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抗战期间故宫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为了使故宫文物免遭战火毁灭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故宫博物院决定采取文物避敌南迁之策，大部分精品文物已经迁出、转移，留存的文物在后来也未受到严重破坏。
20余万件国宝奇迹般地躲过一次次轰炸
故宫博物院先后进行过五次文物南迁，实行文物的“战略大转移”。1933年2月至5月，宫内重要文物被装成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南迁文物又沿三路辗转迁徙至四川，分别存于四川省的巴县、峨眉和乐山。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处文物复归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
从1933年起，这批文物陆续经铁路从北京迁往南京和上海。然而存放在南京和上海的古物登记整理工作尚未完成，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继而八一三事变上海烽火再起，日本飞机甚至已经飞临南京城头肆意轰炸，这使得刚刚被安置下来的国宝转移又迫在眉睫，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连忙再安排文物西迁内地，经过故宫工作人员不断地研究和商讨决定分南、北、中三路出发。1939年底，经过一年多的辗转运输，三批文物终于被妥善安置在祖国内地的各个角落。在寻觅选定安全地点中，马衡都亲临现场勘察，反复权衡，才做出最后决定。
在那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交通困难，沿途还要经常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威胁，“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马衡自己也说：“那一年，乐山泸县皆受到燃烧弹的轰炸，都烧了小半个城。独有这宜宾没有受到轰炸。还有长沙湖南大学的图书馆，在我们搬出以后，不到四个月，被炸毁了。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不到一个月，那空房也被炸了。南郑的文庙，目标甚大，南郑成都的距离又远，又要翻过剑门关等险道，看来是来不及搬完了。我就在中途的广元，借了一个庙，设一个腰站。将南郑文庙的存物，先抢运出来。运完才十二天，那文庙在一天里聚落了七个炸弹，又炸的是空房。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故宫的同人竭尽全力把20余万件文物搬迁存放到安全地带，直到抗战胜利，这20余万件国宝无一受损，无一失落，无一被盗，全部安然返回南京。而在古物于重庆集结时，马衡便提议直接运回北平，然而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国民政府采纳，这也成了马衡平生的憾事之一。
日本人妄图担任故宫院长或顾问 遭到坚决抵制
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堪称国宝，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著名的《快雪时晴帖》等。在这15年里，南迁文物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然而这上百万件文物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
2010年，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时，故宫博物院曾倡议举办了“重走文物南迁路”实地考察活动，南京博物院也参与其中。当时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员，很多就是当年故宫南迁亲历者的后代。这次考察路线就是按南京—贵阳—安顺—宝鸡—汉中—成都—重庆—峨眉行进，途中也考察了乐山、峨眉两地的文物存放地和存放遗址。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9日，日军攻克北平，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本人扶持江潮宗出面组织“北平地方维持会”。1937年8月21日，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北平图书馆、历史博物馆联合设立总司四机关警备办事处，联合保卫四机关文物，钱桐任处长。1937年9月14日，北平地方维持会以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北平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北平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等文化机关关系中国国粹，为保护原状，免有疏虞起见，组织“文化机关保管委员会”，周肇祥任主席。
北平沦陷后，故宫北平本院与国统区的交通、通信几乎断绝，难以得到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具体行政指导，所以国民政府对于沦陷时期故宫北平本院的档案资料也很少。主持故宫日常工作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张庭济，他与留守职工一起还是按原有体制工作，典查留存文物，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当时，日本人虽然攻占了北平，但是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
日本也曾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遭到了故宫方面的坚决抵制，因而未果。日伪在投降前后，销毁了大量档案资料，有关北平本院的档案资料分布相对分散，查找困难，另外其他如日本新民会的档案等，鉴于地域条件的客观限制，难以更大程度地利用日本的档案资料，所以对沦陷期间故宫本院的研究较少。
故宫损失近千公斤铜器和1406尊铁炮
从七七事变到1942年，故宫博物院经历了北平地方维持会时期、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揖唐伪政权时期，在外有侵略者窥伺、内有伪政权觑觎的境况下，为保护古物不受损害，故宫博物院也是历经风波。1940年3月30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组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配合伪政权的统治，古物陈列所开始整顿所务。
比如，1938年6月，敌伪宪警曾两次闯到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以检查为名搬走撕毁大批图书杂志。据《马衡传》记载，这次故宫图书馆共计损失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故宫博物院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张庭济一面指示太庙图书馆做好损失统计、藏匿好余下的“敏感”书籍杂志，同时也利用人脉关系与日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积极交涉，追讨部分书籍。
日军占领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未遭大规模的掠夺、破坏。其主要原因大概在于：首先，被占领的故宫已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动与不动只是时机问题；其次，中国的抗日武装还大量存在，日本人的主要精力更多的还是放在军事行动上；再次，日本人与清室贵族自民国建立以后结成了特别关系。
不过，当时日军确实在故宫搜集大量铜器、铁器，用作军需。
1944年8月，伪政权相关机构下令搜集铜器、铁器事宜，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叫“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强制征收各类铜铁制品，故宫也未能幸免。
因为故宫和历史博物馆中铜缸、铜炮等数量很多，日方就曾以游览之名前往调查过，所以他们是了解情况的。搜集令下达之后，故宫人员一方面强调这些铜器都是古物，且均已编号登册，不能交出；另一方面也对此类文物盘查、分类。尽管故宫也是多次抵制，但最终迫于压力，为了确保整体安全，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交了出去。但是他们并不满足，要求故宫必须交出更多。
故宫人员呈请伪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以应对强征。最终，200多口缸被分成三类：（1）明清两代所造有款识者就是98件；（2）虽无款识，但察铜色类似明代造者125件；（3）无款识，查其式样不能断明年代者54件。最终由彦局长和祝院长会同呈复，并缮具清册，交由委员会审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下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而日人仍不满足，1944年6月22日，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铜炮1尊，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军即宣告投降。此时故宫博物院派出专门人员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
1945年2月，委员会饬令故宫查明历史博物馆所存铁炮情况。其中，元明两代所造有历史价值者14尊；明清所造无款识的大小铁炮1406尊。征集委员会要求，除有历史价值的14尊保留和明清无款识的每类保留一个样品用作陈列外，余下铁炮都要上交。3月3日和16日，金品献纳委员会按约带领日军北支派遣军180部队分两次将历史博物馆的铁炮运走。对于当时尚不属于故宫管辖范围的历史博物馆而言，张庭济等人无能为力，只好眼睁睁看着日人的野蛮掠夺行径。至于后来金品献纳委员会再次索取故宫太庙内的大鼎、铜缸、铜香炉等供器时，遭到故宫的严词拒绝，因为太庙的皇家器物有着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绝不可以破坏、亵渎。
根据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抗战期间故宫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为了使故宫文物免遭战火毁灭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故宫博物院决定采取文物避敌南迁之策，大部分精品文物已经迁出、转移，留存的文物在后来也未受到严重破坏。
20余万件国宝奇迹般地躲过一次次轰炸
故宫博物院先后进行过五次文物南迁，实行文物的“战略大转移”。1933年2月至5月，宫内重要文物被装成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南迁文物又沿三路辗转迁徙至四川，分别存于四川省的巴县、峨眉和乐山。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处文物复归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
从1933年起，这批文物陆续经铁路从北京迁往南京和上海。然而存放在南京和上海的古物登记整理工作尚未完成，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继而八一三事变上海烽火再起，日本飞机甚至已经飞临南京城头肆意轰炸，这使得刚刚被安置下来的国宝转移又迫在眉睫，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连忙再安排文物西迁内地，经过故宫工作人员不断地研究和商讨决定分南、北、中三路出发。1939年底，经过一年多的辗转运输，三批文物终于被妥善安置在祖国内地的各个角落。在寻觅选定安全地点中，马衡都亲临现场勘察，反复权衡，才做出最后决定。
在那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交通困难，沿途还要经常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威胁，“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马衡自己也说：“那一年，乐山泸县皆受到燃烧弹的轰炸，都烧了小半个城。独有这宜宾没有受到轰炸。还有长沙湖南大学的图书馆，在我们搬出以后，不到四个月，被炸毁了。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不到一个月，那空房也被炸了。南郑的文庙，目标甚大，南郑成都的距离又远，又要翻过剑门关等险道，看来是来不及搬完了。我就在中途的广元，借了一个庙，设一个腰站。将南郑文庙的存物，先抢运出来。运完才十二天，那文庙在一天里聚落了七个炸弹，又炸的是空房。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故宫的同人竭尽全力把20余万件文物搬迁存放到安全地带，直到抗战胜利，这20余万件国宝无一受损，无一失落，无一被盗，全部安然返回南京。而在古物于重庆集结时，马衡便提议直接运回北平，然而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国民政府采纳，这也成了马衡平生的憾事之一。
日本人妄图担任故宫院长或顾问 遭到坚决抵制
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堪称国宝，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著名的《快雪时晴帖》等。在这15年里，南迁文物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然而这上百万件文物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
2010年，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时，故宫博物院曾倡议举办了“重走文物南迁路”实地考察活动，南京博物院也参与其中。当时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员，很多就是当年故宫南迁亲历者的后代。这次考察路线就是按南京—贵阳—安顺—宝鸡—汉中—成都—重庆—峨眉行进，途中也考察了乐山、峨眉两地的文物存放地和存放遗址。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9日，日军攻克北平，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本人扶持江潮宗出面组织“北平地方维持会”。1937年8月21日，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北平图书馆、历史博物馆联合设立总司四机关警备办事处，联合保卫四机关文物，钱桐任处长。1937年9月14日，北平地方维持会以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北平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北平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等文化机关关系中国国粹，为保护原状，免有疏虞起见，组织“文化机关保管委员会”，周肇祥任主席。
北平沦陷后，故宫北平本院与国统区的交通、通信几乎断绝，难以得到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具体行政指导，所以国民政府对于沦陷时期故宫北平本院的档案资料也很少。主持故宫日常工作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张庭济，他与留守职工一起还是按原有体制工作，典查留存文物，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当时，日本人虽然攻占了北平，但是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
日本也曾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遭到了故宫方面的坚决抵制，因而未果。日伪在投降前后，销毁了大量档案资料，有关北平本院的档案资料分布相对分散，查找困难，另外其他如日本新民会的档案等，鉴于地域条件的客观限制，难以更大程度地利用日本的档案资料，所以对沦陷期间故宫本院的研究较少。
故宫损失近千公斤铜器和1406尊铁炮
从七七事变到1942年，故宫博物院经历了北平地方维持会时期、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揖唐伪政权时期，在外有侵略者窥伺、内有伪政权觑觎的境况下，为保护古物不受损害，故宫博物院也是历经风波。1940年3月30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组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配合伪政权的统治，古物陈列所开始整顿所务。
比如，1938年6月，敌伪宪警曾两次闯到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以检查为名搬走撕毁大批图书杂志。据《马衡传》记载，这次故宫图书馆共计损失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故宫博物院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张庭济一面指示太庙图书馆做好损失统计、藏匿好余下的“敏感”书籍杂志，同时也利用人脉关系与日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积极交涉，追讨部分书籍。
日军占领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未遭大规模的掠夺、破坏。其主要原因大概在于：首先，被占领的故宫已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动与不动只是时机问题；其次，中国的抗日武装还大量存在，日本人的主要精力更多的还是放在军事行动上；再次，日本人与清室贵族自民国建立以后结成了特别关系。
不过，当时日军确实在故宫搜集大量铜器、铁器，用作军需。
1944年8月，伪政权相关机构下令搜集铜器、铁器事宜，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叫“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强制征收各类铜铁制品，故宫也未能幸免。
因为故宫和历史博物馆中铜缸、铜炮等数量很多，日方就曾以游览之名前往调查过，所以他们是了解情况的。搜集令下达之后，故宫人员一方面强调这些铜器都是古物，且均已编号登册，不能交出；另一方面也对此类文物盘查、分类。尽管故宫也是多次抵制，但最终迫于压力，为了确保整体安全，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交了出去。但是他们并不满足，要求故宫必须交出更多。
故宫人员呈请伪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以应对强征。最终，200多口缸被分成三类：（1）明清两代所造有款识者就是98件；（2）虽无款识，但察铜色类似明代造者125件；（3）无款识，查其式样不能断明年代者54件。最终由彦局长和祝院长会同呈复，并缮具清册，交由委员会审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下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而日人仍不满足，1944年6月22日，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铜炮1尊，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军即宣告投降。此时故宫博物院派出专门人员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
1945年2月，委员会饬令故宫查明历史博物馆所存铁炮情况。其中，元明两代所造有历史价值者14尊；明清所造无款识的大小铁炮1406尊。征集委员会要求，除有历史价值的14尊保留和明清无款识的每类保留一个样品用作陈列外，余下铁炮都要上交。3月3日和16日，金品献纳委员会按约带领日军北支派遣军180部队分两次将历史博物馆的铁炮运走。对于当时尚不属于故宫管辖范围的历史博物馆而言，张庭济等人无能为力，只好眼睁睁看着日人的野蛮掠夺行径。至于后来金品献纳委员会再次索取故宫太庙内的大鼎、铜缸、铜香炉等供器时，遭到故宫的严词拒绝，因为太庙的皇家器物有着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绝不可以破坏、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