批奏折的十分之三四。
在很多人心目中，除了康熙、雍正之外，其他清帝的朱批都是呆板乏味，只有“知道了”、“依议”、“该部知道”等套话。其实不然，谨以咸丰为例，1854年，曾国藩率水军进攻驻扎靖港的太平军遭遇大败，羞愤之下投水自尽，被救起后又写了遗折准备再度自杀。但事后奏报军情时，没有将遗折一起寄送。咸丰看后，不明所以，便毫不客气地朱批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在江西被石达开围困并与当地官员关系紧张，曾国藩心灰意冷，1857年借父亲病故之机离开军营回湖南老家。之后，面对咸丰的征召一再借故推脱、不肯出山，直至1858年六月才肯带兵救援浙江。咸丰得知后，在曾国藩的《恭报起程日期折》上朱批“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咸丰的朱批表明：皇帝驭下，跟家长管孩子异曲同工——其实不也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