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无论是从中国鉴藏史完整性还是从世界文化交流的不同视角来看，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域外鉴藏首先要研究中国的艺术品是如何“走出去”。古代中国虽然西困高原沙漠，东濒滔滔大海，但艺术品鉴藏活动的范围绝不仅限于中国本土，这是华夏优异灿烂的文明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秉性所决定的。最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分别最晚于秦汉完成了与周边邻国的沟通。借助贸易和外交活动，中国艺术品必然早早地担负起文化、经济交流的使命，丝绸、瓷器因最受域外民族的欢迎而成为了主角，甚而演变为中国的代名词。到了盛唐，对外贸易线路发展到了共计七条之多，距离、规模均创空前。宋元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中国经济的南迁，陆上丝路逐渐为海上“瓷路”完全取代，至明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达
到鼎盛。此后朝廷屡颁海禁，海上贸易虽难以真正禁绝，但规模无疑大大受限。直至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船炮彻底轰开，但此后的贸易主导和“走出去”的方式完全颠倒，中国艺术品流转海外的方式和影响，也截然改变，鉴藏活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一样，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域外鉴藏活动的转折点。
1860年10月的圆明园劫难，更是将灾难与中国艺术品直接挂上了钩，英法联军劫掠园中珍宝11天，并纵火焚毁三天三夜。这不仅导致了这座旷世园林和150万件艺术品直接被损毁劫掠，更开启了近世中国文物不断流散的噩运，成为中国鉴藏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就在清王朝命数将绝之时，又先后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殷墟书契和敦煌宝藏，正值动乱的中国无力看护这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重大发现，仅敦煌文物就被英法俄日美等国以多支探险队名义巧取掠走至少26000余件。进入民国，仍国事动荡，战乱连绵，从出土到传世，从故宫到民间，国内外各种势力和个人利用抢掠、偷盗、贿授、骗夺、私贩、交易等种种手段，导致中华文物频频流向海外，以至无法计数。所幸的是在这段时期，虽然频遇战乱，中国艺术品最重要的遗脉———皇家珍藏，历经万险，虽此后海峡相隔，但大体未损，仍在中华子孙手中，也算创下一个鉴藏
史上最庆幸的奇迹。直至新中国建立，动荡逾百年的一段伤心史终于划上了句号。
中国被当时国际媒体誉为最具艺术气质的国度之一
中国艺术品身处异邦的命运及其产生的影响，是鉴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囿于地理和语言的阻隔，我们对于域外的中国艺术品鉴藏史料知之甚少，海外公私藏家的文献尤其急需今天的学者去努力寻访、挖掘。在日本，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到奈良正仓院，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拥有保存完好的诸多中国珍宝，还因为它是八世纪遗留至今的中国艺术品在日本被鉴藏的原生态标本。鸦片战争后 (至新中国建立前)，中国艺术品流出呈现两个特点，其一是流出量大，其二是流出等级高。就导致域外鉴藏的结果看，也形成两大状况，一，快速流散，数量庞大，现世界各地都有中国艺术品的大型收藏，其获取时间大多正是这段近世中国文物大量流出的时间；二，流散的文物多为国宝，其中许多为新出土文物。这些高等级的艺术品的流散固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伤心事，但从另外某个角度看，客观上增强了域外他国对中华文明的更多认识，中国艺术品的价值被一定程度地提升。典型的例证，是1935年，英国皇家艺术院
在伦敦举办大型“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在大量文物流出的背景下，由英国一些著名藏家和博物馆联合征集的包括故宫在内的世界藏中国艺术珍品，是世界历史上首次集中展示中国的艺术成就，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人群，成为轰动全球的艺术盛事。中国被当时媒体誉为最具艺术气质的国度之一,足以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媲美。展览极大地加深了西方对中国文物鉴藏和研究的认识。
海外收藏家和古董商曾扮演了推广主要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和日本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在此前后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与一些中国商人一起，施用种种手段，推动了中国艺术品成为世界鉴藏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多次掀起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热潮。这其中最为著名的藏家如英国的斐西瓦乐·大维德 (Perciva１David，1892-1964)，他后来成为20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藏有1400多件中国瓷器，多数为官窑中的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标准器。美国则有弗利尔(Char１es Lang Freer1854—1919)和顾洛阜(John M.Crawford,Jr.1913-1988)。弗利尔以收藏东亚美术而著名，后受来华传教
士福开森(John C.Ferguson)影响，来过中国，收有大量一流中国青铜器、玉器、陶瓷和雕塑，创建著名的弗利尔美术馆；顾洛阜则凭自己的悟性和见识，以钟爱并致力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闻名，1984年前陆续将自己所藏捐献给美国最大的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日本最出名的古董商山中定次郎，乘中国文物流散之机，向各国藏家、拍卖行销售了大量的各种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宋官窑青瓷和清朝秘宝官窑珐琅彩瓷；还有祖籍中国而游走海外的古董商卢芹斋(1880—1957)，以古玩店学徒出身，对鉴识中国艺术品有精湛眼光，先后在中国、美国、法国开设古董店，据传欧美所藏中国文物，多半均经其手。
如今，即使从近世算起，中国艺术品在域外的历史也已经将近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了。在如此漫长而又背景不同的历程中，尤其是在近代以来付出惨重代价，我们历数那些人和物，心中不由泛起复杂的感情。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成就逐渐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尤其在今天，中国综合影响力的上升，更推动了中国艺术品珍贵价值的再认识。客观上，域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明成就一起，汇聚成了人类共同进步的精神财富。
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无论是从中国鉴藏史完整性还是从世界文化交流的不同视角来看，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域外鉴藏首先要研究中国的艺术品是如何“走出去”。古代中国虽然西困高原沙漠，东濒滔滔大海，但艺术品鉴藏活动的范围绝不仅限于中国本土，这是华夏优异灿烂的文明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秉性所决定的。最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分别最晚于秦汉完成了与周边邻国的沟通。借助贸易和外交活动，中国艺术品必然早早地担负起文化、经济交流的使命，丝绸、瓷器因最受域外民族的欢迎而成为了主角，甚而演变为中国的代名词。到了盛唐，对外贸易线路发展到了共计七条之多，距离、规模均创空前。宋元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中国经济的南迁，陆上丝路逐渐为海上“瓷路”完全取代，至明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达
到鼎盛。此后朝廷屡颁海禁，海上贸易虽难以真正禁绝，但规模无疑大大受限。直至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船炮彻底轰开，但此后的贸易主导和“走出去”的方式完全颠倒，中国艺术品流转海外的方式和影响，也截然改变，鉴藏活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一样，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域外鉴藏活动的转折点。
1860年10月的圆明园劫难，更是将灾难与中国艺术品直接挂上了钩，英法联军劫掠园中珍宝11天，并纵火焚毁三天三夜。这不仅导致了这座旷世园林和150万件艺术品直接被损毁劫掠，更开启了近世中国文物不断流散的噩运，成为中国鉴藏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就在清王朝命数将绝之时，又先后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殷墟书契和敦煌宝藏，正值动乱的中国无力看护这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重大发现，仅敦煌文物就被英法俄日美等国以多支探险队名义巧取掠走至少26000余件。进入民国，仍国事动荡，战乱连绵，从出土到传世，从故宫到民间，国内外各种势力和个人利用抢掠、偷盗、贿授、骗夺、私贩、交易等种种手段，导致中华文物频频流向海外，以至无法计数。所幸的是在这段时期，虽然频遇战乱，中国艺术品最重要的遗脉———皇家珍藏，历经万险，虽此后海峡相隔，但大体未损，仍在中华子孙手中，也算创下一个鉴藏
史上最庆幸的奇迹。直至新中国建立，动荡逾百年的一段伤心史终于划上了句号。
中国被当时国际媒体誉为最具艺术气质的国度之一
中国艺术品身处异邦的命运及其产生的影响，是鉴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囿于地理和语言的阻隔，我们对于域外的中国艺术品鉴藏史料知之甚少，海外公私藏家的文献尤其急需今天的学者去努力寻访、挖掘。在日本，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到奈良正仓院，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拥有保存完好的诸多中国珍宝，还因为它是八世纪遗留至今的中国艺术品在日本被鉴藏的原生态标本。鸦片战争后 (至新中国建立前)，中国艺术品流出呈现两个特点，其一是流出量大，其二是流出等级高。就导致域外鉴藏的结果看，也形成两大状况，一，快速流散，数量庞大，现世界各地都有中国艺术品的大型收藏，其获取时间大多正是这段近世中国文物大量流出的时间；二，流散的文物多为国宝，其中许多为新出土文物。这些高等级的艺术品的流散固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伤心事，但从另外某个角度看，客观上增强了域外他国对中华文明的更多认识，中国艺术品的价值被一定程度地提升。典型的例证，是1935年，英国皇家艺术院
在伦敦举办大型“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在大量文物流出的背景下，由英国一些著名藏家和博物馆联合征集的包括故宫在内的世界藏中国艺术珍品，是世界历史上首次集中展示中国的艺术成就，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人群，成为轰动全球的艺术盛事。中国被当时媒体誉为最具艺术气质的国度之一,足以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媲美。展览极大地加深了西方对中国文物鉴藏和研究的认识。
海外收藏家和古董商曾扮演了推广主要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和日本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在此前后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与一些中国商人一起，施用种种手段，推动了中国艺术品成为世界鉴藏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多次掀起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热潮。这其中最为著名的藏家如英国的斐西瓦乐·大维德 (Perciva１David，1892-1964)，他后来成为20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藏有1400多件中国瓷器，多数为官窑中的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标准器。美国则有弗利尔(Char１es Lang Freer1854—1919)和顾洛阜(John M.Crawford,Jr.1913-1988)。弗利尔以收藏东亚美术而著名，后受来华传教
士福开森(John C.Ferguson)影响，来过中国，收有大量一流中国青铜器、玉器、陶瓷和雕塑，创建著名的弗利尔美术馆；顾洛阜则凭自己的悟性和见识，以钟爱并致力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闻名，1984年前陆续将自己所藏捐献给美国最大的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日本最出名的古董商山中定次郎，乘中国文物流散之机，向各国藏家、拍卖行销售了大量的各种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宋官窑青瓷和清朝秘宝官窑珐琅彩瓷；还有祖籍中国而游走海外的古董商卢芹斋(1880—1957)，以古玩店学徒出身，对鉴识中国艺术品有精湛眼光，先后在中国、美国、法国开设古董店，据传欧美所藏中国文物，多半均经其手。
如今，即使从近世算起，中国艺术品在域外的历史也已经将近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了。在如此漫长而又背景不同的历程中，尤其是在近代以来付出惨重代价，我们历数那些人和物，心中不由泛起复杂的感情。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成就逐渐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尤其在今天，中国综合影响力的上升，更推动了中国艺术品珍贵价值的再认识。客观上，域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明成就一起，汇聚成了人类共同进步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