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传播放大节目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到21世纪初火爆荧屏的《幸运52》《开心辞典》，再到近几年兴起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成语英雄》，直至最近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见字如面》《国风和畅——2017首届国学春晚》，文化类综艺节目的‘走红’是周期性的。这既是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所致，也是市场自我调节的结果。”中国传媒大学青年教师朱传欣认为，文化类节目的“回归”其实对应着国民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升级。在各式明星真人秀令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的当下，文化类节目的再度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内容和信息量的诉求，缓解了社会的“文化焦虑”。
朱传欣发现，与以往文化类节目将不同类型的知识一锅烩的“文化大卖场”模式不同，现在的节目大都围绕特定题材，深耕垂直领域，集中对某一话题、某一职业或某一群体进行主题设计，更像“文化专营店”。编导以开放的比赛形式和新颖的赛制设计突破了固有的叙事套路，用平视视角克服文化灌输与道德规训的“积弊”，通过共享、共情、共鸣使观众获得审美愉悦。此外，节目借助新媒体渠道碎片化、事件化、社交化的传播方式，使更多样的节目信息在网络社群中扩散、延宕，放大节目自身的新闻价值和社会影响，形成“文化现象”，使这些直抵人心的文化内容在大众化的综艺节目包装下获得更广泛的受众面和更强的受众黏性。
新媒体传播放大节目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到21世纪初火爆荧屏的《幸运52》《开心辞典》，再到近几年兴起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成语英雄》，直至最近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见字如面》《国风和畅——2017首届国学春晚》，文化类综艺节目的‘走红’是周期性的。这既是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所致，也是市场自我调节的结果。”中国传媒大学青年教师朱传欣认为，文化类节目的“回归”其实对应着国民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升级。在各式明星真人秀令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的当下，文化类节目的再度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内容和信息量的诉求，缓解了社会的“文化焦虑”。
朱传欣发现，与以往文化类节目将不同类型的知识一锅烩的“文化大卖场”模式不同，现在的节目大都围绕特定题材，深耕垂直领域，集中对某一话题、某一职业或某一群体进行主题设计，更像“文化专营店”。编导以开放的比赛形式和新颖的赛制设计突破了固有的叙事套路，用平视视角克服文化灌输与道德规训的“积弊”，通过共享、共情、共鸣使观众获得审美愉悦。此外，节目借助新媒体渠道碎片化、事件化、社交化的传播方式，使更多样的节目信息在网络社群中扩散、延宕，放大节目自身的新闻价值和社会影响，形成“文化现象”，使这些直抵人心的文化内容在大众化的综艺节目包装下获得更广泛的受众面和更强的受众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