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二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两只蝴蝶》，与此同时，刘半农、沈伊默、周作人等亦有白话诗在《新青年》发表，不久之后，胡适再次发表诗歌改革理论文章《论新诗》，并出版了第一部个人白话诗集《尝试集》。这一系列的现象，被称为“诗界革命”，同时也被认为是新诗的开端。
到二零一七年，中国新诗已经走过百年，百年之中，多少风云人物、多少璀璨诗篇，在历史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但同时，诗歌也从文学最重要的体裁，渐渐变得边缘。
诗歌，从打破束缚开始
百年新诗的历程中，胡适并非开风气之先的人，早在胡适之前，黄宗宪、梁启超等人就已经开始主张和呼吁诗歌的革命，著名学者、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说：“胡适发表《论新诗》，出版《尝试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打开新诗的局面，因此他被视为推动新诗出现的标志性人物，这是有道理的，但其实，新诗的出现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根源和征兆”。
甚至“诗界革命”这个词汇也并非从胡适开始，早在1899年，梁启超即提出“诗界革命”的命题，并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诗歌主张。1902年，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再次修正“诗界革命”的含义，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
吴思敬说，“梁启超的主张，和之前黄遵宪等人的新诗实践一脉相承，同时又总结他们在新诗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的诗人，也是诗界革命最早的提倡者之一，著名的“我手写我口”即出自黄遵宪的诗中。黄遵宪提倡不受古文束缚，以口语入诗，“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他认为古代的诗歌亦是平常口语，只是时间让它变得古拙难懂，今天的口语，五千年后谁说不会成为难懂的古文呢？黄遵宪的这一主张受到康有为、丘逢甲等许多当时名士所赞同和支持。吴思敬说：“在当时那个现代化已经敲开中国的大门的时候，黄、梁等人，已经意识到旧体诗已经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了，需要一种打破传统束缚的新的文化，使中国人的精神有破茧重生的力量。黄遵宪是形式革命的代表人物，而梁启超更重视精神的变革，主张革其精神，而非形式。”
新生，背后是人的觉醒
尽管“诗界革命”早已开始，但真正完成，却在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诗歌的变革也真正有了实现的基础。吴思敬说：“诗界革命的实现，有两个基础，一个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制度，把人从皇权时代的思想教条中解放出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个是国外自由诗论的进入，惠特曼等一大批现代诗人的作品流入中国，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极大。尤其是胡适他们这些年轻的留学生，在国外直接接触自由诗体，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诗歌新视界。”
皇权崩溃，皇权制度下的诗教传统也随之崩溃，再加上外来诗论的影响，新诗的诞生已经万事俱备，吴思敬说，“新诗出现在清末民初，五四时代，绝非偶然。”
新诗的出现是大时代的必然，胡适把文艺的复兴和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认为诗歌的革新，是人性解放的标志。郁达夫也同样指出，五四的成功是个人的发现，诗体的变化，是人的觉醒在文艺理论中的反应，“从前人是为君父为道而存在，现在人为自己存在”。
吴思敬说：“诗歌的变化，恰恰是那个时代社会变化的体现，胡适谈的是诗，出发点却是人，打破了旧诗体的束缚，其实是为了打破精神的束缚。今天看来，胡适的诗不能说达到了多高的水平，不见得就是伟大的作品，但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他的可贵之处。正如我们谈论胡适他们的新诗，未必有多高的艺术水平，但却不能否认，新诗诞生的背后，正是人性解放的渴望和努力。”
现实，无法回避的联系
诗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文学体裁中最重要的一个，同时更是传统教化的承载者，即“诗教”传统。而新诗的出现，却并没有完全改变这样的局面。
新诗又被称为自由诗，新诗的起源和发展，也和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人性的解放、精神的自由有关，胡适的新诗主张思想解放，艾青则清楚明白地指出，“诗和自由是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诗的声音即自由的声音”，吴思敬说，“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出于诗的自由本质的理解，选择了自由诗，也表明了诗人对心灵自由的追求”。
不过，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谁又是真正自由的呢？“新诗一开始，就和那个救亡图存的特殊时代有割不断的联系”，吴思敬说。
军阀混战、列强入侵，中国近代史中，始终伴随着救亡图存的主题，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吴思敬说，“诗人们尽管追求自由诗、追求灵魂的自由，但实际上或自觉或被动地服务于当时的现实、政治。这又和传统的诗教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相似和联系”。
尽管依然有一些诗人坚持诗歌的纯粹，拒绝诗歌和现实、和政治产生联系，但其实也无非是另外一种政治态度。“战争、救亡对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使它不能成为纯粹的文艺变革，而是和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坚持自由、审美独立的诗歌，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影响，被遮蔽的独立性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民族危亡的关头，救亡图存不仅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也是诗歌的责任，“当时包括一直坚持诗歌的独立性的，也提出诗歌要向现实靠拢，比如著名现代派诗人徐迟，提出‘放逐抒情’。”
特殊的时代中，救亡的命题下，诗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吴思敬说，“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强调诗歌的实际效用，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唤起人民自信自强的精神。这是诗歌在那个时代的使命，也是诗人们理想和责任的体现”。
不过，现实对诗歌强大的干预力量，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依旧顺延而来。吴思敬说，“战争时代出现和强化的诗歌为现实服务的特征，顺延到了1917年文学时期以及后来的文革时期。这使得长期以来，诗歌中个人缺失，诗人缺乏表现世界、表现人的内心的丰富手段。甚至一度出现浮夸、假大空等现象。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当然，也一直有一些人坚持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但毕竟太少了。”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吴思敬说，“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对前一时期的那些浮夸、假大空、伪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进行反思。强调诗人要说真话，要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这其实也是五四以来新诗的自由传统的回归”。
中国新诗发展史
1917年2月
开端：《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现代诗歌诞生，次年再次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
1921年7月
文学研究会：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文学社团成立，代表诗人有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
1922年3月
湖畔诗人：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四人在杭州结成诗社，形成了历史上的湖畔诗派。
1923年
新格律诗派/新月派：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成立新月社，提倡现代格律诗。
>>>大诗歌观 新诗没有衰落
>>>百年新诗十大诗人
一九一七年二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两只蝴蝶》，与此同时，刘半农、沈伊默、周作人等亦有白话诗在《新青年》发表，不久之后，胡适再次发表诗歌改革理论文章《论新诗》，并出版了第一部个人白话诗集《尝试集》。这一系列的现象，被称为“诗界革命”，同时也被认为是新诗的开端。
到二零一七年，中国新诗已经走过百年，百年之中，多少风云人物、多少璀璨诗篇，在历史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但同时，诗歌也从文学最重要的体裁，渐渐变得边缘。
诗歌，从打破束缚开始
百年新诗的历程中，胡适并非开风气之先的人，早在胡适之前，黄宗宪、梁启超等人就已经开始主张和呼吁诗歌的革命，著名学者、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说：“胡适发表《论新诗》，出版《尝试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打开新诗的局面，因此他被视为推动新诗出现的标志性人物，这是有道理的，但其实，新诗的出现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根源和征兆”。
甚至“诗界革命”这个词汇也并非从胡适开始，早在1899年，梁启超即提出“诗界革命”的命题，并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诗歌主张。1902年，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再次修正“诗界革命”的含义，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
吴思敬说，“梁启超的主张，和之前黄遵宪等人的新诗实践一脉相承，同时又总结他们在新诗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的诗人，也是诗界革命最早的提倡者之一，著名的“我手写我口”即出自黄遵宪的诗中。黄遵宪提倡不受古文束缚，以口语入诗，“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他认为古代的诗歌亦是平常口语，只是时间让它变得古拙难懂，今天的口语，五千年后谁说不会成为难懂的古文呢？黄遵宪的这一主张受到康有为、丘逢甲等许多当时名士所赞同和支持。吴思敬说：“在当时那个现代化已经敲开中国的大门的时候，黄、梁等人，已经意识到旧体诗已经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了，需要一种打破传统束缚的新的文化，使中国人的精神有破茧重生的力量。黄遵宪是形式革命的代表人物，而梁启超更重视精神的变革，主张革其精神，而非形式。”
新生，背后是人的觉醒
尽管“诗界革命”早已开始，但真正完成，却在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诗歌的变革也真正有了实现的基础。吴思敬说：“诗界革命的实现，有两个基础，一个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制度，把人从皇权时代的思想教条中解放出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个是国外自由诗论的进入，惠特曼等一大批现代诗人的作品流入中国，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极大。尤其是胡适他们这些年轻的留学生，在国外直接接触自由诗体，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诗歌新视界。”
皇权崩溃，皇权制度下的诗教传统也随之崩溃，再加上外来诗论的影响，新诗的诞生已经万事俱备，吴思敬说，“新诗出现在清末民初，五四时代，绝非偶然。”
新诗的出现是大时代的必然，胡适把文艺的复兴和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认为诗歌的革新，是人性解放的标志。郁达夫也同样指出，五四的成功是个人的发现，诗体的变化，是人的觉醒在文艺理论中的反应，“从前人是为君父为道而存在，现在人为自己存在”。
吴思敬说：“诗歌的变化，恰恰是那个时代社会变化的体现，胡适谈的是诗，出发点却是人，打破了旧诗体的束缚，其实是为了打破精神的束缚。今天看来，胡适的诗不能说达到了多高的水平，不见得就是伟大的作品，但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他的可贵之处。正如我们谈论胡适他们的新诗，未必有多高的艺术水平，但却不能否认，新诗诞生的背后，正是人性解放的渴望和努力。”
现实，无法回避的联系
诗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文学体裁中最重要的一个，同时更是传统教化的承载者，即“诗教”传统。而新诗的出现，却并没有完全改变这样的局面。
新诗又被称为自由诗，新诗的起源和发展，也和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人性的解放、精神的自由有关，胡适的新诗主张思想解放，艾青则清楚明白地指出，“诗和自由是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诗的声音即自由的声音”，吴思敬说，“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出于诗的自由本质的理解，选择了自由诗，也表明了诗人对心灵自由的追求”。
不过，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谁又是真正自由的呢？“新诗一开始，就和那个救亡图存的特殊时代有割不断的联系”，吴思敬说。
军阀混战、列强入侵，中国近代史中，始终伴随着救亡图存的主题，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吴思敬说，“诗人们尽管追求自由诗、追求灵魂的自由，但实际上或自觉或被动地服务于当时的现实、政治。这又和传统的诗教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相似和联系”。
尽管依然有一些诗人坚持诗歌的纯粹，拒绝诗歌和现实、和政治产生联系，但其实也无非是另外一种政治态度。“战争、救亡对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使它不能成为纯粹的文艺变革，而是和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坚持自由、审美独立的诗歌，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影响，被遮蔽的独立性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民族危亡的关头，救亡图存不仅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也是诗歌的责任，“当时包括一直坚持诗歌的独立性的，也提出诗歌要向现实靠拢，比如著名现代派诗人徐迟，提出‘放逐抒情’。”
特殊的时代中，救亡的命题下，诗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吴思敬说，“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强调诗歌的实际效用，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唤起人民自信自强的精神。这是诗歌在那个时代的使命，也是诗人们理想和责任的体现”。
不过，现实对诗歌强大的干预力量，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依旧顺延而来。吴思敬说，“战争时代出现和强化的诗歌为现实服务的特征，顺延到了1917年文学时期以及后来的文革时期。这使得长期以来，诗歌中个人缺失，诗人缺乏表现世界、表现人的内心的丰富手段。甚至一度出现浮夸、假大空等现象。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当然，也一直有一些人坚持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但毕竟太少了。”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吴思敬说，“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对前一时期的那些浮夸、假大空、伪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进行反思。强调诗人要说真话，要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这其实也是五四以来新诗的自由传统的回归”。
中国新诗发展史
1917年2月
开端：《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现代诗歌诞生，次年再次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
1921年7月
文学研究会：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文学社团成立，代表诗人有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
1922年3月
湖畔诗人：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四人在杭州结成诗社，形成了历史上的湖畔诗派。
1923年
新格律诗派/新月派：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成立新月社，提倡现代格律诗。
>>>大诗歌观 新诗没有衰落
>>>百年新诗十大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