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饱之后，“青睐”带您追求更高的人文品质。
截至7月2日，《北京青年报》的青睐讲座已经举办了41期。第41期，青睐携恭王府特邀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在古雅的恭王府大戏楼中，从55年前吴柳先生的《京华何处大观园》一文说起，带大家寻觅恭王府中的大观园踪迹。大观园只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吗？那为何有人似乎在恭王府中找到了“风味森森，龙吟细细”的潇湘馆、妙玉出家的“栊翠庵”？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京华何处大观园——恭王府与《红楼梦》”。自《红楼梦》产生以来，大观园在哪里，始终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诸多看法当中，恭王府的后花园是大观园，或者说是大观园的蓝图，这个观点的影响比较大。它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清代以来，有关文献史料，有这样的记载；其次是坊间有不少传闻。
除此之外，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写《恭王府考》，当年找了非常多的资料来论证大观园就是恭王府的后花园，多少年来，他一直坚持做这个研究。但是长时间下来，还只是学术研究的范畴，真正造成全国轰动的是1962年4月2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吴柳（即《文汇报》驻京记者刘群）的文章《京华何处大观园》。文章发表以后，一时掀起万重浪，立马就有热烈反响，“红楼梦的大观园在北京，大观园找到了。”各种的传闻，很快就在全国广为传播。从此之后，《京华何处大观园》这个词几乎成了专用名词，和恭王府画上等号。
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
毛主席亲自批示可以举办
1962年对许多人来讲是不同寻常的，恰恰是亿万中国人从饥荒和挨饿中走出来的一个年份。这个形势下，文艺界的人开始提出了举办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活动。
1950年以后，以苏联为首的国家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从那时候开始，连续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李时珍、吴敬梓、屈原、杜甫都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那曹雪芹更有资格成为一个世界文化名人，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据说，当年讨论这个问题时，请示过毛主席，他也说最好纪念诞辰。但是曹雪芹“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论证他的出生年份，而曹雪芹的生年，是根据卒年推算的，并且卒年的意见也不一样，癸未说——1764年2月1号，壬午说——1763年2月12号，就差一年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就拍板了，定在1963年，正好是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就举办了这个纪念活动。
据说建议最初是著名学者、红学家何其芳先生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先生提出的。当时有两项活动，一个是开大会，另外一个是搞展览。中央决定安排茅盾讲话，何其芳做报告。但是后来大会没开成，茅盾讲话是以《关于曹雪芹》为题发表在《文艺报》上，何其芳的报告以《曹雪芹的贡献》为题，发表在《文学评论》上。
因为当时正处于“反修”的高潮，有人说是赶上了一个政治上的微妙时刻，“在反修斗争正积极开展的时刻，给《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办这种规模的展览会，合适吗？”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发话，拍了板，展览才得以举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配合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活动的筹备，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开展了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讨论。北京市文化局还组织了一个“曹雪芹家世、故居和坟墓调查组”，动用了北京市文化、文物系统众多的人力物力，到处寻找。曹雪芹的坟墓没有找到，但幸运地找到了《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京华何处大观园》这篇文章的产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汝昌先生的坚持和推波助澜。周老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中，就提出了“大观园在那里”的问题。他一直坚持恭王府的后花园就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或是大观园的蓝本。他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刘群，甚至可以说，是周汝昌与刘群两个人共同策划了这篇文章。
据周伦玲《周汝昌与康生会面前后左右》一文中说：“那时，《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刘群先生正忙于‘大观园’之事，他先是告诉周汝昌，说新发现了与曹雪芹有关的半截残碑，问周知道否？而后，又谈到可由自己先写一‘导游’性的文章，然后再出‘考证’。周汝昌以为良策，为他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线索，例如可访何人，收集口碑等。刘群很快借到旧辅仁所存府园细图，周汝昌结合府园水道形势、建筑气魄，即敢断定此府最早乃明太监李广之邸……”
温饱之后，“青睐”带您追求更高的人文品质。
截至7月2日，《北京青年报》的青睐讲座已经举办了41期。第41期，青睐携恭王府特邀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在古雅的恭王府大戏楼中，从55年前吴柳先生的《京华何处大观园》一文说起，带大家寻觅恭王府中的大观园踪迹。大观园只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吗？那为何有人似乎在恭王府中找到了“风味森森，龙吟细细”的潇湘馆、妙玉出家的“栊翠庵”？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京华何处大观园——恭王府与《红楼梦》”。自《红楼梦》产生以来，大观园在哪里，始终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诸多看法当中，恭王府的后花园是大观园，或者说是大观园的蓝图，这个观点的影响比较大。它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清代以来，有关文献史料，有这样的记载；其次是坊间有不少传闻。
除此之外，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写《恭王府考》，当年找了非常多的资料来论证大观园就是恭王府的后花园，多少年来，他一直坚持做这个研究。但是长时间下来，还只是学术研究的范畴，真正造成全国轰动的是1962年4月2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吴柳（即《文汇报》驻京记者刘群）的文章《京华何处大观园》。文章发表以后，一时掀起万重浪，立马就有热烈反响，“红楼梦的大观园在北京，大观园找到了。”各种的传闻，很快就在全国广为传播。从此之后，《京华何处大观园》这个词几乎成了专用名词，和恭王府画上等号。
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
毛主席亲自批示可以举办
1962年对许多人来讲是不同寻常的，恰恰是亿万中国人从饥荒和挨饿中走出来的一个年份。这个形势下，文艺界的人开始提出了举办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活动。
1950年以后，以苏联为首的国家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从那时候开始，连续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李时珍、吴敬梓、屈原、杜甫都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那曹雪芹更有资格成为一个世界文化名人，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据说，当年讨论这个问题时，请示过毛主席，他也说最好纪念诞辰。但是曹雪芹“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论证他的出生年份，而曹雪芹的生年，是根据卒年推算的，并且卒年的意见也不一样，癸未说——1764年2月1号，壬午说——1763年2月12号，就差一年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就拍板了，定在1963年，正好是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就举办了这个纪念活动。
据说建议最初是著名学者、红学家何其芳先生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先生提出的。当时有两项活动，一个是开大会，另外一个是搞展览。中央决定安排茅盾讲话，何其芳做报告。但是后来大会没开成，茅盾讲话是以《关于曹雪芹》为题发表在《文艺报》上，何其芳的报告以《曹雪芹的贡献》为题，发表在《文学评论》上。
因为当时正处于“反修”的高潮，有人说是赶上了一个政治上的微妙时刻，“在反修斗争正积极开展的时刻，给《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办这种规模的展览会，合适吗？”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发话，拍了板，展览才得以举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配合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活动的筹备，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开展了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讨论。北京市文化局还组织了一个“曹雪芹家世、故居和坟墓调查组”，动用了北京市文化、文物系统众多的人力物力，到处寻找。曹雪芹的坟墓没有找到，但幸运地找到了《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京华何处大观园》这篇文章的产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汝昌先生的坚持和推波助澜。周老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中，就提出了“大观园在那里”的问题。他一直坚持恭王府的后花园就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或是大观园的蓝本。他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刘群，甚至可以说，是周汝昌与刘群两个人共同策划了这篇文章。
据周伦玲《周汝昌与康生会面前后左右》一文中说：“那时，《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刘群先生正忙于‘大观园’之事，他先是告诉周汝昌，说新发现了与曹雪芹有关的半截残碑，问周知道否？而后，又谈到可由自己先写一‘导游’性的文章，然后再出‘考证’。周汝昌以为良策，为他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线索，例如可访何人，收集口碑等。刘群很快借到旧辅仁所存府园细图，周汝昌结合府园水道形势、建筑气魄，即敢断定此府最早乃明太监李广之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