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也许正因此才选择了化繁为简，抽出其精髓，直接以“对话”向李鸿章致敬。可我未曾料到的是，舞台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虽卖力交谈，但始终遥相对坐，未曾握个手寒暄一番，甚至谁都不看一眼对方，似乎皆不屑一顾。
这造成了一种比近代中日关系史还要奇怪的感觉，仿佛历史比话剧更亲近，更生动，更形象，更有人情味，更食人间烟火。而原本，相较于历史，话剧舞台才应该是活灵活现的呀。
真是累啊，不仅为近代中国的命运揪心，而且舞台上的“李中堂”与“伊藤首相”，总叫我们观众的脖子扭来扭去。他俩如隔着漫长的历史，坐在地球的两端，隔空喊话，把思想碰撞的火花洒满整个黄海——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
好在这种舞台设计，反使得我们急欲加入他们两人的论战之中——他俩各自“抢占”舞台一隅，互不干涉，所营造的巨大空间感，容得下所有观众走上舞台，与之同呼吸、共患难。
李鸿章的扮演者何雨繁说，舞台的造型、戏剧的结构，皆过于单调，令他本人演李鸿章异常吃力，大有孤零零被遗弃在舞台上的失落感。
他说这番话时，妆只卸掉一半，眼眶里残留着泪水，脸上挂满憔悴与忧郁。话剧最后的一刻，伊藤博文已离开，“对话”也彻底结束，只有李鸿章一个人，孤零零地窝在躺椅上，念起了那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这首诗在小剧场被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的确直逼人心。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对话”的抽象表演形式，令观众更为自觉地意识到这只是一个“话剧”，那么，到了李鸿章独念那首临终“遗诗”时，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已然被打破——我们仿佛默默地、无助地守着自己即将逝去的亲人，让他安安静静地把话说完。
当李鸿章念完这首诗，在场者就像被关在了一个巨大的笼子里：不知囚禁我们的，到底是历史，还是剧场。只知，他死前谆谆教诲——“莫作等闲看”——一直萦绕在剧场内外。
我想，也许正因此才选择了化繁为简，抽出其精髓，直接以“对话”向李鸿章致敬。可我未曾料到的是，舞台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虽卖力交谈，但始终遥相对坐，未曾握个手寒暄一番，甚至谁都不看一眼对方，似乎皆不屑一顾。
这造成了一种比近代中日关系史还要奇怪的感觉，仿佛历史比话剧更亲近，更生动，更形象，更有人情味，更食人间烟火。而原本，相较于历史，话剧舞台才应该是活灵活现的呀。
真是累啊，不仅为近代中国的命运揪心，而且舞台上的“李中堂”与“伊藤首相”，总叫我们观众的脖子扭来扭去。他俩如隔着漫长的历史，坐在地球的两端，隔空喊话，把思想碰撞的火花洒满整个黄海——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
好在这种舞台设计，反使得我们急欲加入他们两人的论战之中——他俩各自“抢占”舞台一隅，互不干涉，所营造的巨大空间感，容得下所有观众走上舞台，与之同呼吸、共患难。
李鸿章的扮演者何雨繁说，舞台的造型、戏剧的结构，皆过于单调，令他本人演李鸿章异常吃力，大有孤零零被遗弃在舞台上的失落感。
他说这番话时，妆只卸掉一半，眼眶里残留着泪水，脸上挂满憔悴与忧郁。话剧最后的一刻，伊藤博文已离开，“对话”也彻底结束，只有李鸿章一个人，孤零零地窝在躺椅上，念起了那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这首诗在小剧场被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的确直逼人心。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对话”的抽象表演形式，令观众更为自觉地意识到这只是一个“话剧”，那么，到了李鸿章独念那首临终“遗诗”时，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已然被打破——我们仿佛默默地、无助地守着自己即将逝去的亲人，让他安安静静地把话说完。
当李鸿章念完这首诗，在场者就像被关在了一个巨大的笼子里：不知囚禁我们的，到底是历史，还是剧场。只知，他死前谆谆教诲——“莫作等闲看”——一直萦绕在剧场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