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沈阳是座坛城
宿白先生对清初沈阳规划布局的重要观点
“我是东北人，对东北考古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宿白先生1996年在黑龙江省举办的渤海文化研讨会讲话时的深情表达。宿先生时刻在关心着家乡的文物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的进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北票县丰下村一座夏到早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掘时，宿先生听说后特意来信，说以往辽宁规模较大的考古工作较少，要以这次发掘为契机多积累系统资料。1986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在沈阳召开期间，先生亲自到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察后来信启发我们与古史传说相联系。绥中县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发现报道后，先生很快将其收入正在修订的北大历史时期考古讲义中，并于2000年前后亲到现场考察，对面海高台建筑址的两阶设置印象深刻。先生高度重视十六国时期“三燕”文化及其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强调高句丽和内地的关系“首先是和与东北接近的所谓‘三燕’地区发生的联系。实际上，‘三燕’的许多东西是高句丽文化的整体上重要来源。”（《北方文物》1997年1期）。晚年先生思念家乡的心情越盛。2002年冬在沈阳开会期间，先生冒寒到城里走了好几个胡同，以考察了解老城在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保护问题。2008年和2013年沈阳老城德胜门（大南门）瓮城发现后我们两次到先生家拜访请教，先生边看沈阳民国时期地图边回忆起在沈阳老城从铜行胡同家里到德胜门附近的文庙小学上学的事。近几年得知努尔哈赤所居汉王宫在《盛京宫阙图》的位置经发掘得到验证后，先生强调对满族“寝宫分离”的特点应予重视，建议对遗址做原状保护。先生详细读过姜念思同志（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的《沈阳史话》（2008年出版）一书并多次予以称赞，还为刚建立不久的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题写了所训。
这里要特别提到宿白先生对清初沈阳城规划布局的重要观点。
1985年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方殿春、张克举在《北方文物》发表一篇题为《沈阳故城》的研究文章。据方殿春同志说，这是他毕业离校时宿白先生交给他的一项任务。原来宿先生认为，清初沈阳城的内方城外圆城（又称边城或关城）加四面各一塔寺的平面布局，应受到藏传佛教曼陀罗（坛城）的影响，建议他们根据自己在沈阳成长熟悉的条件再做些实地调查，拿出研究成果。
曼陀罗，为佛教密宗修法时的坛场，是藏传佛寺壁画、唐卡中常用的题材，其基本形制为内方坛，坛中心为本尊，外圆，内外圆之间布置有诸佛，四角置四塔。这种曼陀罗形制也经常用作佛寺建筑布局，称为建筑曼陀罗或立体曼陀罗，西藏寺院有典型实例。如果清初沈阳城是仿喇嘛教的曼陀罗，那城市布局就非常有自身特色，作为清初的都城和陪都，沈阳城在中国城市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做城市规划也应从整体上考虑。然而此前的中国都城史或中国城市史，讲到明清都城只有北京城，从未提及清初沈阳城。沈阳市制定的历次城市规划也只将方城作为一完整单元，方城以外到边城和四塔间，按方位加以分隔，未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可见，对清初沈阳城继续做些研究和宣传，在清初沈阳城仿曼陀罗进而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上取得共识，无论对中国城市史研究还是今后沈阳市的城市规划建设，无疑都是大事。
为此，我曾两次求教于宿白先生。一次是2005年8月12日利用在北京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又急于赶回沈阳时，冒昧给先生打电话请教，一次是2006年9月28日拜访先生时得到宿先生当面指教。宿先生从历史背景等多个方面谈到清初沈阳城的整体布局与藏传佛教曼陀罗的关系：清初皇室奉信喇嘛教，灭明前，西藏喇嘛就来到沈阳，当时明朝还在；那时的喇嘛教不只是黄教，还有白教等，所以并不一定与黄教的曼陀罗完全相同；沈阳城外有对称的四个喇嘛塔和佛寺是重要证据；只是缺少文字记载，可以再查查藏文资料；塔和庙都是曼陀罗的立体化，如山西应县木塔第五层为中心佛，第四层为四方佛，西藏的桑耶寺、格林寺等如是，只是四个塔不在四面而在四角的位置。
听了宿先生的讲述，我心中有了底。根据先生的分析和提出的建议，我们又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集中思考和论证。如清初沈阳城有内城、外城和四塔寺是客观存在的，长期以来未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最主要原因在于，根据文献记载，他们不是同一时间建造的。方城是皇太极即位后，于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明崇祯四年）开始进行改建的，外城据《盛京通志》记载是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塔寺则是崇德八年（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敕建的，建成是在清入关后的顺治二年（1645年）。前面提到的《沈阳故城》一文中对此的解释是，皇太极建沈阳城时应有一个包括外城和四塔寺在内的整体布局的规划，顺治和康熙年是依据此前的规划对四塔寺和外关城进行补建的。此后姜念思同志在《沈阳史话》一书中专门有一节是讲清初沈阳城布局与曼陀罗关系的。他引用天聪七年档案中正白旗隐士甄应元上书皇太极时，提到“筑城垣，打关墙”“无关不成城”“速修关墙”“包城（指砌砖包裹方城）最紧急之事，打关（指修筑外城）也最急之事”的建议，说明沈阳的外关城在皇太极改建方城时已同时建设。书中还从西藏达赖与皇太极往来的信件中，达赖称盛京为“莲花之城”，以四塔代表四方佛，视位于都城中心部位的皇宫为曼陀罗本尊的所在地，将皇太极尊为曼陀罗中心的本尊，称为“曼珠师利大皇帝”，还有四塔寺设计者为西藏善于设计建造藏传佛教建筑的高僧等，这些都为清初沈阳城包括外城和四塔寺在内是一个整体并按喇嘛教曼陀罗进行规划设计的观点，提供了更多有说服力的证据。宿先生多次对《沈阳史话》加以称赞应该与此有关。
谈到满族开国时的建都思想，想起傅熹年先生对中国古代不利于建筑遗产保护的一段话（《中国文物报》2007年6月22日）：“中国古代有一个很恶劣的传统，即自公元前3世纪初开始，在改朝换代以后，大都有计划地把前朝的都城、宫殿加以破坏，甚至引水浸泡，认为这样做可以断绝前朝复辟的可能性。个别沿用前朝都城的，也要对原格局做很大的改动，表示已‘革故鼎新，成为新都’。所以尽管历史上曾有很多王朝，建有很多宏大的都城和壮丽的宫殿，但除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都城北京及其宫殿坛庙得以保存下来外，其余各代的都城、宫殿在亡国后都遭彻底破坏，成为废墟，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来了解其概况。”傅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都城和宫殿中被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北京城和故宫，是明代建立的，满族入关后，一反中国古代破坏前朝都城和宫殿的“恶劣传统”，也不嫌前朝复辟可能性的忌讳，将前朝的都城和宫殿全部沿用下来。这是满族高明、自信和独特之处，也是满族对历史连续性的认识和尊重。而在关外，则保留了与明代北京城在规划布局上有所不同，既吸收汉文化也吸收蒙藏文化、表现出更多创造性从而深具满族特色的清初沈阳城。它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一方土地上的大众，仅清初沈阳城及放射状的街道网络的基本格局，就对此后沈阳城市的发展和街道的走向，起到决定性影响。虽然经多年拆改建，沈阳城作为一个整体已被割裂，外环城道与联结内外城的放射性街道也多被取直取正。但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随着沈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进展，宿白先生的观点正在被社会各界所重视和接受。2009年沈阳市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起草关于《沈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讨论稿和沈阳市城建与规划局制定新的沈阳市城市规划，都将这一观点作为沈阳城市规划一个主要依据。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项目《盛京城考古》也在为此寻找更多证据。清初沈阳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最后一例，随着沈阳这座东北地区最大城市的振兴，也会将其特有的个性逐渐展现在国人面前。这也是家乡人对宿白先生最好的告慰。
叁 沈阳是座坛城
宿白先生对清初沈阳规划布局的重要观点
“我是东北人，对东北考古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宿白先生1996年在黑龙江省举办的渤海文化研讨会讲话时的深情表达。宿先生时刻在关心着家乡的文物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的进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北票县丰下村一座夏到早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掘时，宿先生听说后特意来信，说以往辽宁规模较大的考古工作较少，要以这次发掘为契机多积累系统资料。1986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在沈阳召开期间，先生亲自到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察后来信启发我们与古史传说相联系。绥中县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发现报道后，先生很快将其收入正在修订的北大历史时期考古讲义中，并于2000年前后亲到现场考察，对面海高台建筑址的两阶设置印象深刻。先生高度重视十六国时期“三燕”文化及其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强调高句丽和内地的关系“首先是和与东北接近的所谓‘三燕’地区发生的联系。实际上，‘三燕’的许多东西是高句丽文化的整体上重要来源。”（《北方文物》1997年1期）。晚年先生思念家乡的心情越盛。2002年冬在沈阳开会期间，先生冒寒到城里走了好几个胡同，以考察了解老城在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保护问题。2008年和2013年沈阳老城德胜门（大南门）瓮城发现后我们两次到先生家拜访请教，先生边看沈阳民国时期地图边回忆起在沈阳老城从铜行胡同家里到德胜门附近的文庙小学上学的事。近几年得知努尔哈赤所居汉王宫在《盛京宫阙图》的位置经发掘得到验证后，先生强调对满族“寝宫分离”的特点应予重视，建议对遗址做原状保护。先生详细读过姜念思同志（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的《沈阳史话》（2008年出版）一书并多次予以称赞，还为刚建立不久的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题写了所训。
这里要特别提到宿白先生对清初沈阳城规划布局的重要观点。
1985年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方殿春、张克举在《北方文物》发表一篇题为《沈阳故城》的研究文章。据方殿春同志说，这是他毕业离校时宿白先生交给他的一项任务。原来宿先生认为，清初沈阳城的内方城外圆城（又称边城或关城）加四面各一塔寺的平面布局，应受到藏传佛教曼陀罗（坛城）的影响，建议他们根据自己在沈阳成长熟悉的条件再做些实地调查，拿出研究成果。
曼陀罗，为佛教密宗修法时的坛场，是藏传佛寺壁画、唐卡中常用的题材，其基本形制为内方坛，坛中心为本尊，外圆，内外圆之间布置有诸佛，四角置四塔。这种曼陀罗形制也经常用作佛寺建筑布局，称为建筑曼陀罗或立体曼陀罗，西藏寺院有典型实例。如果清初沈阳城是仿喇嘛教的曼陀罗，那城市布局就非常有自身特色，作为清初的都城和陪都，沈阳城在中国城市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做城市规划也应从整体上考虑。然而此前的中国都城史或中国城市史，讲到明清都城只有北京城，从未提及清初沈阳城。沈阳市制定的历次城市规划也只将方城作为一完整单元，方城以外到边城和四塔间，按方位加以分隔，未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可见，对清初沈阳城继续做些研究和宣传，在清初沈阳城仿曼陀罗进而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上取得共识，无论对中国城市史研究还是今后沈阳市的城市规划建设，无疑都是大事。
为此，我曾两次求教于宿白先生。一次是2005年8月12日利用在北京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又急于赶回沈阳时，冒昧给先生打电话请教，一次是2006年9月28日拜访先生时得到宿先生当面指教。宿先生从历史背景等多个方面谈到清初沈阳城的整体布局与藏传佛教曼陀罗的关系：清初皇室奉信喇嘛教，灭明前，西藏喇嘛就来到沈阳，当时明朝还在；那时的喇嘛教不只是黄教，还有白教等，所以并不一定与黄教的曼陀罗完全相同；沈阳城外有对称的四个喇嘛塔和佛寺是重要证据；只是缺少文字记载，可以再查查藏文资料；塔和庙都是曼陀罗的立体化，如山西应县木塔第五层为中心佛，第四层为四方佛，西藏的桑耶寺、格林寺等如是，只是四个塔不在四面而在四角的位置。
听了宿先生的讲述，我心中有了底。根据先生的分析和提出的建议，我们又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集中思考和论证。如清初沈阳城有内城、外城和四塔寺是客观存在的，长期以来未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最主要原因在于，根据文献记载，他们不是同一时间建造的。方城是皇太极即位后，于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明崇祯四年）开始进行改建的，外城据《盛京通志》记载是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塔寺则是崇德八年（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敕建的，建成是在清入关后的顺治二年（1645年）。前面提到的《沈阳故城》一文中对此的解释是，皇太极建沈阳城时应有一个包括外城和四塔寺在内的整体布局的规划，顺治和康熙年是依据此前的规划对四塔寺和外关城进行补建的。此后姜念思同志在《沈阳史话》一书中专门有一节是讲清初沈阳城布局与曼陀罗关系的。他引用天聪七年档案中正白旗隐士甄应元上书皇太极时，提到“筑城垣，打关墙”“无关不成城”“速修关墙”“包城（指砌砖包裹方城）最紧急之事，打关（指修筑外城）也最急之事”的建议，说明沈阳的外关城在皇太极改建方城时已同时建设。书中还从西藏达赖与皇太极往来的信件中，达赖称盛京为“莲花之城”，以四塔代表四方佛，视位于都城中心部位的皇宫为曼陀罗本尊的所在地，将皇太极尊为曼陀罗中心的本尊，称为“曼珠师利大皇帝”，还有四塔寺设计者为西藏善于设计建造藏传佛教建筑的高僧等，这些都为清初沈阳城包括外城和四塔寺在内是一个整体并按喇嘛教曼陀罗进行规划设计的观点，提供了更多有说服力的证据。宿先生多次对《沈阳史话》加以称赞应该与此有关。
谈到满族开国时的建都思想，想起傅熹年先生对中国古代不利于建筑遗产保护的一段话（《中国文物报》2007年6月22日）：“中国古代有一个很恶劣的传统，即自公元前3世纪初开始，在改朝换代以后，大都有计划地把前朝的都城、宫殿加以破坏，甚至引水浸泡，认为这样做可以断绝前朝复辟的可能性。个别沿用前朝都城的，也要对原格局做很大的改动，表示已‘革故鼎新，成为新都’。所以尽管历史上曾有很多王朝，建有很多宏大的都城和壮丽的宫殿，但除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都城北京及其宫殿坛庙得以保存下来外，其余各代的都城、宫殿在亡国后都遭彻底破坏，成为废墟，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来了解其概况。”傅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都城和宫殿中被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北京城和故宫，是明代建立的，满族入关后，一反中国古代破坏前朝都城和宫殿的“恶劣传统”，也不嫌前朝复辟可能性的忌讳，将前朝的都城和宫殿全部沿用下来。这是满族高明、自信和独特之处，也是满族对历史连续性的认识和尊重。而在关外，则保留了与明代北京城在规划布局上有所不同，既吸收汉文化也吸收蒙藏文化、表现出更多创造性从而深具满族特色的清初沈阳城。它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一方土地上的大众，仅清初沈阳城及放射状的街道网络的基本格局，就对此后沈阳城市的发展和街道的走向，起到决定性影响。虽然经多年拆改建，沈阳城作为一个整体已被割裂，外环城道与联结内外城的放射性街道也多被取直取正。但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随着沈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进展，宿白先生的观点正在被社会各界所重视和接受。2009年沈阳市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起草关于《沈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讨论稿和沈阳市城建与规划局制定新的沈阳市城市规划，都将这一观点作为沈阳城市规划一个主要依据。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项目《盛京城考古》也在为此寻找更多证据。清初沈阳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最后一例，随着沈阳这座东北地区最大城市的振兴，也会将其特有的个性逐渐展现在国人面前。这也是家乡人对宿白先生最好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