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陕高原近邻处的黄河西岸，沉寂了4000多年的石头城——石峁，被考古学家探查的脚步声惊醒了。声声探铲叩响了这处史前文化遗产的处女地，一个距今4300年北方早期国家的都城遗址,如今轰动了世界。这座硕大无比的史前古城正在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之上。高家堡为明代长城沿线一处重要营盘、河套地区进入关中地区的交通要冲。
从洞川沟沟底，沿一条扩建中的道路驾车攀爬，经过一段护坡石墙，半山腰上一个高大的砌石台地映入眼帘，考古队的旗帜在工地上随风飘扬。这就是当地人俗称的“皇城台”——石峁遗址的核心区、联合考古队正发掘的工地。
2011年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文体广电局联合组建的石峁考古队，对这里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复查，先后对外城东门址和皇城台等进行了重点发掘。
一座沉寂了4300年的石头城遗址
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告诉记者，其气势恢宏，构筑精良，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等城址，是目前所见的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
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墙和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城外还有数座“哨所”预警遗迹。石峁内城面积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190万平方米，内、外城的城墙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2.5米。
这些石砌城墙不仅是防御性设施，还具有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它的出现暗示着在公共权力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邵晶认为，石峁遗址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必要条件。其性质被定义为“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也是不同于仰韶时代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和宗教中心。
站在皇城台眺望东北方向，一排青灰色的临时保护大棚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那里是整个石峁城的制高点、已经发掘完毕的外城东门址，海拔约1290米。
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眼前的“皇城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四周包砌了多达9级的层阶状护坡石墙。这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
近年来，皇城台周边发掘出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铸铜等高等级遗存，推断“皇城台”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区域。
穿过2100平方米的广场，沿着发掘出的门道，登上8万余平方米的台顶，十几个头戴草帽的考古队员正用镢头清理着倒塌下来的古代堆积，旁边的拖拉机正在装土。这里是“池苑”遗迹，清理过后，将砌上护坡石墙。一个可移动的保护大棚遮盖着一处房屋遗址。这处宫殿遗址还没有发掘到基础部分，今年雨季过后再继续发掘。
记者看到，皇城台第二、三级石墙墙体，分布着许多孔洞，洞内插着一根根圆形木头，有的已成朽木。据邵晶介绍，“因为石墙太高了，这些木头起的是‘拉筋’、维护稳固作用。它们贯穿了整个墙体，有可能就是北宋《营造法式》记载的‘纴木’，它是中国古代城建技术的重要创举。”经鉴定，它们都是柏木，不是本地的。
近几年，考古队在对皇城台门址一带发掘时，揭露出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其中面积2100平方米的广场，被确认为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据了解，皇城台门址前设置瓮城和广场，开创了中国都城正门结构的先河。
在东墙北坡的“弃置堆积”内，出土了约200件筒瓦、板瓦残片，暗示着皇城台台顶存在着覆瓦的大型宫室类建筑。这些陶瓦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量最大、区域位置最北端的重要发现，对探讨中国早期建筑材料及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30立方米的土方内，发现数千枚骨针，各类骨器超过300件，表明皇城台顶部存在着骨器手工作坊。这些骨料经过了不同工序的加工，展示了史前石峁人制作骨针的整个过程。邵晶介绍，石峁人采集到骨料后，先把它们砸碎，然后从中挑选出长条的骨片进行切割、打磨，做成细小的骨条，再进行打磨和钻孔，最终加工成骨针。
在晋陕高原近邻处的黄河西岸，沉寂了4000多年的石头城——石峁，被考古学家探查的脚步声惊醒了。声声探铲叩响了这处史前文化遗产的处女地，一个距今4300年北方早期国家的都城遗址,如今轰动了世界。这座硕大无比的史前古城正在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之上。高家堡为明代长城沿线一处重要营盘、河套地区进入关中地区的交通要冲。
从洞川沟沟底，沿一条扩建中的道路驾车攀爬，经过一段护坡石墙，半山腰上一个高大的砌石台地映入眼帘，考古队的旗帜在工地上随风飘扬。这就是当地人俗称的“皇城台”——石峁遗址的核心区、联合考古队正发掘的工地。
2011年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文体广电局联合组建的石峁考古队，对这里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复查，先后对外城东门址和皇城台等进行了重点发掘。
一座沉寂了4300年的石头城遗址
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告诉记者，其气势恢宏，构筑精良，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等城址，是目前所见的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
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墙和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城外还有数座“哨所”预警遗迹。石峁内城面积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190万平方米，内、外城的城墙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2.5米。
这些石砌城墙不仅是防御性设施，还具有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它的出现暗示着在公共权力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邵晶认为，石峁遗址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必要条件。其性质被定义为“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也是不同于仰韶时代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和宗教中心。
站在皇城台眺望东北方向，一排青灰色的临时保护大棚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那里是整个石峁城的制高点、已经发掘完毕的外城东门址，海拔约1290米。
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眼前的“皇城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四周包砌了多达9级的层阶状护坡石墙。这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
近年来，皇城台周边发掘出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铸铜等高等级遗存，推断“皇城台”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区域。
穿过2100平方米的广场，沿着发掘出的门道，登上8万余平方米的台顶，十几个头戴草帽的考古队员正用镢头清理着倒塌下来的古代堆积，旁边的拖拉机正在装土。这里是“池苑”遗迹，清理过后，将砌上护坡石墙。一个可移动的保护大棚遮盖着一处房屋遗址。这处宫殿遗址还没有发掘到基础部分，今年雨季过后再继续发掘。
记者看到，皇城台第二、三级石墙墙体，分布着许多孔洞，洞内插着一根根圆形木头，有的已成朽木。据邵晶介绍，“因为石墙太高了，这些木头起的是‘拉筋’、维护稳固作用。它们贯穿了整个墙体，有可能就是北宋《营造法式》记载的‘纴木’，它是中国古代城建技术的重要创举。”经鉴定，它们都是柏木，不是本地的。
近几年，考古队在对皇城台门址一带发掘时，揭露出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其中面积2100平方米的广场，被确认为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据了解，皇城台门址前设置瓮城和广场，开创了中国都城正门结构的先河。
在东墙北坡的“弃置堆积”内，出土了约200件筒瓦、板瓦残片，暗示着皇城台台顶存在着覆瓦的大型宫室类建筑。这些陶瓦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量最大、区域位置最北端的重要发现，对探讨中国早期建筑材料及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30立方米的土方内，发现数千枚骨针，各类骨器超过300件，表明皇城台顶部存在着骨器手工作坊。这些骨料经过了不同工序的加工，展示了史前石峁人制作骨针的整个过程。邵晶介绍，石峁人采集到骨料后，先把它们砸碎，然后从中挑选出长条的骨片进行切割、打磨，做成细小的骨条，再进行打磨和钻孔，最终加工成骨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