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美
然而,若只将诗词视作有韵律的青史、有修辞的百科全书,那也是歪曲了诗词的本来面目,缩水了它的丰富意义。如果没有文化内涵,诗词会像一个精瘦、矫情的女子;如果没有审美内涵,那诗词又会变成一条失魂落魄的胖大汉子。文化是诗词的营养与肌骨,而审美,则是诗词的灵魂。
正如“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美”的内涵也是千差万别。对于古典诗词而言,美既是实用的,也应该是道德的。王国维先生《文学小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他的意思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这四个诗人哪怕一首诗都不写,他们的人格本身也足以不朽,足以成为最伟大的“诗”。这样的评价,不是王国维先生危言耸听,而是源自中国诗学的“言志”传统。
《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汉代人写的《毛诗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两段话,塑造了中国诗学中的一条金科玉律,即“诗言志”。什么是“志”?它固然有情感的一面,但还有道德的一面。
中国古代最好的诗词作品,往往兼具人格之美与文辞之美,而又以人格之美为根本。比如《诗经·小雅·采薇》,很多人都喜欢结尾一段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句固然文辞优美,但其背后的醇厚道德与崇高心灵,则更为动人。我们且看这位戍边战士的心绪:一方面,他不断哀叹自己“靡室靡家、靡使归聘”“我行不来”,哀叹自己“不遑启居”“不遑启处”“我戍未定”“载饥载渴”,就是不但回不了家,连打仗都不是在一个地方打,总是迁徙、转战,所以他“心亦忧止”“忧心烈烈”“忧心孔疚”“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然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断诉说,之所以如此辛苦,是因为“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也就是不断以国家存亡、民族大节砥砺自己,继而他又不断提醒自己“岂敢定居”“岂不日戒,玁狁孔棘”,也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警戒,完成任务。更可贵的是,将军与战士的关系,却是如此融洽、团结。战士把将军比作“维常之华”,把将军的车马赞美为“业业”“骙骙”“翼翼”,也就是高壮迅猛。为什么关系融洽呢?因为这些车马,是“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也就是说,将军既带领战士冲锋陷阵,又保护着战士、维持着兵阵,上级和下级,都为了同一个崇高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勤勉不已。因此,《采薇》这首诗,既真实地揭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与伤悲,同时也展现了人类在战争中所爆发出的坚强、责任、团结、爱国等种种优秀的道德品质。它既是悲伤的,又是慰藉的,既是批判的,又是温情的,既展现了现实的残酷,又展现了理想的境界。最好的诗,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向来有个特点,叫做“秘响旁通”,也就是说,各种文化门类之间都有极为紧密且丰富的联系。从任何一个门类深入进去,都可以旁通其余,从而获得对于传统文化的比较全面、深刻的把握。诗词也是如此。在诗词的文辞之美普遍受重视、被追捧的今天,要特别强调诗词中的知识内涵与人格之美。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