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记录整理者叶龙 千龙网记者 纪敬摄
5月27日，钱穆版《中国文学史》研讨暨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88岁高龄的《中国文学史》的记录整理者、钱穆的学生叶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马勇、知名学者解玺璋、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杨早围绕“我们需要读什么样的文学史”这一主题展开热议。
1949年至1967年，钱穆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钱穆移居到台湾。在新亚书院时，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中国文学史》是钱穆先生1955到1956年在新亚书院的讲稿整理而成的，全书31章，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自成一套完整体系。
“钱先生的普通话是无锡口音的，我也是浙江人，所以他讲的话我听得懂。”当年钱穆的弟子叶龙非常用心地做了笔记，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读书要做笔记，每一本书都要坚持着看完”，正是钱穆对于学生的教导。这本尘封60年的钱穆版文学史面世后，受到中国文学爱好者的热切关注。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千龙网记者 纪敬摄
课堂实录转化为书籍需要有几个前提，第一是名人，第二是好课，第三是听得懂，第四是善于记录，最后有一个出版社愿意把它推荐给读者。按照陈平原教授的观点，《中国文学史》是符合这些条件的。“钱穆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一本专业著作，是一个课堂的实录，让我们理解大学的课堂里面怎么来讲中国文学。”
“1955年新亚学院学生的水平根本不行，学生的水平决定了老师的讲授。除了口音，还有实际水平，这部《中国文学史》是大线索的梳理，不是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陈平原教授说，“按照一个中文系教授来看，它的专业性不够，论述太简单，错误太多。它的好处就是外行人写给外行人读的文学史。”
陈平原认为，钱穆在文学研究方面的造诣不够，值得关注的是他的性情与关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成为一个历史专家，不是钱穆的最高理想，他的最高理想是“通人”。他的学术论文分了十二个类，把整个中国讲进去。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敢逆潮流。
钱穆曾经处于边缘的状态，“今天我们认为他了不起，是因为最近二十年，整个中国思想学术潮流越来越后退，才会这么来看待钱穆的贡献，有点过分夸大他在历史上的影响。”陈平原说，“这是一本有情怀的论辩之书，它始终有一个假想敌。钱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个精神和趣味，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教授）千龙网记者 纪敬摄
当人们看看惯了集体编写的四平八稳的文学史，那么个人写文学史从出发点、设计到评估，会有哪些不同？
“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集体撰写史基本上都是项目，个性化的东西越来越少。这两年，我们做研究，发现在一本书当中观点打架，重大事件遗漏，这些也是集体撰史的问题。”马勇教授说，“个人写作可以规模很小，写个专史也好，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思考，不至于被动的遗漏，是主动的这个东西不懂，就不写了。”
马勇认为，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不一样的参照，当初儒家经典就是在演讲和记录之间表达学问。钱穆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化，从文言文到白话转变，诗经到尚书的分析，还是很值得观察的，反映了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中国古代文史不分。在近代，学术专业化之前，中国历史学者写历史，同时也能写文章。司马迁的文笔也好，他写的《列传》当中，一系列的传记就是文学作品。
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千龙网记者 纪敬摄
解玺璋认为，文学作品被写进文学史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是学者研究中，挖掘文学价值，把它安放在文学史的一个位置上，所以说文学史也是一种批评，是一种终极的批评，就是经典化的批评。
“这是文学史的一种批评，一个受很多集体化的影响，一个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它都是很乱的，用政治的概念，或者文学之外的概念，强加在上面，然后进行评价的，这个态度有的时不是纯粹的文学态度。”
像钱穆先生这样的，或者其他带有个人色彩的文学史，提供了新的批评角度。“现在需要的是比较个人化的，能够体现某一个人，对文学史的这样一种态度，能够打破那样一种垄断，打破那样一种权利，把这个权利分散下放到每一个可以写文学史的哲理中。”解玺璋说。
千龙网记者 纪敬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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