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
探索东亚早期文明的里程碑
——专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
文汇报:石峁遗址的发掘对“中华文明探源”有何重要意义?为什么说它是探索中国乃至东亚早期文明的一座里程碑?
孙周勇:石峁城址内涵丰富,规模宏大,是40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乃至中国现在版图区域极具代表性的都邑性遗址,是整个东亚发现的规模最大城址。
石峁遗址处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是探索中国乃至东亚早期文明的一座里程碑。外城东门址设计的精巧程度、建筑技术,远远超过了我们对距今4000年前后这一文明的判断。
从空间上说,它在中国秦长城、明长城北方的边界区域,自古就是北方门户。从时间上说,它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代文明的起点。在中国北方还有石峁这样一个势均力敌的集团,改变了我们对4000年前华夏版图格局的认识。
另一方面,它支持佐证了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多个支脉、各地不同发展,融合交流汇总形成正统体制的过程。
文汇报:石峁遗址考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初步结论提供了哪些有力支撑?
孙周勇:石峁的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具体来说,它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尤其是距今5000年到夏代建立这个阶段,华夏版图上是一个万邦林立的社会,很多地方的文化发展是自成脉络、自成体系。在距今4000年前后,这里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政体中心,成为一个金字塔的最尖端,具备所谓“古国”的形态。我个人认为,石峁具有了早期国家的全部特征,现在缺的就是文字。
文汇报:为什么说石峁遗址“颠覆性改变着学界关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原有认识”,为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成史提供了新图标?又为何称它是“华夏史前第一城”、“中华文明的前夜”?
孙周勇:原先认为夏商周三代早期的文明从没离开过中原腹地。我们没想到,在这个核心区域以外,有石峁这么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而且很多文明和文化的因素最后融入中华文明的主流血脉中。
石峁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另外一个支脚。石峁的很多发现显现出其文化特征,展现了它与外域文明、现在版图以外的同年文明之间的交流。比如,石峁发现的石范、铜刀,说明冶金技术已传入中国北端,支持了青铜技术从阿尔泰山、西亚、中亚传入中国,进入中国北方沿黄河进入腹地这一观点。
口弦琴的发现,说明北方民族的迁徙和流动促使口弦琴向外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世界意义上多民族使用的乐器,反映了早期的文化交流。
还有,马面、瓮城、角台,后来成为中国制度文明核心要素的建筑元素,距今2000年前后在中原腹地成为一个都邑性遗址必备的城防设施。这些在石峁出现时,形态已经非常成熟。这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制度创新的认识。
在距今4000年前后,良渚遗址所在的区域衰落了,而石峁遗址则是繁盛期。石峁遗址内发现了良渚遗址的玉琮、石家河文化的玉鹰、玉人头。这说明,当时古人的交通、上层社会的交流往来,可能已经超出了现在的想象。
石峁还发现了鳄鱼骨板(扬子鳄的骨板),长江流域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黄河流域的北端?4000年前的环境下,扬子鳄能生存在这里吗?给世人留下未解之谜。
所有中国早期的遗址全都是地下遗址,而石峁是矗立在石头之上、地表之上的建筑,历经4000年风雨仍保存得相当好。几十米高的皇城台就像欧洲的城堡一样层层叠叠,一个8万平方米的台子用石头裹起来,而且城墙外面都有装饰,镶在墙里的眼睛和石头人雕像都是石头墙上的浮雕。
早期中国没有人脸嵌在墙里面这种传统,还有,修筑城市的传统就是张骞沿着欧洲的草原之路从中国北方传回来的。由此可见,石峁广泛吸收了外来文化,包括境内周边区域同时期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