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中国报纸的副刊史，还是从《北京晚报》的副刊史，一代报人、杂文家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专栏，都值得郑重地记一笔。邓拓先生以他广博的知识，报人的修养，通过《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向广大的读者写作以“轻松”、“有用”、“古今”、“知识”为切入点的短文，刊出后影响深远。
值《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从历史的维度，梳理这个专栏出炉的前前后后，以及《燕山夜话》作为出版物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不仅是表达对前辈的敬意，从小小的副刊专栏所辐射出的种种，能让我们捕捉到很多时代信息，也能让我们再次领会到《燕山夜话》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编者
一
1961年3月19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登出《燕山夜话》专栏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作者邓拓（署笔名“马南邨”）说：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邓拓时年尚未满五十岁，但已经是著名的老报人了。他二十八岁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三十七岁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机关报的首任总编辑。可以说，一生的主要经历在报纸的编辑出版中。
《燕山夜话》的栏目名，正是这位老报人自己的手笔。燕山对北京，夜话对晚报，虽只是一个栏目名，仍透出这位老报人的功力与巧思：既绝妙地对应了刊发专栏的报纸《北京晚报》，又切合这个专栏策划时的定位。笔名“马南邨”，化自“马兰村”。这个河北保定阜平县的山村，正是邓拓当年主持《晋察冀日报》时所驻的村子。
“轻松”“有用”“古今”“知识”……《生命的三分之一》这一篇，或许在“燕山夜话”这个名字定下来的同时，就已经在邓拓的脑海里成形了。这一篇是《燕山夜话》真正的“序言”，最后一段里已经列明了这一系列文章真正的关键词，标注了这批知识性杂文的写作路径。
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文革”结束后1980年出版的《忆邓拓》一书中，收有当年《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编辑顾行、刘孟洪的回忆文章《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细述了专栏出炉的经过：“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
玩笑其实也是实情。为了这个专栏，五色土副刊的编辑磨了作者三个月。1961年1月，北京日报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晚报编辑听了之后，立意邀请邓拓“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我们和邓拓同志越来越熟，磨他写文章的劲也越来越足，整整磨了三个多月”，直到3月初才答应。
当时的邓拓已离开他主持多年的《人民日报》两年，调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主编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燕山夜话》的开栏，在《北京晚报》创意栏目并向邓拓约稿的编辑们看来，有些“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味。
邓拓提的“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这个“铃”，有1961年前后的时代背景。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其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强调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会议还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这个大名鼎鼎的八字方针，其实在1960年冬就已在中央形成共识。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其中首次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毛泽东都发表讲话，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粮食短缺，1960年底、1961年初社会温度的变化是明显的。曾是资深报人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处分工负责文教，邓拓在北京市的相关会议中发声，希望报纸宣传发挥适当作用，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以补物质之困，也是很自然的事。而正在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开动脑力的《北京晚报》副刊编辑们想到了开办一个灵活的读书札记之类的栏目，刊登一些知识性的杂文。他们把约稿的目光，投到了邓拓身上。
二
在副刊编辑岗位工作多年，重读《燕山夜话》集时，我会忍不住设想，作为编辑，如果今天我碰上一个像邓拓这样的作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大概得用上“幸福”二字——对副刊编辑来说，一个学识渊博又长期浸润于报纸，深知报章各种需求，能按时为版面提供合适稿件的作者，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但一个既有学识储备，又精通报纸规律，能在学术和普及两者间兼取所长的作者，又着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今天重读《燕山夜话》，许多篇章仍然可以放在今天的报纸副刊版面上，并不违和且不输光彩。它显出的报纸文章的生命力，是作者与报纸“可遇不可求”的密切关系使然，尤为难能可贵。所以，重读《燕山夜话》，在感知它出于历史风云的必然的同时，又不能不体味它偶然而难以复制的一面。“三家村”之一廖沫沙1979年忆旧时曾有“燕山偶语”之说，或许恰好用来形容。
为《燕山夜话》定名时，邓拓对编辑说：“可以写的内容很多，题目随便想了一想，就够写一两年的。”很大程度上，是邓拓的学识支撑了这一点。在《欢迎“杂家”》一文中，邓拓说，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在《燕山夜话》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邓拓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杂家”风貌：
“邓拓同志在这些文章中，谈政策、谈时事、谈学习、谈工作、谈思想、谈作风、谈哲学、谈科学、谈历史、谈地理、谈文学、谈艺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琳琅满目，很像一部‘小百科全书’。写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谈古论今，旁征博引。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引用的资料很多。《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汉、唐、宋、元、明、清人笔记、小说；诸子百家、正史、野史；中外寓言，无所不引。”
邓拓的父亲是前清举人，邓拓幼承庭训，有国学底子，后来又先后求学于光华大学文学院政治社会系、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河南大学经济系，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与训练。他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撰写了二十五万字的《中国救荒史》，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以笔名“邓云特”）出版。从事灾荒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1998年撰专文谈这部“经典学术名著”，“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李文海认为，直到20世纪末，它仍是“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而这本被后来学者高度评价的教科书级的学术著作出版时，邓拓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
他的“杂家”理念，还出自长时间主事报纸的工作实践。报纸从业者的“杂家”要求，至今仍为多数业者所认同。在报纸工作，尤其是在戎马倥偬中处于一线主持编辑工作的总编辑，更是得有“杂家”精神与“杂家”本领，社论、理论文章、消息、通讯、杂文等样样体裁来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等种种领域都有识见。
史学家根底与作为党的机关报总编辑的非凡报纸生涯，对邓拓的“满纸文章”来说，是二而一的关系。《燕山夜话》，则是这种关系的“副产品”。
尽管如今我们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著名的作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重要的作品。但这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事实上，《燕山夜话》并不足以代表邓拓，它仅仅是探知邓拓最方便的一个入口而已。
无论从中国报纸的副刊史，还是从《北京晚报》的副刊史，一代报人、杂文家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专栏，都值得郑重地记一笔。邓拓先生以他广博的知识，报人的修养，通过《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向广大的读者写作以“轻松”、“有用”、“古今”、“知识”为切入点的短文，刊出后影响深远。
值《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从历史的维度，梳理这个专栏出炉的前前后后，以及《燕山夜话》作为出版物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不仅是表达对前辈的敬意，从小小的副刊专栏所辐射出的种种，能让我们捕捉到很多时代信息，也能让我们再次领会到《燕山夜话》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编者
一
1961年3月19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登出《燕山夜话》专栏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作者邓拓（署笔名“马南邨”）说：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邓拓时年尚未满五十岁，但已经是著名的老报人了。他二十八岁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三十七岁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机关报的首任总编辑。可以说，一生的主要经历在报纸的编辑出版中。
《燕山夜话》的栏目名，正是这位老报人自己的手笔。燕山对北京，夜话对晚报，虽只是一个栏目名，仍透出这位老报人的功力与巧思：既绝妙地对应了刊发专栏的报纸《北京晚报》，又切合这个专栏策划时的定位。笔名“马南邨”，化自“马兰村”。这个河北保定阜平县的山村，正是邓拓当年主持《晋察冀日报》时所驻的村子。
“轻松”“有用”“古今”“知识”……《生命的三分之一》这一篇，或许在“燕山夜话”这个名字定下来的同时，就已经在邓拓的脑海里成形了。这一篇是《燕山夜话》真正的“序言”，最后一段里已经列明了这一系列文章真正的关键词，标注了这批知识性杂文的写作路径。
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文革”结束后1980年出版的《忆邓拓》一书中，收有当年《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编辑顾行、刘孟洪的回忆文章《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细述了专栏出炉的经过：“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
玩笑其实也是实情。为了这个专栏，五色土副刊的编辑磨了作者三个月。1961年1月，北京日报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晚报编辑听了之后，立意邀请邓拓“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我们和邓拓同志越来越熟，磨他写文章的劲也越来越足，整整磨了三个多月”，直到3月初才答应。
当时的邓拓已离开他主持多年的《人民日报》两年，调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主编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燕山夜话》的开栏，在《北京晚报》创意栏目并向邓拓约稿的编辑们看来，有些“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味。
邓拓提的“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这个“铃”，有1961年前后的时代背景。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其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强调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会议还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这个大名鼎鼎的八字方针，其实在1960年冬就已在中央形成共识。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其中首次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毛泽东都发表讲话，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粮食短缺，1960年底、1961年初社会温度的变化是明显的。曾是资深报人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处分工负责文教，邓拓在北京市的相关会议中发声，希望报纸宣传发挥适当作用，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以补物质之困，也是很自然的事。而正在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开动脑力的《北京晚报》副刊编辑们想到了开办一个灵活的读书札记之类的栏目，刊登一些知识性的杂文。他们把约稿的目光，投到了邓拓身上。
二
在副刊编辑岗位工作多年，重读《燕山夜话》集时，我会忍不住设想，作为编辑，如果今天我碰上一个像邓拓这样的作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大概得用上“幸福”二字——对副刊编辑来说，一个学识渊博又长期浸润于报纸，深知报章各种需求，能按时为版面提供合适稿件的作者，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但一个既有学识储备，又精通报纸规律，能在学术和普及两者间兼取所长的作者，又着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今天重读《燕山夜话》，许多篇章仍然可以放在今天的报纸副刊版面上，并不违和且不输光彩。它显出的报纸文章的生命力，是作者与报纸“可遇不可求”的密切关系使然，尤为难能可贵。所以，重读《燕山夜话》，在感知它出于历史风云的必然的同时，又不能不体味它偶然而难以复制的一面。“三家村”之一廖沫沙1979年忆旧时曾有“燕山偶语”之说，或许恰好用来形容。
为《燕山夜话》定名时，邓拓对编辑说：“可以写的内容很多，题目随便想了一想，就够写一两年的。”很大程度上，是邓拓的学识支撑了这一点。在《欢迎“杂家”》一文中，邓拓说，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在《燕山夜话》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邓拓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杂家”风貌：
“邓拓同志在这些文章中，谈政策、谈时事、谈学习、谈工作、谈思想、谈作风、谈哲学、谈科学、谈历史、谈地理、谈文学、谈艺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琳琅满目，很像一部‘小百科全书’。写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谈古论今，旁征博引。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引用的资料很多。《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汉、唐、宋、元、明、清人笔记、小说；诸子百家、正史、野史；中外寓言，无所不引。”
邓拓的父亲是前清举人，邓拓幼承庭训，有国学底子，后来又先后求学于光华大学文学院政治社会系、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河南大学经济系，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与训练。他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撰写了二十五万字的《中国救荒史》，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以笔名“邓云特”）出版。从事灾荒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1998年撰专文谈这部“经典学术名著”，“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李文海认为，直到20世纪末，它仍是“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而这本被后来学者高度评价的教科书级的学术著作出版时，邓拓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
他的“杂家”理念，还出自长时间主事报纸的工作实践。报纸从业者的“杂家”要求，至今仍为多数业者所认同。在报纸工作，尤其是在戎马倥偬中处于一线主持编辑工作的总编辑，更是得有“杂家”精神与“杂家”本领，社论、理论文章、消息、通讯、杂文等样样体裁来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等种种领域都有识见。
史学家根底与作为党的机关报总编辑的非凡报纸生涯，对邓拓的“满纸文章”来说，是二而一的关系。《燕山夜话》，则是这种关系的“副产品”。
尽管如今我们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著名的作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重要的作品。但这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事实上，《燕山夜话》并不足以代表邓拓，它仅仅是探知邓拓最方便的一个入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