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秦淮名妓的爱情故事不知被后世演绎了多少次,故事被民间加工得跌宕起伏却又极具传奇色彩。比如极戏剧化的人物董小宛。
历史上的董小宛嫁给了冒襄,1651年因肺结核而死
董小宛如此有名,除了她本身作为秦淮名妓艳名远播之外,最重要的是后人还把她与清世祖顺治皇帝联系在了一起,认为董小宛就是清史上记载的与顺治帝情投意合的董鄂妃,即那个让少年天子顺治出家的女主角。
与顺治帝倾心相爱的董鄂妃,真的是董小宛本人吗?其实把顺治帝与董小宛联系起来实属无稽之谈。
董小宛是明末秦淮名妓,名白,生于公元1624年,卒于公元1651年,是冒襄(辟疆)的妾。冒襄是当年江南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曾作《影梅庵忆语》以及《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来描述董小宛,这是历史上唯一有关董小宛的记载。
至于顺治皇帝,《清史》等正史之中有详细的记载。顺治帝即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皇太极去世之后,皇太极长子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陷入帝位之争,但是双方实力相当,最后在不得不妥协的情况下选择了年仅六岁的福临继承帝位。称帝后的福临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帮助之下,从满洲汗国的汗王一跃成为中国皇帝,少年皇帝的名字可谓实至名归,上天给他两个贵人,多尔衮和吴三桂。多尔衮代替他征战南北,吴三桂一怒为红颜,使多尔衮的部队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越过山海关。
顺治这么一个异族皇帝与董小宛这么一个汉族美女又是如何被联系在一起的呢?
误会还起源于大文豪龚鼎孳《贺新郎》中“难倩附书黄犬”这句词。《贺新郎》这首词是龚鼎孳读冒襄《影梅庵忆语》而作的观后感。人们认为“黄犬”就是清廷太监,据此推测出董小宛曾入宫。其实“黄犬”最先出自《晋书·陆机传》,“初,机有骏犬,名曰黄犬,甚爱之”。所以“黄犬”也只是一个典故罢了,根本不是指太监。
而且,冒襄《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记载,“痰涌血溢,五内崩舂”“脾虚肺逆”,也就是说董小宛死于疢疾,即肺结核。冒襄在《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的前文小叙中记载:“小宛自壬午归副室,与余形影丽者九年,今辛卯献岁初二日长逝。”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董小宛的确死于冒襄家中。而壬午就是明崇祯十五年,亦即公元1642年,辛卯系清世祖顺治八年,亦即公元1651年。所以董小宛于1642年嫁给了冒襄作妾,1651年因肺结核而死于冒襄家中。
根据两人的生卒年月,生于1624年的董小宛比生于1638年的顺治皇帝整整大了15岁。而董小宛1651年去世之时,顺治皇帝才13岁。之所以把顺治与董小宛连接起来,只不过是好事者们进行的文学想象罢了。
谁是第一个到西天取经的僧人?
《西游记》中的唐僧是以玄奘为原型塑造出来的。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还有比唐僧更早的去西天取经之人,而且不止一人。
历史上第一位去西天取经的人是高僧法显,他是现在的山西襄丘人,俗姓为龚,在家中排行第四。当时父母怕养不活他,就把他送进仙堂寺去做小沙弥,希望他能得到佛祖的庇佑。
当他发现现存经书有很多错误和残缺时,为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他萌生了西行取经求法的念头。
一天,他在洗脸时,突然看到自己映在水中的衰老面容,便长叹一声道:“若再犹豫,我的夙愿就要化为泡影了。”于是,在东晋隆安三年(399)的三月,年已62岁的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动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的西行。次年,他们到了张掖(今甘肃张掖),在这里又有一批僧侣加入。
他们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西出阳关,进入白龙滩大沙漠。法显一行不畏艰苦,冒险前行,经过17个昼夜,行程1500里,终于走出了这片死亡之海。
之后,他们沿塔里木河向西北行进,到乌隶国(今新疆北部),又折转南下,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法显在回忆这段行程时写道:“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行之苦,人理莫比。”
公元404年,法显和道整终于来到了印度佛教发祥地。相传这里是佛祖释迦牟尼生前居住说法最久的地方。公元410年,法显踏上了归国的征途,他的最后一个同伴道整留居印度不走了,他却大志不改,孤身一人前行。回国后,他被当时江西庐山东林寺的著名高僧慧远接到南京讲经和译经。他历时五年译了经典六部,共63卷,计100多万字。后来,已近暮年的法显迁往荆州,于公元422年圆寂,享年86岁。
25人同行取经,最终只剩下昙无竭等5人
第二位取经人是高僧昙无竭,他本姓李,幽州黄龙人(现辽宁省朝阳市)。据《高僧传》记载,昙无竭很小就在龙翔佛寺出家,他潜心修炼,遵守戒律,在众多僧徒中表现得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了龙翔佛寺僧众中的佼佼者。
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常慨叹佛经残缺不全,又听说山西有僧人法显等躬践佛国,从古印度取回真经,于是他立下誓言,决心亲赴西天取经。
公元420年,昙无竭和僧猛、昙朗等25人,携带法器、食钵等物,从燕都龙城出发,向西行进。他们先到今天的青海,再出甘肃的河西走廊,穿过新疆吐鲁番东等地,翻越雪山大漠、绝壁深渊。同行取经的25名东北和尚中,有12人坠崖而亡,有8人途中饿死,最终只剩下昙无竭等5人。
历经数年,最终到达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昙无竭在印度各地礼拜佛陀圣迹,寻访名师,学习梵文经典数年后,从南天竺搭乘商船,过印度洋、南海,一行人安全抵达广州。回国后,昙无竭住在江南弘扬佛法,直至去世。他将在西天寻求的梵文《观世音受记经》译成汉文后,广泛流传于南北各地,后收录于《大藏经》中,为古今世人所传诵。昙无竭将在西天取经的游历与见闻写成《历国传记》,欲传后世,可惜此书早已失传。
他们西天取经回来,法显带回并翻译的佛经有6部24卷,昙无竭带回一部佛经,玄奘带回并翻译的经、论有75部1335卷,他们为我国佛教文化发展和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而作出的贡献永远值得称颂。
明朝“隆庆开海”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自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开始,标志着明朝持续200多年的海禁政策确立了下来。该诏令一经下发,全国所有海船悉数改为平头船,出入须有官方正式手续,而民船则不能从事海运。然而,当这个禁令还在大发神威的时候,隆庆年间竟然出现了开放海禁的现象,为什么一向施行海禁政策的明政府突然解除了海禁呢?这一切的根源可以从倭寇那里追溯起来。
倭寇之所以能在明朝时于中国东南海岸大肆横行,与陆地上一部分奸商里应外合的行径有关。由于强制禁止海上商贸,一些民间商人遂通过走私来与外界通商。另外,这些走私商团也拥有大量的武器装备,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为了阻止倭寇继续侵犯沿海边境,解除沿海商人的武装力量,明政府几代朝臣都曾向帝王提出实行开放沿海、与外通商的建议,但均被否决。直到明穆宗隆庆皇帝时期,皇帝欲重振朝纲,对内实行了一些安抚政策,同时也下达诏令,开放漳州月港一带地区的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
这一举措一经实施,明朝的海上贸易事业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国家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走私集团的发展,倭寇也因此大大减少。不过明政府也不是真正打算开放沿海地区,只不过通过开放一个点状地区而遏制整个负面势力。明政府的目的从“隆庆开海”的“出海船引”制度就可以看出。
所谓“出海船引”,就是凡可以在月港出海的商人,根据规定首先要在自己所在地邻勘报保结,然后向所在道府提出申请,经由海防机构核准后,发给商人船引。一般来说,担保人多是牙商(俗称商贸中介)和洋行(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中介商人机构)。关于申请海外商贸的商人户籍,也有严格规定。除了漳州、泉州二府商人外,其余地区商人申请出海的手续更加严格。对于海外贸易地区,明政府也有明确规定,诸如禁止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等。
隆庆时期福建巡抚许孚远曾言:“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一语点破了明廷真正的开海目的,不过是在有限开放基础上更好地实现“海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