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脉
楚图南的学术涵养深厚，其学术之脉主要有三条：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外国优秀文化。
当初，刚刚走上学术之路，楚图南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学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并学习和翻译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刊物。
1925年，楚图南再次离开故乡云南，前往北京与李大钊相见，并随后赴东北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1926年，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楚图南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秉承者。他在1929年发表的《〈史记〉与司马迁》一文高度评价了司马迁“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境界，《史记》的“悲凉苍劲、勃郁沉雄”，正是表明了著者的“奇伟高旷”。
楚图南认为，顾炎武是清代大儒，“清代考据之学，实由顾亭林先生开其端”。鉴于顾炎武对古音研究的探求本源，楚图南感慨：“我以为更难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先生遭丧乱之际，所淬砺磨炼，所深思奋发出来的一种悲天悯人、挽回颓局的救世心情，一种提倡正学、力娇文弊的严肃而又实际的治学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学者最先必须有学者的良心”，“以救民水火之心”为人与为学。正因如此，89岁高龄的楚图南仍笔耕不辍，在1988年撰写了《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初探》。
楚图南还是外国文化的引进者、借鉴者。在作品选择上，他注重选择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作品，以拓展中国的学术视野，从中汲取有益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养分；在接受对象上，他从以学术精英为重点逐步转向人民大众，尤其是青年人，因为他确信这些人对中国的前途更加重要。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践行者。
学术不仅要在“象牙塔”，更应走进实践、融入生活。所以，楚图南既是一位卓越的学者，更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领学术、启发人生，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披肝沥胆、不懈奋斗。
张瑞才，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云南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会长。著作有《邓小平社会发展论》《学思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文集》等，主编《云南大百科全书》《云南文库·大家、名家》。
学人小传
楚图南（1899—1994），我国著名史地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书法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毕业后开始了长达70余年的革命和笔耕生涯。在东北期间，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判入狱，在狱中以顽强意志和坚强毅力从事翻译和创作，形成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1929年，他在《读<史记>》中提出，“在暴政的铁压下，婉转的生；忍受着横逆的摧伤；饮下了大苦毒与大耻辱的时代所酌给的酒”，讴歌了司马迁的叛逆精神。
1935年，楚图南在暨南大学史地系任讲师，发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等学术论文，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观，提出研究历史地理学应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观点。1938年，他受聘为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发表《学术辩难应有的态度》《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等论文，提出开展学术辩论的三个基本要求，要养成学术上的自然健全的活泼的新空气，“对人知道尊重，对学术给予宽容”，才能使“学术思想自由健全地发达起来”。
1947年，楚图南赴上海法学院任教授，再版《刁斗集》。1949年受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之余，始终不懈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学术论文、理论文章、文学作品、书法作品等。直到1993年12月，94岁高龄的楚图南还在《群言》杂志发表《毛泽东百年诞辰感言》一文，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笔耕不辍，其70多年的学术成果在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楚图南著译选集》（两卷本）和1999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楚图南集》（五卷本）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学术之脉
楚图南的学术涵养深厚，其学术之脉主要有三条：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外国优秀文化。
当初，刚刚走上学术之路，楚图南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学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并学习和翻译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刊物。
1925年，楚图南再次离开故乡云南，前往北京与李大钊相见，并随后赴东北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1926年，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楚图南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秉承者。他在1929年发表的《〈史记〉与司马迁》一文高度评价了司马迁“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境界，《史记》的“悲凉苍劲、勃郁沉雄”，正是表明了著者的“奇伟高旷”。
楚图南认为，顾炎武是清代大儒，“清代考据之学，实由顾亭林先生开其端”。鉴于顾炎武对古音研究的探求本源，楚图南感慨：“我以为更难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先生遭丧乱之际，所淬砺磨炼，所深思奋发出来的一种悲天悯人、挽回颓局的救世心情，一种提倡正学、力娇文弊的严肃而又实际的治学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学者最先必须有学者的良心”，“以救民水火之心”为人与为学。正因如此，89岁高龄的楚图南仍笔耕不辍，在1988年撰写了《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初探》。
楚图南还是外国文化的引进者、借鉴者。在作品选择上，他注重选择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作品，以拓展中国的学术视野，从中汲取有益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养分；在接受对象上，他从以学术精英为重点逐步转向人民大众，尤其是青年人，因为他确信这些人对中国的前途更加重要。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践行者。
学术不仅要在“象牙塔”，更应走进实践、融入生活。所以，楚图南既是一位卓越的学者，更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领学术、启发人生，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披肝沥胆、不懈奋斗。
张瑞才，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云南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会长。著作有《邓小平社会发展论》《学思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文集》等，主编《云南大百科全书》《云南文库·大家、名家》。
学人小传
楚图南（1899—1994），我国著名史地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书法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毕业后开始了长达70余年的革命和笔耕生涯。在东北期间，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判入狱，在狱中以顽强意志和坚强毅力从事翻译和创作，形成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1929年，他在《读<史记>》中提出，“在暴政的铁压下，婉转的生；忍受着横逆的摧伤；饮下了大苦毒与大耻辱的时代所酌给的酒”，讴歌了司马迁的叛逆精神。
1935年，楚图南在暨南大学史地系任讲师，发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等学术论文，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观，提出研究历史地理学应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观点。1938年，他受聘为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发表《学术辩难应有的态度》《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等论文，提出开展学术辩论的三个基本要求，要养成学术上的自然健全的活泼的新空气，“对人知道尊重，对学术给予宽容”，才能使“学术思想自由健全地发达起来”。
1947年，楚图南赴上海法学院任教授，再版《刁斗集》。1949年受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之余，始终不懈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学术论文、理论文章、文学作品、书法作品等。直到1993年12月，94岁高龄的楚图南还在《群言》杂志发表《毛泽东百年诞辰感言》一文，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笔耕不辍，其70多年的学术成果在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楚图南著译选集》（两卷本）和1999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楚图南集》（五卷本）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