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战后的日本篆刻传承
大篆刻家河井荃庐和很多无辜民众在东京大轰炸中遇难，美国军队携带欧美文化冲击了日本国土，也严重影响了日本的艺术发展。经过短暂的低迷之后，篆刻家们迅速行动，用艺术创作来激励受伤的民众。他们分作两大阵营：
一个是以大阪地区为中心的关西派，以表现自我感性为核心，重在创造崭新面貌，被誉为“感觉主义”。代表人物是梅舒适（1914—2008），1948年创立“篆社”，发行《篆美》杂志。他青年时因迷恋中国文化选读了中文专业，并来到中国师从于吴昌硕的大弟子王个簃，学习达八年之久。为了融入中国文化环境，他听从梅兰芳的建议将本名“梅舒适郎”改为了三字，并且沿用终生。
一个是以东京地区为中心的关东派，强调学习中国传统古典，在此基础上谋求创造，被誉为“传统至上主义”。代表人物小林斗盦（1916—2007），1970年成立“谦慎印会”。小林是河井的高足，老师去世后，他又拜同门师兄西川宁（1902—1989）为师，后来还拜另两位文字学家、中国古印学家为师，为了追求学问，可谓不拘常格、转益多师。
在日本，老师还长期保留有为学生赐字取号的传统，如小林就获得了河井老师赠送的字“中卿”、号“斗盦”。赠送名号，既是对学生的肯定和激励，也是对老师学问的考验，因此注重传统并不仅限于篆刻技法本身，还要在文字学、汉籍经典文化等方面下大功夫。作为文化的承传、教育的影响，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环节，无疑引导了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重视师承也是日本篆刻教育的一个特点，如梅舒适的师承之一是河西笛洲，师祖是篠田芥津，而小林斗盦的师爷也是篠田，他们都是篠田的嫡传，而篠田正是当年革新派的代表。
因此，尽管战后的日本篆刻家表面上存在着分野，但在精神层面上，革新是大家共同面对的主题，重塑民族精神是整个日本必须完成的愿景。这一时期的日本篆刻在风格上呈现出刚猛利落、阳刚壮美的审美风尚，强调沉着痛快的刀法和强烈的印面对比，既有继承清末碑派遗风的一面，又有不断突破、开拓新风的鲜明性格。在民族精神的内在特质与艺术载体的外在表现之间实现了贯通与同一，这再次印证了日本善于学习接受、善于融汇转化的民族特色。
4.当今社会教育格局中的篆刻
时至今日，日本在很多场合、生活环节中无论单位还是个人都需要印章完成，签名无法替代其重要性。这些既很好地保留了印章的实用性，同时为篆刻技艺的延续提供了生存空间，社会教育也确保了篆刻艺术的发展。
日本正式开办大学书道教育是1949年。迄今为止，日本开设书道教育课程的大学有二百所之多，其主要目标是培养书法师资，或为师资提供养成教育，书家的培养不占主导地位。对于篆刻教育的课程设置，日本在大学专门科的全日制教学中也是有区别的。如福冈教育大学就设有书法专业本科、硕士，该校本科中对于培养中等学校书法教师的“中师班”，其总的技法训练课程为十七个单元，培养书法家的“书美班”其技法课程为二十二个单元，篆刻课程都是一个单元；而在目标为培养国语课书写教师的本科，以及所有方向的书法硕士中都没有设置明确的篆刻课程。
开设篆刻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师资的素养，满足中小学艺术鉴赏课程中极少量篆刻内容的授课需要。大量更重要的技法训练与培养主要依靠于社会层面的印社团体，或者篆刻课程老师领衔的外围活动。
日本目前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印社，成员少则一二十人，多则几十上百。全日本篆刻联盟现有成员300余人，日本篆刻家协会则拥有会员1500余人，他们重视普及工作和会员间的交流学习，并不断推进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互动，西泠印社现有日本名誉理事、社员20余名，他们都是日本篆刻界的名家。
今天，已经是文化资源共享的时代，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也保证了文化交流的畅通与互惠。日本对于篆刻资源的积累除了历史厚度、实物收藏与中国悬殊外，再有就是一定的审美差异。小林斗盦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精心刻好一枚印章准备参加日展（日本最高级别的展览会），中国篆刻家钱瘦铁认为还不够精彩，而西川宁却十分欣赏，结果赢得第二名。从中国审美角度来看，日本当代的篆刻在风格上类型化、雷同化现象比较严重，其主要问题在于学生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学习、模仿老师印风的实践中，少有突破明清余绪的文化追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篆刻在更深层面上的突破。
日本的当代篆刻更多侧重于展览观感，印面体量也越来越大，很多作品已无法为书画家所用，其独立性十分彰显。这也是在世界艺术综合影响之下的结果，即便承载传统文化的艺术类型也无法避免。篆刻虽然在日本艺术门类中似乎属于小众的一种，其实不尽然，由于它与文字天然密切的关系，尤其印信与生俱来的信守品质，使得民众钟情于篆刻的热诚未减，每人拥有一枚自己的印章并非是奢望，正如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每家成人都有自己的印章一样。
尽管篆刻艺术与实用印章已经出现了一定分野，但在宏观层次上都承载着同样的功能。由于日本社会对文字的尊重和对手工技艺的崇尚，都使得篆刻和书道一样承担着民众的美育功能。如今，电脑刻章对于日本篆刻构成了极大冲击，但基于篆刻、书道、美术、工艺基础上衍生而来“日本现代刻字”，恰恰又发展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的艺术形式。因此必须承认，任何艺术只有“飞入寻常百姓家”，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它的活力。
日本篆刻已基本完成了自身的当代转型，实现了与民族精神的高度融合，成为与日本书道同样重要的文化景观。作为曾经的外来文化，日本篆刻所经历的接受与转化、承传与创新，以及内在的教育影响模式，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作者：刘维东，系山西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
3.战后的日本篆刻传承
大篆刻家河井荃庐和很多无辜民众在东京大轰炸中遇难，美国军队携带欧美文化冲击了日本国土，也严重影响了日本的艺术发展。经过短暂的低迷之后，篆刻家们迅速行动，用艺术创作来激励受伤的民众。他们分作两大阵营：
一个是以大阪地区为中心的关西派，以表现自我感性为核心，重在创造崭新面貌，被誉为“感觉主义”。代表人物是梅舒适（1914—2008），1948年创立“篆社”，发行《篆美》杂志。他青年时因迷恋中国文化选读了中文专业，并来到中国师从于吴昌硕的大弟子王个簃，学习达八年之久。为了融入中国文化环境，他听从梅兰芳的建议将本名“梅舒适郎”改为了三字，并且沿用终生。
一个是以东京地区为中心的关东派，强调学习中国传统古典，在此基础上谋求创造，被誉为“传统至上主义”。代表人物小林斗盦（1916—2007），1970年成立“谦慎印会”。小林是河井的高足，老师去世后，他又拜同门师兄西川宁（1902—1989）为师，后来还拜另两位文字学家、中国古印学家为师，为了追求学问，可谓不拘常格、转益多师。
在日本，老师还长期保留有为学生赐字取号的传统，如小林就获得了河井老师赠送的字“中卿”、号“斗盦”。赠送名号，既是对学生的肯定和激励，也是对老师学问的考验，因此注重传统并不仅限于篆刻技法本身，还要在文字学、汉籍经典文化等方面下大功夫。作为文化的承传、教育的影响，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环节，无疑引导了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重视师承也是日本篆刻教育的一个特点，如梅舒适的师承之一是河西笛洲，师祖是篠田芥津，而小林斗盦的师爷也是篠田，他们都是篠田的嫡传，而篠田正是当年革新派的代表。
因此，尽管战后的日本篆刻家表面上存在着分野，但在精神层面上，革新是大家共同面对的主题，重塑民族精神是整个日本必须完成的愿景。这一时期的日本篆刻在风格上呈现出刚猛利落、阳刚壮美的审美风尚，强调沉着痛快的刀法和强烈的印面对比，既有继承清末碑派遗风的一面，又有不断突破、开拓新风的鲜明性格。在民族精神的内在特质与艺术载体的外在表现之间实现了贯通与同一，这再次印证了日本善于学习接受、善于融汇转化的民族特色。
4.当今社会教育格局中的篆刻
时至今日，日本在很多场合、生活环节中无论单位还是个人都需要印章完成，签名无法替代其重要性。这些既很好地保留了印章的实用性，同时为篆刻技艺的延续提供了生存空间，社会教育也确保了篆刻艺术的发展。
日本正式开办大学书道教育是1949年。迄今为止，日本开设书道教育课程的大学有二百所之多，其主要目标是培养书法师资，或为师资提供养成教育，书家的培养不占主导地位。对于篆刻教育的课程设置，日本在大学专门科的全日制教学中也是有区别的。如福冈教育大学就设有书法专业本科、硕士，该校本科中对于培养中等学校书法教师的“中师班”，其总的技法训练课程为十七个单元，培养书法家的“书美班”其技法课程为二十二个单元，篆刻课程都是一个单元；而在目标为培养国语课书写教师的本科，以及所有方向的书法硕士中都没有设置明确的篆刻课程。
开设篆刻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师资的素养，满足中小学艺术鉴赏课程中极少量篆刻内容的授课需要。大量更重要的技法训练与培养主要依靠于社会层面的印社团体，或者篆刻课程老师领衔的外围活动。
日本目前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印社，成员少则一二十人，多则几十上百。全日本篆刻联盟现有成员300余人，日本篆刻家协会则拥有会员1500余人，他们重视普及工作和会员间的交流学习，并不断推进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互动，西泠印社现有日本名誉理事、社员20余名，他们都是日本篆刻界的名家。
今天，已经是文化资源共享的时代，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也保证了文化交流的畅通与互惠。日本对于篆刻资源的积累除了历史厚度、实物收藏与中国悬殊外，再有就是一定的审美差异。小林斗盦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精心刻好一枚印章准备参加日展（日本最高级别的展览会），中国篆刻家钱瘦铁认为还不够精彩，而西川宁却十分欣赏，结果赢得第二名。从中国审美角度来看，日本当代的篆刻在风格上类型化、雷同化现象比较严重，其主要问题在于学生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学习、模仿老师印风的实践中，少有突破明清余绪的文化追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篆刻在更深层面上的突破。
日本的当代篆刻更多侧重于展览观感，印面体量也越来越大，很多作品已无法为书画家所用，其独立性十分彰显。这也是在世界艺术综合影响之下的结果，即便承载传统文化的艺术类型也无法避免。篆刻虽然在日本艺术门类中似乎属于小众的一种，其实不尽然，由于它与文字天然密切的关系，尤其印信与生俱来的信守品质，使得民众钟情于篆刻的热诚未减，每人拥有一枚自己的印章并非是奢望，正如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每家成人都有自己的印章一样。
尽管篆刻艺术与实用印章已经出现了一定分野，但在宏观层次上都承载着同样的功能。由于日本社会对文字的尊重和对手工技艺的崇尚，都使得篆刻和书道一样承担着民众的美育功能。如今，电脑刻章对于日本篆刻构成了极大冲击，但基于篆刻、书道、美术、工艺基础上衍生而来“日本现代刻字”，恰恰又发展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的艺术形式。因此必须承认，任何艺术只有“飞入寻常百姓家”，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它的活力。
日本篆刻已基本完成了自身的当代转型，实现了与民族精神的高度融合，成为与日本书道同样重要的文化景观。作为曾经的外来文化，日本篆刻所经历的接受与转化、承传与创新，以及内在的教育影响模式，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作者：刘维东，系山西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