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艺评：您所在的国家，在世界戏剧的版图上可能都不属于“主流”。如何看待主流戏剧的影响？你在其中的位置是怎样的？
陆帕：我不太愿意告诉你们我在欧洲戏剧版图上的位置。我当然有一些特别喜欢的欧洲的、主流的导演和大师，但是这几年我的工作方式比较独立，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直觉创作。除了排戏，我在克拉科夫国家戏剧学院导演专业当教授，在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吸引很多学生到我的实践中。这就是我的本性，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传染”给别人。波兰和法国那里有很多被我“传染”的年轻艺术家。欧洲传统主流的戏剧，我认为之前最强的是德国前卫的创作者，但他们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形式化。现在中东欧有很多新的剧场，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到目前为止，波兰在欧洲戏剧版图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出现了康托、格洛托夫斯基这样的人物，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年轻的波兰导演，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
铃木忠志：我觉得亚洲和欧洲没有什么区别。在当代戏剧上如果去区分日本、欧洲就不太合适，区别只能是放在过去的传统戏剧上，像能剧、歌舞伎这种会有些差别。欧洲的东西我年轻时也学习过，也有人说，在某些方面，我比欧洲人还更了解欧洲。比如这个酒店、你的穿着，都是欧洲的东西。上海是中国的土地，但看上去感觉也是欧洲。中国还有很多怪怪的“欧洲感”，怪怪的“美国感”。而日本是比美国还要更美国化，中国也有一些人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的。所以一定要摒弃这种欧洲、亚洲的想法。虽然我现在在中国，但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北京、纽约、东京，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要说我的位置，这应该问你（笑）。我是一个生活在山里的人。
北青艺评：当您以戏剧为媒介，游走在东西方之间，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陆帕：比如这次，要做这样一个跨文化项目，不瞒你说，我一开始很害怕，但我愿意冒险。剧场工作需要关键时刻，双方互相了解的时间点。没有这样的时间点，我们就像海上的一艘船，不知方向，不知要去哪儿。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这个关键时刻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没有它，就完不成创作。我们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会开始互相讨厌对方，怀疑对方。所以我认为，互相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才能突然找到那个创作能力的爆发点。
在这样跨文化的项目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翻译。如果我们没法超越基本的交流，我们的人物也完成不了。一开始工作的时候，翻译工作非常混乱，基本上每天换一个新人。一开始我认为这不是我的作品，而是那个翻译的作品。但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正确的人出现了。
铃木忠志：你知道，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都是日本人，也不太接受移民。所以在日本这个国家里，你去看戏，坐电车，碰到的都是日本人。去了巴黎、纽约就完全不一样了，剧场里有各个国家、民族的人。四十年前，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还是挺吃惊的。我看到观众有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有政治家，有商人，年龄差异也很大。剧场是国家的领导者，经济决策人物都会出现的地方，从中可以看出，戏剧在那里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看完戏以后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讨论。我很是羡慕这点。
北青艺评：剧场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陆帕：生活不是为了寻找快乐，而是为了了解未知。我不逃避生活中有一些让人难过的经历，我喜欢把这些痛苦变成学习的过程，我是我生活体验的载体。对我来说，剧场的目的不仅是告诉观众一个什么故事，而是一种宗教仪式，由演员和观众一起参与。在这样的仪式中，我们自身的生活只是一种素材，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素材。
铃木忠志：剧场是一个可以谈论社会话题的地方，能提供给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北青艺评：艺术是什么？你做艺术是为了什么？
陆帕：如果我们有饭吃，有酒喝，看起来已经完美了，如果还有钱，那就太棒了。但是人一直有种需要，不满足，所以我们才需要艺术这种奇怪的东西。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比较偏激的角度，把艺术变成生活方式。作为创作者，作为观众，我们应该尽可能去了解艺术，这样的话收获会非常大。
史铁生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写作是为了不自杀。他创作的方式非常极端。排戏其实也一样，都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像酗酒。这个道理和上瘾是一样的。比如，今年这个作品我们比较满意，明年就会想往前再走一步。艺术家要不断发展，不然他会“死掉”。向前走得越远，接下来再发展也就越难。
铃木忠志：我是考虑人，考虑人性的。像《特洛伊女人》和《酒神狄俄尼索斯》都是在讲人类这么长时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发展是不是可行，而关于战争和杀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改变。现在社会上依然有很多暴力，很多人死去。
北青艺评：支持您在剧场工作至今最重要的动机是什么？是兴趣、热情、成就感，或是别的？
陆帕：每个艺术家在某一时候，都可能认为自己的创作能力消失了。我有时候接受采访会逗记者说，在我们心里，艺术家的寿命可能跟一只猫或一匹马一样，反正比人的寿命要短。如果你心里的“猫”死了，你得再买一只。我有时会告诉记者，我心里的“猫”已经死了，有时又会说，这是我的第三只“猫”。
这是一个没法控制的过程，我要接受环境给我的刺激和影响。我们面对巨大困难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收获，这种收获能让我们持续创作。很多人都逃避困难、困惑，但这样你没法创作，或者创作得很有限。我经常会跟演员讲这样一个道理，不要怕失去你已经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演员如果害怕失去已经设计好的、非常满意的角色，只要一旦害怕，其实马上就会失去。你如果只是想保持现在的状态，你会变成一具尸体。
我们波兰很多艺术家面对的困难，不仅是政治原因，还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社会上、精神上的变化。有时社会会走到非常奇怪、没有灵魂、没有自由思想的阶段。但我认为，这种社会上、精神上的困惑，对于很多波兰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机会，是你可以重新买一只“猫”的机会。
铃木忠志：我希望很多人可以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剧场里考虑问题。如果能做到这点，我就很开心了。剧场里总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和这些人相遇，我感到很愉快。比如一个人50岁了，老公、孩子放一边，想要做一个女演员，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人很有意思的。
北青艺评：这次的戏和“酒”有关，您本人喝酒吗？怎么看待“酒”这种事物？
陆帕：其实我自己从来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酗酒程度。当然我喝过酒，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酒我没法创作，必须喝酒，有想象力才能产生有价值的东西，和几个创作者在一起，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甚至以前，我在看演出之前都要先干一杯，这样感受会更强烈。在戏剧界，酒是一种生活习惯，演员、导演都一样。演员喝酒是为了剖开自己，把普通人的灵魂放在一旁，找到比较特别的、难得的精神状态。在波兰戏剧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酗酒是很常见的事。
铃木忠志：我喝酒的，但不太会喝，因为喝了就会想睡觉，所以想睡觉的时候喝一杯很好。但是我不喜欢人喝醉了。
北青艺评：您所在的国家，在世界戏剧的版图上可能都不属于“主流”。如何看待主流戏剧的影响？你在其中的位置是怎样的？
陆帕：我不太愿意告诉你们我在欧洲戏剧版图上的位置。我当然有一些特别喜欢的欧洲的、主流的导演和大师，但是这几年我的工作方式比较独立，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直觉创作。除了排戏，我在克拉科夫国家戏剧学院导演专业当教授，在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吸引很多学生到我的实践中。这就是我的本性，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传染”给别人。波兰和法国那里有很多被我“传染”的年轻艺术家。欧洲传统主流的戏剧，我认为之前最强的是德国前卫的创作者，但他们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形式化。现在中东欧有很多新的剧场，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到目前为止，波兰在欧洲戏剧版图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出现了康托、格洛托夫斯基这样的人物，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年轻的波兰导演，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
铃木忠志：我觉得亚洲和欧洲没有什么区别。在当代戏剧上如果去区分日本、欧洲就不太合适，区别只能是放在过去的传统戏剧上，像能剧、歌舞伎这种会有些差别。欧洲的东西我年轻时也学习过，也有人说，在某些方面，我比欧洲人还更了解欧洲。比如这个酒店、你的穿着，都是欧洲的东西。上海是中国的土地，但看上去感觉也是欧洲。中国还有很多怪怪的“欧洲感”，怪怪的“美国感”。而日本是比美国还要更美国化，中国也有一些人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的。所以一定要摒弃这种欧洲、亚洲的想法。虽然我现在在中国，但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北京、纽约、东京，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要说我的位置，这应该问你（笑）。我是一个生活在山里的人。
北青艺评：当您以戏剧为媒介，游走在东西方之间，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陆帕：比如这次，要做这样一个跨文化项目，不瞒你说，我一开始很害怕，但我愿意冒险。剧场工作需要关键时刻，双方互相了解的时间点。没有这样的时间点，我们就像海上的一艘船，不知方向，不知要去哪儿。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这个关键时刻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没有它，就完不成创作。我们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会开始互相讨厌对方，怀疑对方。所以我认为，互相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才能突然找到那个创作能力的爆发点。
在这样跨文化的项目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翻译。如果我们没法超越基本的交流，我们的人物也完成不了。一开始工作的时候，翻译工作非常混乱，基本上每天换一个新人。一开始我认为这不是我的作品，而是那个翻译的作品。但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正确的人出现了。
铃木忠志：你知道，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都是日本人，也不太接受移民。所以在日本这个国家里，你去看戏，坐电车，碰到的都是日本人。去了巴黎、纽约就完全不一样了，剧场里有各个国家、民族的人。四十年前，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还是挺吃惊的。我看到观众有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有政治家，有商人，年龄差异也很大。剧场是国家的领导者，经济决策人物都会出现的地方，从中可以看出，戏剧在那里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看完戏以后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讨论。我很是羡慕这点。
北青艺评：剧场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陆帕：生活不是为了寻找快乐，而是为了了解未知。我不逃避生活中有一些让人难过的经历，我喜欢把这些痛苦变成学习的过程，我是我生活体验的载体。对我来说，剧场的目的不仅是告诉观众一个什么故事，而是一种宗教仪式，由演员和观众一起参与。在这样的仪式中，我们自身的生活只是一种素材，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素材。
铃木忠志：剧场是一个可以谈论社会话题的地方，能提供给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北青艺评：艺术是什么？你做艺术是为了什么？
陆帕：如果我们有饭吃，有酒喝，看起来已经完美了，如果还有钱，那就太棒了。但是人一直有种需要，不满足，所以我们才需要艺术这种奇怪的东西。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比较偏激的角度，把艺术变成生活方式。作为创作者，作为观众，我们应该尽可能去了解艺术，这样的话收获会非常大。
史铁生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写作是为了不自杀。他创作的方式非常极端。排戏其实也一样，都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像酗酒。这个道理和上瘾是一样的。比如，今年这个作品我们比较满意，明年就会想往前再走一步。艺术家要不断发展，不然他会“死掉”。向前走得越远，接下来再发展也就越难。
铃木忠志：我是考虑人，考虑人性的。像《特洛伊女人》和《酒神狄俄尼索斯》都是在讲人类这么长时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发展是不是可行，而关于战争和杀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改变。现在社会上依然有很多暴力，很多人死去。
北青艺评：支持您在剧场工作至今最重要的动机是什么？是兴趣、热情、成就感，或是别的？
陆帕：每个艺术家在某一时候，都可能认为自己的创作能力消失了。我有时候接受采访会逗记者说，在我们心里，艺术家的寿命可能跟一只猫或一匹马一样，反正比人的寿命要短。如果你心里的“猫”死了，你得再买一只。我有时会告诉记者，我心里的“猫”已经死了，有时又会说，这是我的第三只“猫”。
这是一个没法控制的过程，我要接受环境给我的刺激和影响。我们面对巨大困难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收获，这种收获能让我们持续创作。很多人都逃避困难、困惑，但这样你没法创作，或者创作得很有限。我经常会跟演员讲这样一个道理，不要怕失去你已经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演员如果害怕失去已经设计好的、非常满意的角色，只要一旦害怕，其实马上就会失去。你如果只是想保持现在的状态，你会变成一具尸体。
我们波兰很多艺术家面对的困难，不仅是政治原因，还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社会上、精神上的变化。有时社会会走到非常奇怪、没有灵魂、没有自由思想的阶段。但我认为，这种社会上、精神上的困惑，对于很多波兰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机会，是你可以重新买一只“猫”的机会。
铃木忠志：我希望很多人可以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剧场里考虑问题。如果能做到这点，我就很开心了。剧场里总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和这些人相遇，我感到很愉快。比如一个人50岁了，老公、孩子放一边，想要做一个女演员，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人很有意思的。
北青艺评：这次的戏和“酒”有关，您本人喝酒吗？怎么看待“酒”这种事物？
陆帕：其实我自己从来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酗酒程度。当然我喝过酒，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酒我没法创作，必须喝酒，有想象力才能产生有价值的东西，和几个创作者在一起，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甚至以前，我在看演出之前都要先干一杯，这样感受会更强烈。在戏剧界，酒是一种生活习惯，演员、导演都一样。演员喝酒是为了剖开自己，把普通人的灵魂放在一旁，找到比较特别的、难得的精神状态。在波兰戏剧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酗酒是很常见的事。
铃木忠志：我喝酒的，但不太会喝，因为喝了就会想睡觉，所以想睡觉的时候喝一杯很好。但是我不喜欢人喝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