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与青蛙
冯康还是一个语言的天才，通晓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六门外语。因此不懂原子弹没关系，看，直接看大量外文资料。
郭永怀临危受命，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在苏联专家缺席的情况下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驾马车，这至关重要，幸好中国有这三个人。然而，事实上他们这三人都不是原子弹专家（而计算所三室的冯康更不是）。王淦昌仅是理论核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两人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取得过杰出成就。郭永怀当时任九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主要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接受原子弹任务时，他领导的九院一无图纸、二无资料。
九院的依托单位是中科院计算所，这是必然的，共和国最杰出的数学家在这里，不找这里又找哪儿呢？事实也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科学院是这个国家的发展后盾。九院交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确切地说三室，大量计算任务，如原子弹圆爆的冲击波、部分流体力学，不仅原子弹，同时还有导弹，两者是不可分的。这是个特殊的任务，尽管从7个任务组抽人成立了“绝密123”特别任务组，尽管那时整个国家仅有的两台计算机——103机、104机放在了计算所，但有关原子弹，特别具体到原子弹的圆爆冲击波，以及与导弹相关的流体力学，数学家们都没接触过，更何况所里大部分是年轻人，有的甚至比来自“21基地”的士兵还年轻。但是三室还是接下了任务，冯康作为业务指导。
敖超，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计算所工作不过两年，便被抽调到戒备森严的五楼工作，那时在“绝密123”任务组已是一个分小组的组长。现在敖超还记得，当时计算所相当部分人是研究计算机的，所里的计算机有一间房子那么大，103机与104机占了两间房子，但它们的计算能力只有1000多个单元，1000多个字节。多少年后敖超还记得当年计算机那硕大的机身，无数的纸孔。敖老说现在一个手机就是4G，4G是多少呢？就是4的49次方。那大房子是4G的几十万分之一。七机部、二机部、二院，不断交来一些课题，关于导弹的，关于原子弹的，甚至还有卫星的。敖超这个分小组研究原子弹爆炸冲击波，研究破坏力与防御的措施，建筑物要造得多坚固才能防冲击波，这是空气动力学问题。但是要计算原子弹爆炸冲击波，单靠那一间房子的计算机仍很困难，而且虽然有了计算机，可是最终没有方法也不行。
敖超学的是数学动力学，虽然当了小组长，可从没接触过原子弹。那时冯康正搞世界性的“有限元”研究，没接触过原子弹，想都没想过这件事。也幸好冯康是“飞鸟”型的数学家，凭着学术水准可以俯瞰一些东西。数学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飞鸟与青蛙》一文中写道：有些数学家像飞鸟，而另外一些像青蛙。飞鸟翱翔于高空之中，游弋于数学的广袤大地之上，目及八方。他们着眼于那些能够统一我们思考的概念，时常将领地当中不同区域的分散问题联系在一起。青蛙则栖息于泥沼之中，所见不过是附近生长着的花朵。他们着眼于特殊目标的细节，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
冯康既是飞鸟，又是青蛙。作为飞鸟，他可以从更高的数学角度看待原子弹、导弹、卫星。冯康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数学系与物理系，五十年代初曾到苏联研修，是苏联伟大的数学家庞特里亚金的学生。有人说冯康的性格也有点像庞特里亚金，也就是说才华决定了他们某种高蹈而直率的个性。
冯康还是一个语言的天才，通晓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六门外语。因此不懂原子弹没关系，看，直接看大量外文资料。
中国的原子弹就是这样白手起家的。敖超说：那时要是没冯先生抓这件事还真不行。冯先生不仅是数学家，还懂物理、机械，外语又好，后来“文革”中说他是“七国特务”就是这么来的。他这个后来所谓的“七国特务”那时先看了很多文章，他不是一定要从头到尾看，了解重要性即可，浏览一下要点，知道这个说的什么，哪些个地方有特色，有新东西，创造性在什么地方，然后分头交给“绝密123”任务组的人。
飞鸟与青蛙
冯康还是一个语言的天才，通晓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六门外语。因此不懂原子弹没关系，看，直接看大量外文资料。
郭永怀临危受命，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在苏联专家缺席的情况下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驾马车，这至关重要，幸好中国有这三个人。然而，事实上他们这三人都不是原子弹专家（而计算所三室的冯康更不是）。王淦昌仅是理论核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两人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取得过杰出成就。郭永怀当时任九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主要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接受原子弹任务时，他领导的九院一无图纸、二无资料。
九院的依托单位是中科院计算所，这是必然的，共和国最杰出的数学家在这里，不找这里又找哪儿呢？事实也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科学院是这个国家的发展后盾。九院交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确切地说三室，大量计算任务，如原子弹圆爆的冲击波、部分流体力学，不仅原子弹，同时还有导弹，两者是不可分的。这是个特殊的任务，尽管从7个任务组抽人成立了“绝密123”特别任务组，尽管那时整个国家仅有的两台计算机——103机、104机放在了计算所，但有关原子弹，特别具体到原子弹的圆爆冲击波，以及与导弹相关的流体力学，数学家们都没接触过，更何况所里大部分是年轻人，有的甚至比来自“21基地”的士兵还年轻。但是三室还是接下了任务，冯康作为业务指导。
敖超，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计算所工作不过两年，便被抽调到戒备森严的五楼工作，那时在“绝密123”任务组已是一个分小组的组长。现在敖超还记得，当时计算所相当部分人是研究计算机的，所里的计算机有一间房子那么大，103机与104机占了两间房子，但它们的计算能力只有1000多个单元，1000多个字节。多少年后敖超还记得当年计算机那硕大的机身，无数的纸孔。敖老说现在一个手机就是4G，4G是多少呢？就是4的49次方。那大房子是4G的几十万分之一。七机部、二机部、二院，不断交来一些课题，关于导弹的，关于原子弹的，甚至还有卫星的。敖超这个分小组研究原子弹爆炸冲击波，研究破坏力与防御的措施，建筑物要造得多坚固才能防冲击波，这是空气动力学问题。但是要计算原子弹爆炸冲击波，单靠那一间房子的计算机仍很困难，而且虽然有了计算机，可是最终没有方法也不行。
敖超学的是数学动力学，虽然当了小组长，可从没接触过原子弹。那时冯康正搞世界性的“有限元”研究，没接触过原子弹，想都没想过这件事。也幸好冯康是“飞鸟”型的数学家，凭着学术水准可以俯瞰一些东西。数学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飞鸟与青蛙》一文中写道：有些数学家像飞鸟，而另外一些像青蛙。飞鸟翱翔于高空之中，游弋于数学的广袤大地之上，目及八方。他们着眼于那些能够统一我们思考的概念，时常将领地当中不同区域的分散问题联系在一起。青蛙则栖息于泥沼之中，所见不过是附近生长着的花朵。他们着眼于特殊目标的细节，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
冯康既是飞鸟，又是青蛙。作为飞鸟，他可以从更高的数学角度看待原子弹、导弹、卫星。冯康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数学系与物理系，五十年代初曾到苏联研修，是苏联伟大的数学家庞特里亚金的学生。有人说冯康的性格也有点像庞特里亚金，也就是说才华决定了他们某种高蹈而直率的个性。
冯康还是一个语言的天才，通晓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六门外语。因此不懂原子弹没关系，看，直接看大量外文资料。
中国的原子弹就是这样白手起家的。敖超说：那时要是没冯先生抓这件事还真不行。冯先生不仅是数学家，还懂物理、机械，外语又好，后来“文革”中说他是“七国特务”就是这么来的。他这个后来所谓的“七国特务”那时先看了很多文章，他不是一定要从头到尾看，了解重要性即可，浏览一下要点，知道这个说的什么，哪些个地方有特色，有新东西，创造性在什么地方，然后分头交给“绝密123”任务组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