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篇清代“垃圾奏折”的文章在网络上流行开来。在这些奏折中，君臣之间如家长里短似的对话令人捧腹不已。
奏折是清代特有的文书，是帝王与大臣之间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奏折一开始主要是奏报私事，后来逐渐扩大，无所不包。奏折兴起的具体时间不确定，康熙年间就已非常多见。可以确定的是，雍正皇帝将奏折制度化，他制定了非常完善的规章制度，包括缮折、装匣、传递、批阅等一系列环节，在每个环节，都有非常严格的程序。大臣一旦违反这个规定，就有可能被停止上奏折的权力。
奏折从诞生之初，就直接递送皇帝本人，相当于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私人书信，因此，奏折具有一种私密性。或许正因为如此，皇帝在批复奏折中才会流露出“真性情”，呈现出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康熙批复的“知道了”以及雍正批复的“朕就是这样汉子”之语。
1 奏折是清代特有的文书
清代以文牍治国，经常呈送到皇帝案头的文书有题本、奏本和奏折三种。题本和奏本是沿袭明朝旧制。明朝初年，臣民有事要告诉皇帝都用奏本。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于1424年进行了改革，增加了题本。此后，题本、奏本并行于明清两代，直到1748年乾隆下令废止奏本。
题本和奏本有何区别呢？简单说起来，就是“公题私奏”。公事用题本，如职官任免、惩处抚恤、户籍田赋等；私事用奏本，如降罚、谢恩等。
在清代，题本有部本、通本之分——凡中央六部等各在京衙门，所上题本称部本；凡地方各级官衙所上题本，通常由通政使司转交内阁，故称通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1000万件档案中，清代题本多达200余万件，内容包罗万象，构成清史系统、完整的记录，是研究清代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
1901年六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废除题本。八月，清政府以整顿庶务为名，决定废止题本，所有官员上奏只用奏折。奏折为清朝所发明，是清代专有的一种文书。从字面上讲，奏折即是臣子折叠而进向皇帝报告事件的文书。一般认为，它出现在康熙中期，成熟于雍正朝，与清朝相始终。奏折的内容，一开始主要是奏报私事，后来逐渐扩大，无所不包。但它与题本、奏本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内容，而是处理方式。题本、奏本投送内阁之后，内阁大臣先行阅看，拟写票签，即“票拟”，夹在本内一并送皇帝御览，得旨后照旨批写朱字。而奏折则是直接递送皇帝本人、不假手他人。因此，奏折更具保密性和神秘性。
现存最早的奏折，是1693年苏州织造李煦到任后给康熙所上的请安折。不过专家研究发现，至少在顺治时就已有“密封奏折”之名——顺治朝礼部侍郎王熙，在其自传年谱中，就有“辛丑。三十四岁。……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之语。按王熙年龄推算，辛丑为顺治十八年（1661年），这表明，当时君臣间已有密件来往。
统计表明，现存朱批奏折有16万余件，其中康熙朝密折3000余件，雍正朝密折2.2万余件。雍正在位只有13年而康熙当了61年的皇帝之久，为何二人所留下的密折相差如此之大？这和雍正对密折制度的改革有关——康熙朱批后的奏折，是由上奏人自行保管，以致不少散佚，甚至被焚毁，比如江宁巡抚吴存礼就曾奉康熙之命，把康熙五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一折烧掉；而雍正继位后，就下旨令臣下将康熙和自己所朱批的奏折封存缴进，否则“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如雍正时曾署理直隶总督的蔡珽，在1728年被参私藏朱批奏折三件，犯“大不敬”罪，险遭不测。经雍正整饬，定期缴进朱批奏折成为定例，自此历朝奏折大致完备。雍正在无意之中，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档案史料。
2 雍正将奏折制度化
雍正现存朱批奏折2.2万余件，虽比康熙3000余件多很多，但比起乾隆的5万余件，还是少了不少。可为何公众对雍正的奏折最熟知也最感兴趣呢？这和雍正为清代奏折所付出的心血息息相关。
雍正扩大了上奏折官员的范围。康熙朝时期，最初密折奏事的均为皇帝亲信，如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1701年起允许地方官具折奏事。但这时获准上折的官员多有因缘——如广东提督赵弘灿、河南巡抚赵弘燮，是征吴三桂功臣赵良栋的儿子；江宁巡抚宋荦，曾为康熙两次南巡接驾。1712年，康熙又命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等上折奏事。终康熙一代，有权密奏者约百余人。而统计表明，雍正朝短短13年中，有1100余名官员有上奏之权，是康熙朝的10倍。另外，在康熙时总督奏折独少。或许是因为康熙觉得总督为一地之长，原有题奏之权，无须密奏。而雍正继位第一年，就下令各省督抚密上奏折；到后来，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甚至一些州府县的中下级官员，也都有了书写密折的权力。
雍正继位之初，曾感慨“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为了尽快了解下情，雍正一开始还曾实施过轮班密奏制度，要求尚书、侍郎以及各科道官员轮流每人每日上一份密折，一折只说一件事。实在无事可奏，也要在奏折中声明。桐城派散文创始人方苞时为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就有一封密折，声明：“苞在修书处，无事可奏。”或许因为这种轮流言事的制度很容易变成形式主义，收效不大，很快就被取消，而奏折却得以极大发展。
最重要的是，雍正完善了清代奏折制度。他钦定了一套和奏折有关的规章，自缮折、装匣、传递，到批阅、发回本人，再到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程序，不允紊乱。这套文书制度的确立，不像某个官衙的设置，虽是无形的，但影响之大远超一般衙门的兴废。比如，规定了奏折用纸分为素纸、黄面黄纸、黄绫面黄纸、白绫面白纸四种。黄纸为请安时用，白纸为大丧时用，素纸为陈事所用。曾有观点说陈事的素纸规定为宣纸，这显然是想当然——奏折用纸均为竹纸。当时宣纸名贵，臣僚平常缮写呈奏用不起，也没有那么多宣纸可供。现存的大量奏折原件也表明，奏折所用纸张为竹纸而非宣纸。
比如，还规定了奏折的书写。奏折须本人亲笔，康熙朝已成定例。康熙为人审慎，生怕密折泄露，一再叮嘱臣下要自己写奏折。他自己也是亲自批复每一件奏折，曾说：“所批朱笔谕旨，皆出朕手，无代书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断不假手于人。故凡所奏事件，惟朕即原奏人知之。”雍正朝更是如此。只有题奏者身体不适，或年迈眼花手不能握笔，方可偶尔可以请人代书——不过，据清宫档案可知，大臣亲书奏折一事尚大可通融，许多奏折均非本人书写。
奏折写好之后，经过封套、固封、装匣、加铜锁等程序，再用盖有御押黄纸封口，包以黄包袱，然后递送。康熙朝可能尚无折匣，而用木夹板；雍正继位后，让内廷特制了木质皮衬里的折匣，根据上折者职所离京城的远近以及上折的频次，颁给2到8个折匣，以满足源源不断交流的需要。1727年，福建巡抚常赉署中被偷，失去折匣钥匙，只得向将军石礼哈借用开启。这表明，折匣的铜锁当为宫廷特制，非坊间锁匠所能开启。
奏折在递送方面的规定颇为严格：督抚大员的奏折直送紫禁城乾清门，交奏事官收呈；其他官阶较低者的奏折，或交上司乘便转达，或由家丁携送进京，首次交乾清门奏事官，以后则由雍正指定的转折大臣上呈。如怡亲王允祥、户部尚书张廷玉、礼部侍郎蒋廷锡等。为何要转交呢？原来，雍正最讲究体制，虽允许道台、县令等低级别官员密奏陈事，但又担心上下颠倒、无法无天，终会影响人君专制。用转交的办法，既能扩大上折者的范围，又不违反体制，可谓一举两得。
前段时间，一篇清代“垃圾奏折”的文章在网络上流行开来。在这些奏折中，君臣之间如家长里短似的对话令人捧腹不已。
奏折是清代特有的文书，是帝王与大臣之间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奏折一开始主要是奏报私事，后来逐渐扩大，无所不包。奏折兴起的具体时间不确定，康熙年间就已非常多见。可以确定的是，雍正皇帝将奏折制度化，他制定了非常完善的规章制度，包括缮折、装匣、传递、批阅等一系列环节，在每个环节，都有非常严格的程序。大臣一旦违反这个规定，就有可能被停止上奏折的权力。
奏折从诞生之初，就直接递送皇帝本人，相当于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私人书信，因此，奏折具有一种私密性。或许正因为如此，皇帝在批复奏折中才会流露出“真性情”，呈现出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康熙批复的“知道了”以及雍正批复的“朕就是这样汉子”之语。
1 奏折是清代特有的文书
清代以文牍治国，经常呈送到皇帝案头的文书有题本、奏本和奏折三种。题本和奏本是沿袭明朝旧制。明朝初年，臣民有事要告诉皇帝都用奏本。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于1424年进行了改革，增加了题本。此后，题本、奏本并行于明清两代，直到1748年乾隆下令废止奏本。
题本和奏本有何区别呢？简单说起来，就是“公题私奏”。公事用题本，如职官任免、惩处抚恤、户籍田赋等；私事用奏本，如降罚、谢恩等。
在清代，题本有部本、通本之分——凡中央六部等各在京衙门，所上题本称部本；凡地方各级官衙所上题本，通常由通政使司转交内阁，故称通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1000万件档案中，清代题本多达200余万件，内容包罗万象，构成清史系统、完整的记录，是研究清代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
1901年六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废除题本。八月，清政府以整顿庶务为名，决定废止题本，所有官员上奏只用奏折。奏折为清朝所发明，是清代专有的一种文书。从字面上讲，奏折即是臣子折叠而进向皇帝报告事件的文书。一般认为，它出现在康熙中期，成熟于雍正朝，与清朝相始终。奏折的内容，一开始主要是奏报私事，后来逐渐扩大，无所不包。但它与题本、奏本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内容，而是处理方式。题本、奏本投送内阁之后，内阁大臣先行阅看，拟写票签，即“票拟”，夹在本内一并送皇帝御览，得旨后照旨批写朱字。而奏折则是直接递送皇帝本人、不假手他人。因此，奏折更具保密性和神秘性。
现存最早的奏折，是1693年苏州织造李煦到任后给康熙所上的请安折。不过专家研究发现，至少在顺治时就已有“密封奏折”之名——顺治朝礼部侍郎王熙，在其自传年谱中，就有“辛丑。三十四岁。……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之语。按王熙年龄推算，辛丑为顺治十八年（1661年），这表明，当时君臣间已有密件来往。
统计表明，现存朱批奏折有16万余件，其中康熙朝密折3000余件，雍正朝密折2.2万余件。雍正在位只有13年而康熙当了61年的皇帝之久，为何二人所留下的密折相差如此之大？这和雍正对密折制度的改革有关——康熙朱批后的奏折，是由上奏人自行保管，以致不少散佚，甚至被焚毁，比如江宁巡抚吴存礼就曾奉康熙之命，把康熙五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一折烧掉；而雍正继位后，就下旨令臣下将康熙和自己所朱批的奏折封存缴进，否则“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如雍正时曾署理直隶总督的蔡珽，在1728年被参私藏朱批奏折三件，犯“大不敬”罪，险遭不测。经雍正整饬，定期缴进朱批奏折成为定例，自此历朝奏折大致完备。雍正在无意之中，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档案史料。
2 雍正将奏折制度化
雍正现存朱批奏折2.2万余件，虽比康熙3000余件多很多，但比起乾隆的5万余件，还是少了不少。可为何公众对雍正的奏折最熟知也最感兴趣呢？这和雍正为清代奏折所付出的心血息息相关。
雍正扩大了上奏折官员的范围。康熙朝时期，最初密折奏事的均为皇帝亲信，如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1701年起允许地方官具折奏事。但这时获准上折的官员多有因缘——如广东提督赵弘灿、河南巡抚赵弘燮，是征吴三桂功臣赵良栋的儿子；江宁巡抚宋荦，曾为康熙两次南巡接驾。1712年，康熙又命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等上折奏事。终康熙一代，有权密奏者约百余人。而统计表明，雍正朝短短13年中，有1100余名官员有上奏之权，是康熙朝的10倍。另外，在康熙时总督奏折独少。或许是因为康熙觉得总督为一地之长，原有题奏之权，无须密奏。而雍正继位第一年，就下令各省督抚密上奏折；到后来，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甚至一些州府县的中下级官员，也都有了书写密折的权力。
雍正继位之初，曾感慨“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为了尽快了解下情，雍正一开始还曾实施过轮班密奏制度，要求尚书、侍郎以及各科道官员轮流每人每日上一份密折，一折只说一件事。实在无事可奏，也要在奏折中声明。桐城派散文创始人方苞时为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就有一封密折，声明：“苞在修书处，无事可奏。”或许因为这种轮流言事的制度很容易变成形式主义，收效不大，很快就被取消，而奏折却得以极大发展。
最重要的是，雍正完善了清代奏折制度。他钦定了一套和奏折有关的规章，自缮折、装匣、传递，到批阅、发回本人，再到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程序，不允紊乱。这套文书制度的确立，不像某个官衙的设置，虽是无形的，但影响之大远超一般衙门的兴废。比如，规定了奏折用纸分为素纸、黄面黄纸、黄绫面黄纸、白绫面白纸四种。黄纸为请安时用，白纸为大丧时用，素纸为陈事所用。曾有观点说陈事的素纸规定为宣纸，这显然是想当然——奏折用纸均为竹纸。当时宣纸名贵，臣僚平常缮写呈奏用不起，也没有那么多宣纸可供。现存的大量奏折原件也表明，奏折所用纸张为竹纸而非宣纸。
比如，还规定了奏折的书写。奏折须本人亲笔，康熙朝已成定例。康熙为人审慎，生怕密折泄露，一再叮嘱臣下要自己写奏折。他自己也是亲自批复每一件奏折，曾说：“所批朱笔谕旨，皆出朕手，无代书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断不假手于人。故凡所奏事件，惟朕即原奏人知之。”雍正朝更是如此。只有题奏者身体不适，或年迈眼花手不能握笔，方可偶尔可以请人代书——不过，据清宫档案可知，大臣亲书奏折一事尚大可通融，许多奏折均非本人书写。
奏折写好之后，经过封套、固封、装匣、加铜锁等程序，再用盖有御押黄纸封口，包以黄包袱，然后递送。康熙朝可能尚无折匣，而用木夹板；雍正继位后，让内廷特制了木质皮衬里的折匣，根据上折者职所离京城的远近以及上折的频次，颁给2到8个折匣，以满足源源不断交流的需要。1727年，福建巡抚常赉署中被偷，失去折匣钥匙，只得向将军石礼哈借用开启。这表明，折匣的铜锁当为宫廷特制，非坊间锁匠所能开启。
奏折在递送方面的规定颇为严格：督抚大员的奏折直送紫禁城乾清门，交奏事官收呈；其他官阶较低者的奏折，或交上司乘便转达，或由家丁携送进京，首次交乾清门奏事官，以后则由雍正指定的转折大臣上呈。如怡亲王允祥、户部尚书张廷玉、礼部侍郎蒋廷锡等。为何要转交呢？原来，雍正最讲究体制，虽允许道台、县令等低级别官员密奏陈事，但又担心上下颠倒、无法无天，终会影响人君专制。用转交的办法，既能扩大上折者的范围，又不违反体制，可谓一举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