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宿白先生

2018-03-08 15:53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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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1日,著名考古学家、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宿白先生逝世。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表达了对先生的哀悼和敬意。宿白先生是沈阳人,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领导创办了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规划了中国考古学科的教学体系,在北大任教逾七十载,为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在他逝世后,许多弟子从各个方面回忆他的一生,本版特约纪念文章,作者亦为宿白先生的学生。

这几年我同师友们的心情一样,一直在关心着宿白先生的身体状况,从传来的照片和视频中见先生精神爽矍,思维清晰,很欣慰,但去年在一次电视采访活动中看到先生需扶着轮椅在室内走动,又有些担心。因为面临文物博物馆和考古界迅速发展的现状,太需要有宿白先生这样主心骨的人物了。所以在宿先生的告别纪念活动后,大家仍沉静在对宿先生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的回忆之中。我对历史时期考古无深入研究,但在工作中仍不断得到宿先生和他学术思想的指导。谈几件印象较深的事。

壹 看庙重布局

宿白先生关心下的两项古建维修工程

宿白先生十分重视古建筑和古城址、古墓葬等考古遗迹的布局,这在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其中大量的插图和讲课中时时有所体现。我保存的在学校听宿先生讲授古建筑课的课堂和实习笔记中的大量画图中,也以建筑布局图画的最多。后我又听常为宿白先生编辑文章的《文物》月刊编辑部李力同志谈过先生重视佛寺布局的事。不过,我还是在工作中对此渐有感悟的。

这还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辽宁的两项古建筑维修工程谈起。这两项工程,一是义县辽代奉国寺,一是朝阳市内北魏到辽代的北塔。

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的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1984年开始落架大修。这座东北地区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物,也是国内现知体量最大的辽代单体建筑,院内保存的金元碑刻中记载原寺院规模甚大,大殿前有观音塔、周边有回廊等,现大殿前部的无量殿、山门和围墙等,是清代补建的,范围大为缩小。当地政府配合这次颇具规模的维修工程,将现奉国寺庙前作了大面积动迁,这为通过考古发掘验证该寺院碑刻所记辽代奉国寺范围和大殿以外其他建筑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文物界已在倡导地上维修与地下考古发掘相结合的作法,于是我们在奉国寺维修过程中,尽量插空作了些考古发掘工作。虽然奉国寺现庙前由于历年有人居住,且甚密集,地下扰乱很重,但仍在寺院西部和南部距地表3米以下的深处,找到了辽代奉国寺诸多建筑的磉墩部分。当时正好有徐苹芳先生(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北宋开封大相国寺平面复原图说》一文发表(1987年),徐先生遵宿白先生原意,在文中提到“配殿和回廊相结合的布置,是宋金时代寺院平面的一种新形式,在中国古代寺院平面布置发展史上,是一个转变的阶段,是从唐代的回廊到明清时期的东西两厢的过渡阶段。”不过文中引用宋金以前佛寺布局材料,多是敦煌壁画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例子,中国的最早实例只有金代初年改建的大同善化寺。这引起我们从寺院布局考虑奉国寺院内外新发现的这批考古发掘材料。虽然揭露的遗迹只有山门和西侧部分,很不完整,但联系起来仍可绘出一幅辽代奉国寺平面布局复原图,正是徐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回廊与配殿相结合”的布局特点,这就为了解宋辽时期寺院布局提供了一个较早的实例。宿白先生曾评价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这座属于高级厅堂类的9×5间十架椽的佛殿,因殿内设巨大佛台而采用了柱网布局前后不平衡的作法,是为建筑史的首见,由此导致梁架结构也相应复杂化,从而促进了建筑技术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中国古建筑考古》,文物出版社,2009年)。根据宿先生思路复原的奉国寺辽代寺院布局图,使这座辽西大寺的学术价值又提高了一步。

不过那一时段宿先生对辽宁工作更为关注的,是时代可能更早的朝阳北塔。就在奉国寺大殿维修刚有头绪时,朝阳北塔的维修工程也开始启动。朝阳北塔现外貌为辽代,但不断有一些早期线索露头,如1973年在已暴露在外的塔基东南角,曾清理出两件具北魏特点的石雕武士像。于是在维修工程正式开始前,于1986年先启动了勘探工作,以利用这次维修解决塔的建筑年代问题,从而为维修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多科学依据。勘探的成果,一是在塔基的地上部分和塔体下部探出唐塔与辽代的两个朝代共三个时期层层包砌的年代关系,一是找到北魏木塔的塔基以及压在其下的十六国三燕(前燕、北燕与后燕)时期的夯土台基,还于1990年在北塔东部约40米处勘探出“富贵万岁”瓦当等十六国到北魏时期文物和遗迹线索,使寻找北塔寺院的围墙等遗迹也有了一线希望。在此期间,我曾建议维修工程负责人、北塔文物管理所所长董高同志找宿白先生请教,为此,董高多次到北大宿先生家拜访。据董高回来告诉我,宿先生每次都听得很专注,问得也很仔细,还对他较快掌握了一些佛教知识给予鼓励。先生在肯定北魏时期的塔基下有三燕夯土台基的考古发现,同文献记载北魏冯太后在故北燕国都城龙城所建的“思燕浮图”有关的同时,对已有露头的塔近中心的寺院布局线索更为关切。在此后勘探成果发表又不断取得成果时,先生于1996年在黑龙江省“渤海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朝阳北塔时说:“平壤发掘的两个比较早的寺院,一个叫金刚寺,也是以塔为中心的布局。这种布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流行的布局。辽宁朝阳发现的五世纪后期兴建的思燕浮图,是现知距离高句丽最近的一处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北方文物》1997年1期)。

此后,我们遵照宿先生的想法,一直把继续寻找有关北魏时期朝阳北塔寺院布局遗迹列为在朝阳老城区进行考古勘探的主要目标。终于利用2003年至2004年朝阳北大街改造工程将北塔周边全部动迁的机会,在确认十六国时期三燕都城龙城和宫城具体位置的同时,在北塔的东、西、北三面找到了寺院围墙墙基的线索,在北塔正北约10米处还发现了夯土台基,不仅进一步证实北塔的北魏时期塔基就是“思燕浮图”遗存,而且可以基本勾划出一个塔近于中心的北塔寺院平面布局图。我也将于1988年在日本作文物考察时,参观的多处佛寺、佛寺遗址和有关资料拿出来加以整理,这里有国立奈良博物馆当时正在展出的一个东亚佛教展览资料,是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列岛佛寺布局的演变序列图,有关西大学网干善教教授所赠《飞鸟发掘》新作中的有关资料,从中排出的佛寺布局演变序列大致为:公元5世纪后至6世纪初(塔近中心,佛殿在北,如朝鲜平壤清岩里废寺即金刚寺);公元6世纪中至6世纪末(塔移前,殿靠中心,如日本奈良飞鸟寺和大阪四天王寺);公元7世纪中至7世纪后(塔与佛殿东西并立,如日本奈良川原寺和法隆寺);公元7世纪末及以后(佛殿移中心,东西双塔如日本奈良本药师寺,到塔移寺院外,另立塔院,如日本奈良东大寺)。而时间也在公元五世纪后期但早于平壤金刚寺的朝阳北塔,正好排在第一阶段的最前面。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宿先生有关朝阳北塔在东北亚佛寺布局从而文化关系重要性的理解:一是已有演变规律可寻的东北亚寺院布局和演变线路,可向前追溯到当时的辽宁西部重镇朝阳;二是在佛教东传过程中,以塔和佛殿地位的变化最为敏感,说明崇拜对象和礼仪的变化是佛教东传的主要内容。

就在北塔勘探和维修期间,朝阳地区的十六国时期三燕考古也不断取得新进展,为此,我们曾几次酝酿请宿先生到朝阳考察,最终未能实现,成为至今仍感遗憾的一件事。我想,如果那时宿先生能亲赴朝阳,一定会如考察山东青州和河北宣化那样,从城市考古角度,将朝阳历史遗迹的研究和保护提升一个层次。目前,朝阳北塔已建博物馆,大家在惊叹馆内陈列的被移作北魏木塔柱础的十六国三燕宫殿巨大的复斗式石柱础等珍贵文物时,重温宿白先生的指导和谈话,一定会对这座经历北魏、隋和唐到辽重熙年前后的“五世同堂”的古塔及其在东北亚佛教东传中的地位不断有新的体会。

贰 宣化城的变迁

宿白先生曾撰宣化考古三题

宣化是一座古城,也是我的家乡。过去对宣化城历史及遗存知道较多的,是明代九镇之一的宣府镇和附近的明代长城。明代以前的建城史,多只见于碑刻和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陆续有考古发现和古建筑研究成果的积累,除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燕赵长城和汉代墓葬以外,与建城有直接关系的唐五代到辽金元时期,也不断有新发现。

1996年金秋之际,宿白先生应河北文物研究所之邀,对宣化城进行了两天的实地考察,一年后在《文物》月刊(1998年1期)发表《宣化考古三题——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和下八里辽墓》一文。宿先生综合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宣化城内的古建筑和建城历史有极为详尽准确的考证。我因从小在宣化城里长大和读小学,对宣化城里的大街小巷名称及走向较为熟悉,记忆里也有不少有关宣化城的传说故事。读到宿先生对家乡历史考古的研究文章,十分振奋,文中引有民国十一年由我祖父郭维城总纂的《宣化县新志》,更觉亲切,为此我曾将宿先生这篇文章多次以复印件和扫描件向家乡、在京和海外的亲友们推荐,大家读过后都引起对家乡的深情回忆,觉得有意外收获。与宿先生见面时提到亲友们的感受并再三向宿先生表达了感激之情,宿先生也感欣慰。

宿先生对宣化城的考察研究从古建筑开始。钟楼(清远楼)和鼓楼(镇朔楼)是宣化城内最具标志性的两座古建筑,也是宿先生这次考察的重点。宿先生特别注意钟楼与鼓楼及鼓楼西北一侧的时恩寺这两楼一寺的建筑年代和地域特点,为此对他们的建筑结构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比较分析。据宿先生考察研究,宣化钟楼和鼓楼及时恩寺大殿,所采用的大木规则,拱、枋形制有近20项建筑构件的细部,都具公元十五世纪即明代早期或更早时代特征,且不少为雁北以东地区地方做法。并举建于元代的两座寺庙,一是现宣化师范所在地的弥勒寺,一是位于宣化北街朝元观街北侧的朝玄观,还有位于花儿巷的辽代塔基等早于明代的建筑遗迹,都是本地有更早建筑传统的证据。弥勒寺虽已不存,但作为“镇城第一古刹”,很有名气,该寺院所在的宣化师范学校我近年去过两次,现还保存有记载元代弥勒寺的明清碑刻、清代的五龙壁和庙宇。朝玄观则已无印象,不过小时去过北街几座有众多塑像的大庙,不知有没有这朝玄观。更早的辽塔塔基所在的花儿巷,也是我经常去市场和南大街经过的一条很窄而长的小巷。

钟楼和鼓楼的方位,似为大家所熟知,但宿先生仍将其一一列举:皆坐落在南北大街;钟楼与鼓楼分立;钟楼位置在鼓楼北;鼓楼紧邻东西两侧府、县衙署和前临商市,是依其“望敌而设之谯”的当时城市设计之规制;钟楼开四门洞通南北和东西大街为明代定制等,并与北京偏向城北的钟楼在鼓楼北是明代京师溯元大都制,四门通衢但移位的西安钟楼,甘肃边镇张掖钟鼓楼合为一体的简化形制相比较。我的理解,这一是在表达宣化城钟楼和鼓楼及其布置,在中国明代甚至宋元古城中具有一定典型性;二是这同宣化的建城史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宣化城钟楼与鼓楼所在的南北大街作为古城最主要的干道,并不在城的中心部位,而是偏向于城的东部一侧。

所以论及宣化的建城史,宿先生在从明宣府镇上溯到元代宣德府、金代宣德州与辽归化州、五代唐雄武军——武州城并考证各时代城址范围时,将偏东一侧的南北大街作为一个重要依据,并将此格局追溯到宣化城汉唐时期所称的下洛县“在今镇城以东”(《嘉靖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得出明代镇城是由东和南向西与北两个方向展筑的历史演变趋势。又在推定辽归化州、唐五代武州的方城范围时,以主要衙署历代相沿的通例,对比明清宣化州(府)县衙署多分布的小东门大街向西直到米市街一线,适在商业繁盛地点的四牌楼处与南北竖街相交,构成宣化城内主要的十字街,也为早期古城的中心。宿先生文中还提到金元旧土城北壁以里出金末货币窖藏地点的皇城桥东和相国庙街,又是先生推定的唐五代到辽城的北城墙界限。凑巧的是,我家旧居就在皇城桥东街,其北邻的相国庙街有童家院是我的出生地,这一带也是我上相国庙街小学时经常往来的路径。小时记得,由相国庙街向北和向西,民居已渐稀疏,多为大片葡萄园和菜园,当地人俗称为“西北角”,这应该就同“西北角”一带在宣化早期城墙以外并长期延续下来有关。

宿先生考证宣化古城的这篇文章,言简意赅,常读常新。与我小时的印象加以联想,更加深了对家乡的认识,一是传统的顽强保留和延续,表现在建筑的当地传统做法和古城基本格局上,即使是明代及以后,宣化城变动较大,但早期城市的基本格局未变。由此想到宣化与紧邻的北部张家口和南部的怀来、蔚县相比,在语音、日常风俗习惯等方面,都长期保存着自身的小区域特色,彼此是相通的。还有宣化城的历史地位。宿先生在文章中并未有具体评价之词,但引有唐代安禄山时在范阳以北筑雄武城,“峙兵积谷”;辽代归化州境内皇室设行宫,出身显贵的耶律制心刺归化等;金代时由于近中都,州“多皇室钜族”;元代有铁冶和银冶及染织司,又为皇族“封宣宁郡府”之地,被称为“燕代巨镇”;明初更有谷王驻守。显示宣化城作为京师西北屏障所具有的重要军事和经济地位。

宣化古城的命运同其他地区的古城一样,历经磨难,主要是近世以来城墙大部被拆。1986年、1996年钟楼与鼓楼分别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2006年,钟楼、鼓楼与南门(拱极楼)南北轴线上共三处古建筑和宣化城墙一起,以“宣化古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级别不断提高,繁华的南大街在历代城市改造过程中,幸免于如不少古城那样被无端拓宽,更为难得的是,在钟鼓楼之间的南大街两侧,至今仍有一些民国或之前的旧建筑原状保存。认识的深度决定保护的力度,以宿白先生的研究成果为学术依据,对宣化古城进行科学规划进而从整体上加以保护,是可以期待的。

责任编辑:王漓鹂(QF0015)  作者:郭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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