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的篆刻与其书道一样，都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下产生的艺术门类，它们既带有汉字艺术的深刻烙印，又逐步形成了自身强烈的民族特色。艺术传播的过程，也是艺术教育的过程。长时间的文化交融影响、发展演变，形成的不仅是一部艺术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艺术交流史、艺术教育史。
1.源自中国的篆刻文化
从出土文物来看，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是我国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所赐，三国魏明帝也封赐有“亲魏倭王”印绶，它们无疑是日本文物中的国家重宝，同时也说明了篆刻对于日本最初的外来身份。
据《日本书纪》载，奈良时期持统天皇六年（692）神祇官向天皇献了一枚木印，这是日本主动治印用印的最早记录。大宝元年（701）日本通过法令推行官印制，直到平安时代（794—1191）才得到全面实施。这一时期，正是日本派送遣唐使、留学生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其贵族教育制度也增设了太学、国学，讲授经学、律令、汉文学、书法等。大唐朱色官印与墨迹文稿所形成的气度风规，很快影响到日本的士夫阶层和行政阶层。
此外，鉴真东渡时不仅带去“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迹，也带有熟悉制印技艺的弟子，为日本篆刻打开了方便之门。尤其是被誉为日本“三笔”之一的高僧空海曾来华学习，他撰成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将篆隶书系统准确地推介给日本，为篆刻艺术教育在当地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基础教材。除了大量篆体风格的官印外，私印也开始出现并为各行业所应用，这些活跃于市井之间的印章通常是楷书，易于辨识，风格质朴天然，别具特色。这批早期的日本公私印章基本上都是朱文，被称作“日本古印”，它们虽然在出土数量上并不算多，但已经与中国隋唐印风产生了诸多不同，形成一笔较为可观而又可贵的、属于日本的文化资源。
宋元时期大批日本学问僧来华取经，日本禅宗随之兴盛。我国赴日的高僧有兰溪道隆、义翁绍仁、一山一宁等，人数可观。他们的造诣不仅影响了日本佛教，同时也影响了日本的书道和篆刻。书画题款、书迹钤印已经发展成为文化精英的社会风尚。宋元风格的官印、私印、押印在日本镰仓时期和南北朝时期大面积铺开。文印开始有较多使用，印面形式已经出现多种装饰手法。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篆刻艺术的发端阶段，其特色重点是满足各阶层的实用，篆刻家也停留在技工层面，教育也主要是使用者的需求影响和技术传授，丰富的审美虽然业已出现，但篆刻的艺术性还处于从属地位或初现端倪，艺术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凸显。
2.日本早期篆刻雏形
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学者们开始整理中国唐宋书画名家的款印并出版了《古书画款印》《君台观左右帐记》《和汉历代画师名印泻图》等一大批篆刻集，为书画家制印提供了教材范本。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民众对于书画印的综合审美，提升了鉴赏能力和水平。
我国明代由于石材印章的拓展，打破了以往金属印、木质印的局限。文彭、何震开宗立派，文人治印新风兴起，使用者和治印者实现了合一，高雅审美与技术完成了融汇，引发了明清流派印的艺术高潮。明末清初，我国一批文人、高僧、篆刻家以遗民身份来到日本避难，代表人物有独立（1596—1672）、心越（1639—1695）等人。他们在日讲经、传授书法篆刻，推广汉印及文何印风，心越携带的《韵府古篆汇选》（清初陈策编辑）经翻刻、传播成为日本新的篆文参考书。他们为日本篆刻培养了第一批文人代表、篆刻教育家，学生默子如定、细井广泽等人成为日本篆刻兴起的先驱，独立、心越被奉为“日本篆刻界的鼻祖”。
江户时代，长崎是中国文化涌入日本的必经通道。长崎派代表源伯民（1712—1793）就是师从长期生活在该地的中国篆刻家丁书严、徐兆行、董三桥。这一时期日本篆刻前后形成若干流派，但总体上都是在学习明清今体派系，讲求华丽精巧，注重装饰趣味。京都的高芙蓉（1722—1784）对当时流行的方篆杂体印风极力反对，他推崇秦汉古印，以复古为追求。他的弟子传人众多，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古体印风，因此被尊为日本“印圣”。
我国清代中晚期碑学思潮兴起，1880年由杨守敬带去的大量碑版及秦汉印石在日本掀起巨大浪潮，加之配套的《松石山房印谱》编撰出版，共同催生了日本篆刻的“革新派”，他们主要学习中国以邓石如为代表的徽派、丁敬为代表的浙派，追求雄健高古的风格，代表人物有篠田芥津（1827—1902）等人。
明治年间是日本篆刻家来华学习的一个高潮时期，如圆山大迂（1838—1916）师从徐三庚、杨岘，桑名铁城（1864—1938）学习赵之谦、吴昌硕印风，河井荃庐（1871—1945）直接师事吴昌硕，他们不仅丰富了对于中国篆刻的认识与借鉴，同时也对日本篆刻的发展和教育作出了极大贡献。他们迅速影响了一批篆刻家脱颖而出，尤其为日本战后篆刻艺术的崛起储备了人才资源。
众所周知，日本的篆刻与其书道一样，都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下产生的艺术门类，它们既带有汉字艺术的深刻烙印，又逐步形成了自身强烈的民族特色。艺术传播的过程，也是艺术教育的过程。长时间的文化交融影响、发展演变，形成的不仅是一部艺术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艺术交流史、艺术教育史。
1.源自中国的篆刻文化
从出土文物来看，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是我国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所赐，三国魏明帝也封赐有“亲魏倭王”印绶，它们无疑是日本文物中的国家重宝，同时也说明了篆刻对于日本最初的外来身份。
据《日本书纪》载，奈良时期持统天皇六年（692）神祇官向天皇献了一枚木印，这是日本主动治印用印的最早记录。大宝元年（701）日本通过法令推行官印制，直到平安时代（794—1191）才得到全面实施。这一时期，正是日本派送遣唐使、留学生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其贵族教育制度也增设了太学、国学，讲授经学、律令、汉文学、书法等。大唐朱色官印与墨迹文稿所形成的气度风规，很快影响到日本的士夫阶层和行政阶层。
此外，鉴真东渡时不仅带去“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迹，也带有熟悉制印技艺的弟子，为日本篆刻打开了方便之门。尤其是被誉为日本“三笔”之一的高僧空海曾来华学习，他撰成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将篆隶书系统准确地推介给日本，为篆刻艺术教育在当地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基础教材。除了大量篆体风格的官印外，私印也开始出现并为各行业所应用，这些活跃于市井之间的印章通常是楷书，易于辨识，风格质朴天然，别具特色。这批早期的日本公私印章基本上都是朱文，被称作“日本古印”，它们虽然在出土数量上并不算多，但已经与中国隋唐印风产生了诸多不同，形成一笔较为可观而又可贵的、属于日本的文化资源。
宋元时期大批日本学问僧来华取经，日本禅宗随之兴盛。我国赴日的高僧有兰溪道隆、义翁绍仁、一山一宁等，人数可观。他们的造诣不仅影响了日本佛教，同时也影响了日本的书道和篆刻。书画题款、书迹钤印已经发展成为文化精英的社会风尚。宋元风格的官印、私印、押印在日本镰仓时期和南北朝时期大面积铺开。文印开始有较多使用，印面形式已经出现多种装饰手法。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篆刻艺术的发端阶段，其特色重点是满足各阶层的实用，篆刻家也停留在技工层面，教育也主要是使用者的需求影响和技术传授，丰富的审美虽然业已出现，但篆刻的艺术性还处于从属地位或初现端倪，艺术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凸显。
2.日本早期篆刻雏形
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学者们开始整理中国唐宋书画名家的款印并出版了《古书画款印》《君台观左右帐记》《和汉历代画师名印泻图》等一大批篆刻集，为书画家制印提供了教材范本。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民众对于书画印的综合审美，提升了鉴赏能力和水平。
我国明代由于石材印章的拓展，打破了以往金属印、木质印的局限。文彭、何震开宗立派，文人治印新风兴起，使用者和治印者实现了合一，高雅审美与技术完成了融汇，引发了明清流派印的艺术高潮。明末清初，我国一批文人、高僧、篆刻家以遗民身份来到日本避难，代表人物有独立（1596—1672）、心越（1639—1695）等人。他们在日讲经、传授书法篆刻，推广汉印及文何印风，心越携带的《韵府古篆汇选》（清初陈策编辑）经翻刻、传播成为日本新的篆文参考书。他们为日本篆刻培养了第一批文人代表、篆刻教育家，学生默子如定、细井广泽等人成为日本篆刻兴起的先驱，独立、心越被奉为“日本篆刻界的鼻祖”。
江户时代，长崎是中国文化涌入日本的必经通道。长崎派代表源伯民（1712—1793）就是师从长期生活在该地的中国篆刻家丁书严、徐兆行、董三桥。这一时期日本篆刻前后形成若干流派，但总体上都是在学习明清今体派系，讲求华丽精巧，注重装饰趣味。京都的高芙蓉（1722—1784）对当时流行的方篆杂体印风极力反对，他推崇秦汉古印，以复古为追求。他的弟子传人众多，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古体印风，因此被尊为日本“印圣”。
我国清代中晚期碑学思潮兴起，1880年由杨守敬带去的大量碑版及秦汉印石在日本掀起巨大浪潮，加之配套的《松石山房印谱》编撰出版，共同催生了日本篆刻的“革新派”，他们主要学习中国以邓石如为代表的徽派、丁敬为代表的浙派，追求雄健高古的风格，代表人物有篠田芥津（1827—1902）等人。
明治年间是日本篆刻家来华学习的一个高潮时期，如圆山大迂（1838—1916）师从徐三庚、杨岘，桑名铁城（1864—1938）学习赵之谦、吴昌硕印风，河井荃庐（1871—1945）直接师事吴昌硕，他们不仅丰富了对于中国篆刻的认识与借鉴，同时也对日本篆刻的发展和教育作出了极大贡献。他们迅速影响了一批篆刻家脱颖而出，尤其为日本战后篆刻艺术的崛起储备了人才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