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一个语言的问题，中国的写作者经常谈到中式、欧式，会有很多争论。欧式更多是指翻译体，中式可能指的是语言文学本身比较简练，感性的成分多，欧式相反。在我看来，我觉得语言更多是思维的体现，语言的争论您怎么看？
王德威：欧式和中式我会有保留，你讲的翻译体的问题不是现在的问题，这是1920年代的问题，茅盾、鲁迅都牵扯到“翻译体”的问题。欧式不欧式仍然是作家自觉的选择，如果作家在写作里面有不同的风格，应该是容纳最多可能性的语言的场域，不像目前讲话我们得中规中矩，作家在那个意义上真的是自己是自己的暴君，他必须要很强势来说明语言风格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真切的问题。
先用台湾的例子讲，王安忆不止一次说，台湾的作家写作是用书面语的方式写作，中国大陆的作家写作好像比较流畅，比较直接。海峡两岸已经有将近70年的隔离历史，语言本身还是回到华语语系的问题，台湾作家朱天文写的东西就很奇怪，文绉绉的，胡兰成加上张爱玲。骆以军就莫名其妙，写的很浓重的诗的东西，你仔细看精彩得不得了，谁有那个体力看40万字的小说是那样的一种东西，很难慢慢消化。
你说那是欧式还是中式？我不觉得是中西之分，作家在各种语言的晦涩和直白之间的一个选择，其实是有各种可能性的。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我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作品。这里面完全用大字报体，从来没有一个作品会让我想象“文革”这么样的惊心动魄，张口就是大字报式的，这个运用之妙是作家本身的操作。
问：王老师，读了《想象中国的方法》，你这本书的开端用了狭邪小说介绍晚清，包括科幻小说、公案小说、闹剧小说。20年前您对整个中国小说的未来做出了预言。今天您看这20年，这个版图会修订吗？
王德威：我讨论的四个文类狭邪、科幻、公案、闹剧，我当时不只是写小说的四个文类，野心稍微再大一点，是探讨四个文类所投射的四种论述方式，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建构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大的范式。所以我认为，狭邪小说在晚清释放了我们对于情欲的想象性，公案是关于什么是正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20世纪我们不断在问的话题。至于官场现形和谴责小说我认为整个对价值体系有一个预设式的写作模式。科幻则对什么是真理、对未来20世纪有一个预设性的呈现。
这四个论述的方向我就问了20世纪最后的几年，我们是不是仍然看到类似的方向的延续？我得自圆其说，当然有。我后来写了很多关于科幻的东西，我觉得让我最心有戚戚焉的反而是谴责小说。我不晓得为什么1990年20世纪最后的10年还有这个世纪前面十几年，作家其实不约而同都在写作这个世道里面各种奇怪的现象，阎老师写的《受活》，余华的《兄弟》，甚至包括莫言的小说，他所要揭露的社会价值颠倒现象等等，你会觉得这个问题一个世纪以前都已经问了，为什么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不但问而且问得更细腻，更没有办法找出一个答案。这时候我们对于小说的怀抱是什么，梁启超曾经告诉我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充满了正能量的1902年的宣言。
现在我们看《受活》不知道有没有正能量，我看《生死疲劳》不知道有没有正能量，我不是说小说刻意暴露现实阴暗面而已，那个野心太小了，小说这个东西现在变成我们这个世代最重要的话语，在我们这个世代当历史学者、政论学者、思想史界的学者，没有办法能够完整地呈现现实社会的林林总总的怪现象，小说家现在所负担的角色，比在20世纪任何一个时期的作者或者是批评家都更来得重要。我在猜想，我最后一个预言，再过30年以后，我们回过来看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的历史问题，社会现象，还有思想史上各种论辩，所有的问题、症结还有可能的答案都出现在小说里，原因大家心里明白，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我们不只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好好讲故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艺，生存法则。我们活过这个世代，有一天我看待现在的小说不会只像美国学者或者美国的批评者把小说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写，我们现在看到的小说是社会论述的一部分，但这个社会论述的公共意义和公共性不见得是在一时一地立刻呈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汇总起来的大的能量，是我对于现在小说家的期许，我也很愿意在今天说，这是我的一个预言。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
问：问一个语言的问题，中国的写作者经常谈到中式、欧式，会有很多争论。欧式更多是指翻译体，中式可能指的是语言文学本身比较简练，感性的成分多，欧式相反。在我看来，我觉得语言更多是思维的体现，语言的争论您怎么看？
王德威：欧式和中式我会有保留，你讲的翻译体的问题不是现在的问题，这是1920年代的问题，茅盾、鲁迅都牵扯到“翻译体”的问题。欧式不欧式仍然是作家自觉的选择，如果作家在写作里面有不同的风格，应该是容纳最多可能性的语言的场域，不像目前讲话我们得中规中矩，作家在那个意义上真的是自己是自己的暴君，他必须要很强势来说明语言风格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真切的问题。
先用台湾的例子讲，王安忆不止一次说，台湾的作家写作是用书面语的方式写作，中国大陆的作家写作好像比较流畅，比较直接。海峡两岸已经有将近70年的隔离历史，语言本身还是回到华语语系的问题，台湾作家朱天文写的东西就很奇怪，文绉绉的，胡兰成加上张爱玲。骆以军就莫名其妙，写的很浓重的诗的东西，你仔细看精彩得不得了，谁有那个体力看40万字的小说是那样的一种东西，很难慢慢消化。
你说那是欧式还是中式？我不觉得是中西之分，作家在各种语言的晦涩和直白之间的一个选择，其实是有各种可能性的。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我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作品。这里面完全用大字报体，从来没有一个作品会让我想象“文革”这么样的惊心动魄，张口就是大字报式的，这个运用之妙是作家本身的操作。
问：王老师，读了《想象中国的方法》，你这本书的开端用了狭邪小说介绍晚清，包括科幻小说、公案小说、闹剧小说。20年前您对整个中国小说的未来做出了预言。今天您看这20年，这个版图会修订吗？
王德威：我讨论的四个文类狭邪、科幻、公案、闹剧，我当时不只是写小说的四个文类，野心稍微再大一点，是探讨四个文类所投射的四种论述方式，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建构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大的范式。所以我认为，狭邪小说在晚清释放了我们对于情欲的想象性，公案是关于什么是正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20世纪我们不断在问的话题。至于官场现形和谴责小说我认为整个对价值体系有一个预设式的写作模式。科幻则对什么是真理、对未来20世纪有一个预设性的呈现。
这四个论述的方向我就问了20世纪最后的几年，我们是不是仍然看到类似的方向的延续？我得自圆其说，当然有。我后来写了很多关于科幻的东西，我觉得让我最心有戚戚焉的反而是谴责小说。我不晓得为什么1990年20世纪最后的10年还有这个世纪前面十几年，作家其实不约而同都在写作这个世道里面各种奇怪的现象，阎老师写的《受活》，余华的《兄弟》，甚至包括莫言的小说，他所要揭露的社会价值颠倒现象等等，你会觉得这个问题一个世纪以前都已经问了，为什么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不但问而且问得更细腻，更没有办法找出一个答案。这时候我们对于小说的怀抱是什么，梁启超曾经告诉我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充满了正能量的1902年的宣言。
现在我们看《受活》不知道有没有正能量，我看《生死疲劳》不知道有没有正能量，我不是说小说刻意暴露现实阴暗面而已，那个野心太小了，小说这个东西现在变成我们这个世代最重要的话语，在我们这个世代当历史学者、政论学者、思想史界的学者，没有办法能够完整地呈现现实社会的林林总总的怪现象，小说家现在所负担的角色，比在20世纪任何一个时期的作者或者是批评家都更来得重要。我在猜想，我最后一个预言，再过30年以后，我们回过来看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的历史问题，社会现象，还有思想史上各种论辩，所有的问题、症结还有可能的答案都出现在小说里，原因大家心里明白，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我们不只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好好讲故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艺，生存法则。我们活过这个世代，有一天我看待现在的小说不会只像美国学者或者美国的批评者把小说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写，我们现在看到的小说是社会论述的一部分，但这个社会论述的公共意义和公共性不见得是在一时一地立刻呈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汇总起来的大的能量，是我对于现在小说家的期许，我也很愿意在今天说，这是我的一个预言。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