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话语权由一种完美的技巧构成
青阅读：您的几本著作致力于揭示西方文明隐藏的话语运作机制，痛感中国人普遍丧失了“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而不自知。您是怎样关注到这一问题的？和您在法国的生活经验有关吗？比如说，2008年的几件大事唤醒了很多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对您而言呢？
边芹：2008年只是出现强烈拐点的一年，但精神准备要远远早于这一年。西方社会的实质有点像西方人的本质，收藏极深，然后通过层层包裹呈现出想让你看的那一面，比如比你强盛，他先说是因为基督站在他们一边，后来又说是得自古希腊便有的民主自由。你读十九世纪的书报便会发现，当时“民主”这个词并不像如今这般时时挂在嘴上，那时主要强调基督教战无不胜和种族优越，比现在直白。
在西方长期旅居或定居的中国人，或早或晚会面临一个选择，即你在哪一边。并没有人公开来逼你，但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反华、排华会将中国人送到三个阵营里，最广大的一群我称之为“利己派”，他们不去听、拒绝看，全部的精力都用于为自己奋斗，无所谓西方人怎么对其母国，只为狭处求生存；第二群人我称之“融入派”，这群人的行事特点就是“你们不是讨厌中国吗？那我比你们更讨厌中国”、“你们打中国一个嘴巴，我就打三个嘴巴”。唯有这样，方可安生。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要么麻木，要么“比你还”。不这么做就得落入第三群人——“压抑派”，这群人的特点就是为其良心所累而长期处于精神抑郁中，敏感的人甚至会有时时被铁烙的痛楚。这就是2010年前的现实，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但基本现实很难根本扭转。在这样的处境里，你只能在这三个阵营里选择一个，甚至都谈不上选择，而是随着自己的本性走，能麻木的，会过得心安一点；能“比你还”的，就融入了；心思转不过来的，就只能痛定思痛了。我就是在痛定思痛中，得以绕开西方预设的话语，去阅读、观察、思考，进而有所发现的。
青阅读：“二战”以后，西方文化界、学术界逐渐出现一种“反西方中心”的倾向，您怎样看待在西方内部兴起的“反西方中心论”？
边芹：这是为大目标“全球化”做的舆论准备的一部分。早在“二战”刚打完，“世界统治集团”就已经策划解构实体的殖民帝国，因为难以为继、成本太高，尤其是道义成本。新形式的“经济殖民”、“精神殖民” 收益大而成本小，已经无须十九世纪的军事入侵和占领。看看现今的中国就一目了然了，三十年代哪怕租界遍地的上海，你能找到一个染金发取洋名的人吗？现在的“西方中心论”根本无须那头公开挂牌，这头已能自产自销了。
青阅读：中国需要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和西方争夺“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您认为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
边芹：说实话，这问题不好答。一方面，西方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一种完美的技巧构成的。我们要构建自己的话语权，首先得参透西方的话语技巧，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比如我发现的电影的“细节接力”，就是战技之一。所谓电影的细节接力就是利用画面对人潜意识的影响，反反复复地用同类细节进行精神移变。由于细节并非一部电影的主题，甚至也游离于情节之外，可以是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或偶然提及的名词，也可以是一个道具，或某类人的形象、某种场景的氛围，但如果这些细节被有意识地长期植入各种电影的画面中，所暗中形成的“接力”便能在受众不知不觉中对其潜意识实施控制。应该承认，西方对人的心理研究超前于我们，我们没有将此作为战略目标，像对导弹、卫星那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西方的真正统治者（并非政府内阁）深藏幕后，知道“温柔的独裁”和“话语统治”才是现今和未来世界的统治利器，早在上世纪上半叶就已全力投入研究。这三十多年，以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名义走遍中国城镇乡村甚至穷乡僻壤的西方某类学者，多半是在从事这方面的情报收集工作。在软实力方面，我们与西方的力量对比，还处于十九世纪长矛大刀对火炮军舰的不对等状态。如果不迎头赶上，要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另一方面，我们的精英层如果不能自悟“审美权、道义权和历史解释权”是如何在无知无觉中被易手的，又怎么来“重新夺回”？我们是自愿把这三大权力拱手送给奥斯卡、金棕榈、金熊，送给诺贝尔、格莱美，送给汉学家……谦虚不等于丢掉自信。我最近偶然看到浙江某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南宋》，在分析南宋历史时，此片以世所罕见的“公允”将历史解释权分到四拨专家手里：德、日、美、中。中国史学家未受到一丝一毫的“偏袒”，不是为“主”，而是其中不多不少的一分子。尽管纪录片并未对立中西专家的观点，但这么做明显是在告诉观者，中国宋朝历史自家学者的观点也不足为信，必须有外国（西方）专家来证言。试想法国人拍一部解释拿破仑战争的纪录片会请中国史学家插嘴吗？所以首先必须自醒、自悟。
西方的话语权由一种完美的技巧构成
青阅读：您的几本著作致力于揭示西方文明隐藏的话语运作机制，痛感中国人普遍丧失了“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而不自知。您是怎样关注到这一问题的？和您在法国的生活经验有关吗？比如说，2008年的几件大事唤醒了很多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对您而言呢？
边芹：2008年只是出现强烈拐点的一年，但精神准备要远远早于这一年。西方社会的实质有点像西方人的本质，收藏极深，然后通过层层包裹呈现出想让你看的那一面，比如比你强盛，他先说是因为基督站在他们一边，后来又说是得自古希腊便有的民主自由。你读十九世纪的书报便会发现，当时“民主”这个词并不像如今这般时时挂在嘴上，那时主要强调基督教战无不胜和种族优越，比现在直白。
在西方长期旅居或定居的中国人，或早或晚会面临一个选择，即你在哪一边。并没有人公开来逼你，但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反华、排华会将中国人送到三个阵营里，最广大的一群我称之为“利己派”，他们不去听、拒绝看，全部的精力都用于为自己奋斗，无所谓西方人怎么对其母国，只为狭处求生存；第二群人我称之“融入派”，这群人的行事特点就是“你们不是讨厌中国吗？那我比你们更讨厌中国”、“你们打中国一个嘴巴，我就打三个嘴巴”。唯有这样，方可安生。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要么麻木，要么“比你还”。不这么做就得落入第三群人——“压抑派”，这群人的特点就是为其良心所累而长期处于精神抑郁中，敏感的人甚至会有时时被铁烙的痛楚。这就是2010年前的现实，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但基本现实很难根本扭转。在这样的处境里，你只能在这三个阵营里选择一个，甚至都谈不上选择，而是随着自己的本性走，能麻木的，会过得心安一点；能“比你还”的，就融入了；心思转不过来的，就只能痛定思痛了。我就是在痛定思痛中，得以绕开西方预设的话语，去阅读、观察、思考，进而有所发现的。
青阅读：“二战”以后，西方文化界、学术界逐渐出现一种“反西方中心”的倾向，您怎样看待在西方内部兴起的“反西方中心论”？
边芹：这是为大目标“全球化”做的舆论准备的一部分。早在“二战”刚打完，“世界统治集团”就已经策划解构实体的殖民帝国，因为难以为继、成本太高，尤其是道义成本。新形式的“经济殖民”、“精神殖民” 收益大而成本小，已经无须十九世纪的军事入侵和占领。看看现今的中国就一目了然了，三十年代哪怕租界遍地的上海，你能找到一个染金发取洋名的人吗？现在的“西方中心论”根本无须那头公开挂牌，这头已能自产自销了。
青阅读：中国需要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和西方争夺“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您认为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
边芹：说实话，这问题不好答。一方面，西方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一种完美的技巧构成的。我们要构建自己的话语权，首先得参透西方的话语技巧，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比如我发现的电影的“细节接力”，就是战技之一。所谓电影的细节接力就是利用画面对人潜意识的影响，反反复复地用同类细节进行精神移变。由于细节并非一部电影的主题，甚至也游离于情节之外，可以是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或偶然提及的名词，也可以是一个道具，或某类人的形象、某种场景的氛围，但如果这些细节被有意识地长期植入各种电影的画面中，所暗中形成的“接力”便能在受众不知不觉中对其潜意识实施控制。应该承认，西方对人的心理研究超前于我们，我们没有将此作为战略目标，像对导弹、卫星那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西方的真正统治者（并非政府内阁）深藏幕后，知道“温柔的独裁”和“话语统治”才是现今和未来世界的统治利器，早在上世纪上半叶就已全力投入研究。这三十多年，以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名义走遍中国城镇乡村甚至穷乡僻壤的西方某类学者，多半是在从事这方面的情报收集工作。在软实力方面，我们与西方的力量对比，还处于十九世纪长矛大刀对火炮军舰的不对等状态。如果不迎头赶上，要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另一方面，我们的精英层如果不能自悟“审美权、道义权和历史解释权”是如何在无知无觉中被易手的，又怎么来“重新夺回”？我们是自愿把这三大权力拱手送给奥斯卡、金棕榈、金熊，送给诺贝尔、格莱美，送给汉学家……谦虚不等于丢掉自信。我最近偶然看到浙江某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南宋》，在分析南宋历史时，此片以世所罕见的“公允”将历史解释权分到四拨专家手里：德、日、美、中。中国史学家未受到一丝一毫的“偏袒”，不是为“主”，而是其中不多不少的一分子。尽管纪录片并未对立中西专家的观点，但这么做明显是在告诉观者，中国宋朝历史自家学者的观点也不足为信，必须有外国（西方）专家来证言。试想法国人拍一部解释拿破仑战争的纪录片会请中国史学家插嘴吗？所以首先必须自醒、自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