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诗歌的历史田野采风式解读
在笔触的深处，《诗语年节》自觉带有民俗传统的知识考古意味，从而使其具有历史人类学的田野意义。
在民俗学意义上，当下的田野调查是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但纵观历史的长河，更悠久更深厚的文献沃野也同样值得挖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传世的地方史志、碑刻文献、口述材料，却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最为熠熠生辉的一部分——诗歌。学者们往往并不以此作为文献依据，而是仅仅作为狭义的文学情感表达。笔者则遵从丛书主编的构想，这里重在以诗说中国，即溯流而上，通过将诗歌的生成、接受、阐释过程置于整个社会文化意义空间当中，完成诗歌的历史田野采风式解读，进行民俗研究领域的历史回溯与横向开拓。
在这里，确也有独到的发现与收获。如沿着诗句“相传冬至大如年”（徐士鋐《吴中竹枝词》）摸索前去，证据纷披，渐渐定性定位了，冬至如年是“沿袭姬家建子春”（蔡云《吴歙》），因为冬至在周代本身就是年节。我们知道，二十四节气从周代便已固定，《淮南子》所记载的就以冬至为起始顺序。考诸民俗，时至今日，关中乃至北方农民谈及节气习惯上仍以距冬至多少日为据。可见叙述的坐标系仍以冬至为原点为基准，明显属于冬至年节的历史遗痕。
再如人们一再叙述的清明歌谣中，何以竟有“清明不戴柳，来世变黄狗”的诅咒与强制意味？笔者经过更多的文史资料考释，便有了新的结论：因隋炀帝曾赐柳姓杨，使柳树升格到了国家与家乡的象征符号。而隋炀帝的负面形象使得后世有意无意间回避并挪移了折柳相赠的源起时间。而社会群体的迅速认同，使得尊柳唱柳的诗词文赋在隋唐之际大量涌现，灞柳赠别因此成为中国文化中著名的人文景观。
再如腊八餐餐仪。时下更多的叙述只道腊八粥，仿佛腊八餐仪仅仅是佛陀的演义，是从寺院出来熬粥施舍粥的仪式而已。岂不知林林总总的中华文献告诉我们，从先秦乃至更久远时代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腊八餐仪本身就是一个多样化的开放结构：“有肉如丘，有酒如泉。有肴如林，有货如山。率土同欢，和气来臻”（裴秀《大腊》），助佛成就的粥糜进入只是增添了新的仪式而已……
这些从未意识到的原型，都是文献与民俗多重证据考释之后的新发现。也就是说，在诗歌的导引下，我们摸索到了曾被误读甚或遮蔽的节日仪式中的原生态形式与意蕴，从而获得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自信与从容。
诗歌是感悟人的心灵秘史
从审美心理学层面看，《诗语年节》意在更多地揭示某种历史书写无法传达的社会心理的“真”——诗歌瞬间捕捉与暗示似乎比许多史料更能让读者感悟人的心灵秘史，了解社会风尚与人的处境。
例如唐太宗李世民的诗句“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守岁》），何以淡而无味？因为诗歌的生命原本是对人生缺憾的巨大补偿。而身为天子的吟诗者，其喜怒哀乐好恶欲，在日常境界中无不得到极大的放纵般地满足，内心深处早就没有这方面的新鲜感与强烈需求了，而真正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求仙欲望却又不能展示于字里行间。“文章憎命达”，这也许就是创作的铁门坎，是千古一帝难以写出千古一诗的内在障碍；再如曾写出清词丽句的杜审言，之所以会写出“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观赏寄春前”（《守岁侍宴应制》）这样失魂落魄柔若无骨的守岁诗，是因为他的近臣身份，且是在伴君如伴虎的专制环境与氛围之下；至于清代夏仁虎诗歌《腊八》：“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圣慈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之所以被评为断了脊梁骨的奴才诗，就在于活脱脱呈现了奉旨熬粥后瞬间的得意忘形，而笔者特别郑重其事地解读它，则从另一层面看到了它再现了朝廷腊八粥的系统规模与仪式……
由此我们知道，中国诗歌当中的诗史传统，在引发读者充分了解诗歌意趣、掌握语言文字的细微之处后，曲径通幽，让读者由诗歌的微妙门径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真实、丰富的历史阐释空间。按照后现代史学和人类学的观点，“历史是小说，小说才是真历史。”此论不虚，我们在诗歌的咏叹调中，如此真切地触摸到了特定时期的习俗与社会情境，特定人物的心理脉动，甚至是平素不易察觉的心灵秘史。在这里，我们感觉到，它们既是历时性的瞬间表达，又是共时性的时空对话。
恰如丛书总序所说：“‘诗说中国’不是说诗，而是用诗来说中国。”作为有机构成之一，《诗语年节》与系列中的其他著作一样，自然从不同向度不同层面来言说中国。它旨在还原诗歌当是衍生出的广阔民俗意义世界，而并非局限于狭义文学价值取向当中。诵读诗歌、理解诗歌，不仅在于领悟出那一刻的情深，那一瞬的世界，更在于能浸润其中而出乎其外，体会古人，也认同自我，在日常与历史的交织中游刃有余。人在诗歌中追根溯源而完成文化原型的建构，诗歌在千古传播中对后人塑形塑神而完成生命气韵的积淀、文化血脉而流淌至今。或许这才是诗歌亟须拓展的最富有魅力的意义空间吧!
完成诗歌的历史田野采风式解读
在笔触的深处，《诗语年节》自觉带有民俗传统的知识考古意味，从而使其具有历史人类学的田野意义。
在民俗学意义上，当下的田野调查是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但纵观历史的长河，更悠久更深厚的文献沃野也同样值得挖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传世的地方史志、碑刻文献、口述材料，却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最为熠熠生辉的一部分——诗歌。学者们往往并不以此作为文献依据，而是仅仅作为狭义的文学情感表达。笔者则遵从丛书主编的构想，这里重在以诗说中国，即溯流而上，通过将诗歌的生成、接受、阐释过程置于整个社会文化意义空间当中，完成诗歌的历史田野采风式解读，进行民俗研究领域的历史回溯与横向开拓。
在这里，确也有独到的发现与收获。如沿着诗句“相传冬至大如年”（徐士鋐《吴中竹枝词》）摸索前去，证据纷披，渐渐定性定位了，冬至如年是“沿袭姬家建子春”（蔡云《吴歙》），因为冬至在周代本身就是年节。我们知道，二十四节气从周代便已固定，《淮南子》所记载的就以冬至为起始顺序。考诸民俗，时至今日，关中乃至北方农民谈及节气习惯上仍以距冬至多少日为据。可见叙述的坐标系仍以冬至为原点为基准，明显属于冬至年节的历史遗痕。
再如人们一再叙述的清明歌谣中，何以竟有“清明不戴柳，来世变黄狗”的诅咒与强制意味？笔者经过更多的文史资料考释，便有了新的结论：因隋炀帝曾赐柳姓杨，使柳树升格到了国家与家乡的象征符号。而隋炀帝的负面形象使得后世有意无意间回避并挪移了折柳相赠的源起时间。而社会群体的迅速认同，使得尊柳唱柳的诗词文赋在隋唐之际大量涌现，灞柳赠别因此成为中国文化中著名的人文景观。
再如腊八餐餐仪。时下更多的叙述只道腊八粥，仿佛腊八餐仪仅仅是佛陀的演义，是从寺院出来熬粥施舍粥的仪式而已。岂不知林林总总的中华文献告诉我们，从先秦乃至更久远时代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腊八餐仪本身就是一个多样化的开放结构：“有肉如丘，有酒如泉。有肴如林，有货如山。率土同欢，和气来臻”（裴秀《大腊》），助佛成就的粥糜进入只是增添了新的仪式而已……
这些从未意识到的原型，都是文献与民俗多重证据考释之后的新发现。也就是说，在诗歌的导引下，我们摸索到了曾被误读甚或遮蔽的节日仪式中的原生态形式与意蕴，从而获得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自信与从容。
诗歌是感悟人的心灵秘史
从审美心理学层面看，《诗语年节》意在更多地揭示某种历史书写无法传达的社会心理的“真”——诗歌瞬间捕捉与暗示似乎比许多史料更能让读者感悟人的心灵秘史，了解社会风尚与人的处境。
例如唐太宗李世民的诗句“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守岁》），何以淡而无味？因为诗歌的生命原本是对人生缺憾的巨大补偿。而身为天子的吟诗者，其喜怒哀乐好恶欲，在日常境界中无不得到极大的放纵般地满足，内心深处早就没有这方面的新鲜感与强烈需求了，而真正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求仙欲望却又不能展示于字里行间。“文章憎命达”，这也许就是创作的铁门坎，是千古一帝难以写出千古一诗的内在障碍；再如曾写出清词丽句的杜审言，之所以会写出“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观赏寄春前”（《守岁侍宴应制》）这样失魂落魄柔若无骨的守岁诗，是因为他的近臣身份，且是在伴君如伴虎的专制环境与氛围之下；至于清代夏仁虎诗歌《腊八》：“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圣慈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之所以被评为断了脊梁骨的奴才诗，就在于活脱脱呈现了奉旨熬粥后瞬间的得意忘形，而笔者特别郑重其事地解读它，则从另一层面看到了它再现了朝廷腊八粥的系统规模与仪式……
由此我们知道，中国诗歌当中的诗史传统，在引发读者充分了解诗歌意趣、掌握语言文字的细微之处后，曲径通幽，让读者由诗歌的微妙门径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真实、丰富的历史阐释空间。按照后现代史学和人类学的观点，“历史是小说，小说才是真历史。”此论不虚，我们在诗歌的咏叹调中，如此真切地触摸到了特定时期的习俗与社会情境，特定人物的心理脉动，甚至是平素不易察觉的心灵秘史。在这里，我们感觉到，它们既是历时性的瞬间表达，又是共时性的时空对话。
恰如丛书总序所说：“‘诗说中国’不是说诗，而是用诗来说中国。”作为有机构成之一，《诗语年节》与系列中的其他著作一样，自然从不同向度不同层面来言说中国。它旨在还原诗歌当是衍生出的广阔民俗意义世界，而并非局限于狭义文学价值取向当中。诵读诗歌、理解诗歌，不仅在于领悟出那一刻的情深，那一瞬的世界，更在于能浸润其中而出乎其外，体会古人，也认同自我，在日常与历史的交织中游刃有余。人在诗歌中追根溯源而完成文化原型的建构，诗歌在千古传播中对后人塑形塑神而完成生命气韵的积淀、文化血脉而流淌至今。或许这才是诗歌亟须拓展的最富有魅力的意义空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