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应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著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于去年年末出任第五届“胡适人文讲座”主讲人，发表了题为“现代中国文论刍议”的系列演讲。“胡适人文讲座”是北大中文系最高规格的学术讲座项目，自2010年设立以来，已经先后邀请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李欧梵与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四位国际知名学者担任主讲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次王德威教授的系列演讲分为四场，包括“鲁迅，新儒家，‘幽暗意识’：论‘文’与‘心’”、“钱锺书，陈寅恪，与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论‘诗’与‘史’”、“现代中国文论的‘情·动·力’：论‘兴’与‘情’”与“再论‘启蒙’，‘革命’——与‘抒情’”。根据王德威教授的设计，总此四场讲座“以四种不同角度，审理现代中国文论出入今古、中西的关系；特别强调五四后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如何与现代情境——从西学理论到政治要求，从历史经验到感觉结构——产生互动，并以文论作为彰显、介入、诠释现代性的方法”。而在“文学革命”发端一百周年之际，以“现代中国文论刍议”为题于北京大学发表这一系列演讲，也旨在向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刊于《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致意。
在第三讲中，王德威教授引用了闻一多视“兴”为“象征廋语”的论述，并在第四讲中结合其“抒情传统”研究，将其发展为一种“通关密语”之说。在王德威讲授看来，“闻一多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我们都需要有一种‘通关秘语’，一个特别的密码作为彼此沟通、投射共同的心情或心志的方式。在这里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抒情’是我个人捍卫与解释文学的一个‘通关秘语’。所以我的总结是，谈论‘抒情传统’，无非就是强调今天与此时此地，我们对‘文学是什么’、‘文学能做什么’以及‘文学能够真正影响我们什么’这些问题的一个最强的辩论，以及我个人对这样一种文学传统的致敬”。而追寻文学的“通关密语”，也正是王德威教授此次系列演讲的一条主线。
文/李浴洋
“幽暗”的文心
王德威教授北大讲学侧记
◎袁一丹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立一主以待宾，宾无非主之宾者，乃俱有情而相浃洽。”王德威教授借王夫之诗话，提出一种“宾主历然”的诗学，以代替敌我对峙的诗学，乃基于他在“宾主”之间——海外中国研究与中国本土研究——居中斡旋的位置。宾主之间要达到“俱有情而相浃洽”的状态，离不开熟悉双方语境的居间调停者。
互为“宾主”的诗学，同时也指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理论话语笼罩下，长期处于“无主之宾”的“乌合”状态，甚至陷入“反客为主”的窘境。针对敌我对峙抑或宾主易位的研究状况，王德威教授对“现代”、“中国”、“文学”这三个关键词的拆解与重建工作，有其强烈的位置感，更有多重的对话方及预设听众，应置于中外不同的学术语境中加以检视。
王德威教授为此次胡适人文讲座设计的总题目是：“现代中国文论刍议”。“刍议”之名，不仅出于他一贯谦逊的发言姿态，更有意向百年前胡适在《新青年》上发布的《文学改良刍议》致敬。《文学改良刍议》作为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其意义不限于“八不主义”所规范的白话文学，继之而起的思想革命及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重新估价。百年以后，王德威教授在北大宣讲“现代中国文论刍议”，其旨归或许并不在“文论”本身，而是借“文论”的名义，对以文学革命为发端的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思潮进行再反思，意在让业已凝固为学科体制的“中国现代文学”复归于“文”的传统。
从“文学”复归于“文”，并不必然导向文化保守主义，毋宁说是在现代与传统、中与西之间折冲的结果，却意外地展开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网络。“文”的传统在王德威编织的话语脉络中，仍是被“现代”发明的“传统”。其对“文”的定义，涵盖文饰符号、文章学问、文艺书写、文化气质、文明传承诸层面，是一个由内而外渐次展开、继长生成的动态过程。
“文”、“心”、“诗”、“史”、“情”、“兴”，一连串中国文论固有概念的复活，似乎有向古典文论复归的姿态；然而如若绕过王德威教授用中西话语构筑的重重迷阵，发现其中暗藏的“文心”，未必是刘勰《文心雕龙》意义上的。古典之“文”坐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心性结构及道德秩序之上，而“现代文学”却诞生于王纲解纽、道德失序的混沌时代，正是为了应对现代人的“心灵危机”。
1918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谓“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可在王德威用中西理论资源编织成的文论体系中，孰为“散钱”，孰为“绳索”，未必一目了然。究竟是以西学之绳索贯穿中国铜钱，还是“吾道一以贯之”，驱使西学新说为我所用？王德威教授飞龙在天，云端偶现一鳞一爪，都值得我们回味半天，更展现出历史的互渗及理论跨时空的流动性。
在第一讲中，王德威教授拈出“幽暗意识”一词，刻意与思想史家张灏对话。张灏先生关于“幽暗意识”的定义，根植于善恶二元的双重人性论，以一战后欧洲基督教的“危机神学”（Crisis theology）为背景。此种“危机神学”认为人、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可能有近乎神的“完人”，人不过是生存于两极之间、可上可下的动物，因为人性内在的阴暗面是难以根除的，随时有堕落的可能性。“这种幽暗意识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惟其是从道德感出发，才能反映出黑暗势力之为黑暗，之为缺憾。”（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基于人根深蒂固的堕落性，尤其是权力的毒素，张灏主张从外在的政治制度上加以防范，而非通过儒家的德性修养加以净化。
如果顺着张灏对“幽暗意识”的界定去理解王德威所谓的“文心”，不免有一脚踏空之感。这种踏空感，反倒成为引导我走出话语迷阵的线索。王德威教授对“幽暗意识”的借用，并非以双重人性论为基点，而恰是要跳脱德性与政治的连锁，回到文学的立场，反驳此种非黑即白的善恶二元论。在他看来，“现代文学”的魅惑力，正在敢于直面现代人搅扰不安的心灵状态，于深渊中看到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或许正是王德威将鲁迅与“新儒家”并置，并以《墓碣文》为核心文本的用意。
鲁迅的《墓碣文》是王德威这次系列讲座中唯一大段征引的文学文本。《墓碣文》中“抉心自食”的意象，或可读作“现代文学”的一个隐喻。“坟”中的“死尸”若视为现代文学的肉身，古典之文难以借尸还魂，是因为“中无心肝”，或者说“文”所赖以生存的心性结构与道德秩序，已被置换为“本味”无从得知的黑暗之心。如果说古典之“文”是由内而外渐次“彰显”的过程，对于内中潜伏着幽暗意识或“空心”的现代文学而言，“彰显”的同时也是“掩盖”，隐匿不住的是如临深渊的不安与恐惧。
如何理解王德威前三讲的内在结构，或者说“文”与“心”、“诗”与“史”、“情”与“兴”这几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王德威教授一开始就声明他所谓的“文论”（Literary Thought）是反理论的，意在对抗植根于西方学院体制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因此其选择的概念，均带有重层的阐释史，并裹挟着混沌的历史势能。反理论的宗旨，恰恰说明王德威的“现代中国文论刍议”实则源于一种反体制的理论冲动。
王德威的讲述方式，表面上看是历史化的，其征引的文本，上至《论》《孟》，下至毛泽东、刘少奇的革命话语。这种貌似历史化的呈现方式，其实建立在人、事、物之间似有若无的微妙关系之上，或想象性的对话中，可视为一种“依微以拟议”的谱系学。此种“依微拟议”的谱系学，遵循“旁通连类”的原则，印证了比较的不可能性亦即其最大可能性，用钱锺书的话说：“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
在第二讲“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中，王德威对钱锺书《谈艺录》的精彩阐发，可帮助我们理解其“文论”的内在结构。钱锺书《谈艺录》的理论抱负在于“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以语于文史通义乎。”“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看家本领，王德威认为“比较不来自想当然尔的平行互惠、你侬我侬，而来自不可思议的、偶然凑泊的互缘共构。正是因为差异、裂缝的存在不容忽视，我们才有了磨合补缀的动力”。究其学问的底色，王德威不是谨小慎微的文学史家，而是善于化惊险为惊艳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所谓比较批评，在他这里，“不是一了百了的众星归位，而是有如擦边球，有如抛物线，在那一闪而过的时刻形成接触面或制高点”。
最后一场座谈聚焦于“革命”、“启蒙”、“抒情”三者的博弈。“情”的萎缩，或被消费，是需正视的时代症候。曾与“革命”、“启蒙”携手而行的抒情，曾赋予“革命”、“启蒙”以原动力及光明愿景的抒情，廓然大公的无我之情，竟萎缩成小情小爱、小打小闹。抒情传统论在后革命、后启蒙时代遭遇的质疑，问题或不仅在论述本身的阐释效力，而在其预设的竞争对手：以“革命”与“启蒙”为支撑的宏大论述，已处于信用透支的状态，沦为空洞的大词。“抒情”与“革命”、“抒情”与“启蒙”，是相反相成、相爱相杀的竞争关系，当一方萎缩、消寂后，另一方也难以独大。而现代中国抒情传统论的最大敌人，或潜伏在其内部，即抒情话语形成的修辞惯性。
按语：应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著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于去年年末出任第五届“胡适人文讲座”主讲人，发表了题为“现代中国文论刍议”的系列演讲。“胡适人文讲座”是北大中文系最高规格的学术讲座项目，自2010年设立以来，已经先后邀请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李欧梵与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四位国际知名学者担任主讲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次王德威教授的系列演讲分为四场，包括“鲁迅，新儒家，‘幽暗意识’：论‘文’与‘心’”、“钱锺书，陈寅恪，与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论‘诗’与‘史’”、“现代中国文论的‘情·动·力’：论‘兴’与‘情’”与“再论‘启蒙’，‘革命’——与‘抒情’”。根据王德威教授的设计，总此四场讲座“以四种不同角度，审理现代中国文论出入今古、中西的关系；特别强调五四后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如何与现代情境——从西学理论到政治要求，从历史经验到感觉结构——产生互动，并以文论作为彰显、介入、诠释现代性的方法”。而在“文学革命”发端一百周年之际，以“现代中国文论刍议”为题于北京大学发表这一系列演讲，也旨在向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刊于《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致意。
在第三讲中，王德威教授引用了闻一多视“兴”为“象征廋语”的论述，并在第四讲中结合其“抒情传统”研究，将其发展为一种“通关密语”之说。在王德威讲授看来，“闻一多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我们都需要有一种‘通关秘语’，一个特别的密码作为彼此沟通、投射共同的心情或心志的方式。在这里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抒情’是我个人捍卫与解释文学的一个‘通关秘语’。所以我的总结是，谈论‘抒情传统’，无非就是强调今天与此时此地，我们对‘文学是什么’、‘文学能做什么’以及‘文学能够真正影响我们什么’这些问题的一个最强的辩论，以及我个人对这样一种文学传统的致敬”。而追寻文学的“通关密语”，也正是王德威教授此次系列演讲的一条主线。
文/李浴洋
“幽暗”的文心
王德威教授北大讲学侧记
◎袁一丹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立一主以待宾，宾无非主之宾者，乃俱有情而相浃洽。”王德威教授借王夫之诗话，提出一种“宾主历然”的诗学，以代替敌我对峙的诗学，乃基于他在“宾主”之间——海外中国研究与中国本土研究——居中斡旋的位置。宾主之间要达到“俱有情而相浃洽”的状态，离不开熟悉双方语境的居间调停者。
互为“宾主”的诗学，同时也指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理论话语笼罩下，长期处于“无主之宾”的“乌合”状态，甚至陷入“反客为主”的窘境。针对敌我对峙抑或宾主易位的研究状况，王德威教授对“现代”、“中国”、“文学”这三个关键词的拆解与重建工作，有其强烈的位置感，更有多重的对话方及预设听众，应置于中外不同的学术语境中加以检视。
王德威教授为此次胡适人文讲座设计的总题目是：“现代中国文论刍议”。“刍议”之名，不仅出于他一贯谦逊的发言姿态，更有意向百年前胡适在《新青年》上发布的《文学改良刍议》致敬。《文学改良刍议》作为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其意义不限于“八不主义”所规范的白话文学，继之而起的思想革命及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重新估价。百年以后，王德威教授在北大宣讲“现代中国文论刍议”，其旨归或许并不在“文论”本身，而是借“文论”的名义，对以文学革命为发端的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思潮进行再反思，意在让业已凝固为学科体制的“中国现代文学”复归于“文”的传统。
从“文学”复归于“文”，并不必然导向文化保守主义，毋宁说是在现代与传统、中与西之间折冲的结果，却意外地展开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网络。“文”的传统在王德威编织的话语脉络中，仍是被“现代”发明的“传统”。其对“文”的定义，涵盖文饰符号、文章学问、文艺书写、文化气质、文明传承诸层面，是一个由内而外渐次展开、继长生成的动态过程。
“文”、“心”、“诗”、“史”、“情”、“兴”，一连串中国文论固有概念的复活，似乎有向古典文论复归的姿态；然而如若绕过王德威教授用中西话语构筑的重重迷阵，发现其中暗藏的“文心”，未必是刘勰《文心雕龙》意义上的。古典之“文”坐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心性结构及道德秩序之上，而“现代文学”却诞生于王纲解纽、道德失序的混沌时代，正是为了应对现代人的“心灵危机”。
1918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谓“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可在王德威用中西理论资源编织成的文论体系中，孰为“散钱”，孰为“绳索”，未必一目了然。究竟是以西学之绳索贯穿中国铜钱，还是“吾道一以贯之”，驱使西学新说为我所用？王德威教授飞龙在天，云端偶现一鳞一爪，都值得我们回味半天，更展现出历史的互渗及理论跨时空的流动性。
在第一讲中，王德威教授拈出“幽暗意识”一词，刻意与思想史家张灏对话。张灏先生关于“幽暗意识”的定义，根植于善恶二元的双重人性论，以一战后欧洲基督教的“危机神学”（Crisis theology）为背景。此种“危机神学”认为人、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可能有近乎神的“完人”，人不过是生存于两极之间、可上可下的动物，因为人性内在的阴暗面是难以根除的，随时有堕落的可能性。“这种幽暗意识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惟其是从道德感出发，才能反映出黑暗势力之为黑暗，之为缺憾。”（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基于人根深蒂固的堕落性，尤其是权力的毒素，张灏主张从外在的政治制度上加以防范，而非通过儒家的德性修养加以净化。
如果顺着张灏对“幽暗意识”的界定去理解王德威所谓的“文心”，不免有一脚踏空之感。这种踏空感，反倒成为引导我走出话语迷阵的线索。王德威教授对“幽暗意识”的借用，并非以双重人性论为基点，而恰是要跳脱德性与政治的连锁，回到文学的立场，反驳此种非黑即白的善恶二元论。在他看来，“现代文学”的魅惑力，正在敢于直面现代人搅扰不安的心灵状态，于深渊中看到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或许正是王德威将鲁迅与“新儒家”并置，并以《墓碣文》为核心文本的用意。
鲁迅的《墓碣文》是王德威这次系列讲座中唯一大段征引的文学文本。《墓碣文》中“抉心自食”的意象，或可读作“现代文学”的一个隐喻。“坟”中的“死尸”若视为现代文学的肉身，古典之文难以借尸还魂，是因为“中无心肝”，或者说“文”所赖以生存的心性结构与道德秩序，已被置换为“本味”无从得知的黑暗之心。如果说古典之“文”是由内而外渐次“彰显”的过程，对于内中潜伏着幽暗意识或“空心”的现代文学而言，“彰显”的同时也是“掩盖”，隐匿不住的是如临深渊的不安与恐惧。
如何理解王德威前三讲的内在结构，或者说“文”与“心”、“诗”与“史”、“情”与“兴”这几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王德威教授一开始就声明他所谓的“文论”（Literary Thought）是反理论的，意在对抗植根于西方学院体制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因此其选择的概念，均带有重层的阐释史，并裹挟着混沌的历史势能。反理论的宗旨，恰恰说明王德威的“现代中国文论刍议”实则源于一种反体制的理论冲动。
王德威的讲述方式，表面上看是历史化的，其征引的文本，上至《论》《孟》，下至毛泽东、刘少奇的革命话语。这种貌似历史化的呈现方式，其实建立在人、事、物之间似有若无的微妙关系之上，或想象性的对话中，可视为一种“依微以拟议”的谱系学。此种“依微拟议”的谱系学，遵循“旁通连类”的原则，印证了比较的不可能性亦即其最大可能性，用钱锺书的话说：“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
在第二讲“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中，王德威对钱锺书《谈艺录》的精彩阐发，可帮助我们理解其“文论”的内在结构。钱锺书《谈艺录》的理论抱负在于“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以语于文史通义乎。”“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看家本领，王德威认为“比较不来自想当然尔的平行互惠、你侬我侬，而来自不可思议的、偶然凑泊的互缘共构。正是因为差异、裂缝的存在不容忽视，我们才有了磨合补缀的动力”。究其学问的底色，王德威不是谨小慎微的文学史家，而是善于化惊险为惊艳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所谓比较批评，在他这里，“不是一了百了的众星归位，而是有如擦边球，有如抛物线，在那一闪而过的时刻形成接触面或制高点”。
最后一场座谈聚焦于“革命”、“启蒙”、“抒情”三者的博弈。“情”的萎缩，或被消费，是需正视的时代症候。曾与“革命”、“启蒙”携手而行的抒情，曾赋予“革命”、“启蒙”以原动力及光明愿景的抒情，廓然大公的无我之情，竟萎缩成小情小爱、小打小闹。抒情传统论在后革命、后启蒙时代遭遇的质疑，问题或不仅在论述本身的阐释效力，而在其预设的竞争对手：以“革命”与“启蒙”为支撑的宏大论述，已处于信用透支的状态，沦为空洞的大词。“抒情”与“革命”、“抒情”与“启蒙”，是相反相成、相爱相杀的竞争关系，当一方萎缩、消寂后，另一方也难以独大。而现代中国抒情传统论的最大敌人，或潜伏在其内部，即抒情话语形成的修辞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