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如何重述？这是主题创作绕不开的课题。电视剧《伟大的长征》面对的，正是一段被反复讲述的历史。全景式的战略转移、雪山草地的地理极限、围追堵截的军事绝境，似乎天然要求一种总体性的史诗叙事。然而，重大主题创作的经验反复表明，单纯依靠“全”与“大”，并不足以让历史真正抵达当代观众。
《伟大的长征》值得讨论的地方，在于它拍全了长征，更在于它在全景之外执意俯身，以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交织，将一段家喻户晓的历史重新转化为可感、可信、可传承的精神象征。它不只追求与历史的形似，更透过日常而诗意的影像，去触摸深层的历史真实。
全景与日常的交织
《伟大的长征》首先建立起一种总体性的历史视野。它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为主线，同时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等纳入叙事版图，把既往长征题材中常见的单线叙事拓展为多线并进的网状结构。全景叙事若不加节制，很容易滑向沙盘推演，人物沦为棋子，事件沦为节点，历史沦为解说词。该剧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中注入了诸多生动鲜活的日常细节，进一步提升了历史真实感。
主题创作的叙事惯性，是容易将角色与场景符号化：领袖负责英明，战士负责英勇，牺牲负责感人。《伟大的长征》的自觉体现在对这种惯性的警惕上。它努力将许多历史人物拉回日常生活的状态中。剧集开篇的第一场戏不是会议，不是战斗，而是一双粗糙的手在油灯下编织草鞋。镜头拉远，毛泽东瘦削的身影在昏暗中清晰起来。第一幕成为整部剧创作路径的体现——伟人首先是一个生活中的人，然后才是历史中的人。
“写人不写神”的要义在于让每一个人都回到具体的处境、情感与局限之中。毛泽东会在会议上备受排挤，会在防空洞解除警报后独自坐在木桩上沉默；周恩来会在军务缠身之际探望病中的邓颖超，前一刻还教当地孩童哼唱童谣，转瞬便因连日操劳沉沉睡去。正因为领袖被还原为会疲惫、会沉默的人，当他们仍然选择往前走的时候，行走本身才有了真正的重量。
全景叙事的“全”，如果只落在领袖层面，仍然是不完整的。《伟大的长征》的另一层自觉，是将相当比重的叙事资源交付给了那些不曾载入通史叙事的小人物。十三岁的谢兴国，父母双亡后跟随队伍，从儿童团走进宣传队，在湘江战役中被炸弹掀进江水，又拖着伤体背负全连的花名册追赶大部队；炊事班的老郭和苟伢子，在朝夕相伴的行军路上生出胜似父子的情谊。这些名字对多数观众而言是陌生的，但正是这些陌生的名字，构成了二万五千里征途最坚实的血肉根基。长征的伟大，不能只由决策层的英明来证明，它同样需要由无数无名者的疼痛、恐惧、相信与坚持来承担。
隐喻与抒情的历史诗学
《伟大的长征》延续了导演张永新在《觉醒年代》等作品中反复实践的修辞法——不断地赋予历史以浓郁的诗意。它将困局、坚守与希望暗藏于隐喻与抒情的镜头之中，激发着革命的浪漫、悲情与崇高。
观众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部剧如此喜欢借助各种物象和细节来编织隐喻，善用寻常物营造含蓄的象征意味。比如，关于李德生活必需品的咖啡，剧中有一幕，李德同朱德分享咖啡，却被后者谢绝，称早年在德国喝过，回国已喝不惯。在此，咖啡不是生活方式的中性点缀，而是外来经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隔阂。再如羔羊，防空洞的段落里，众人散去后独留毛泽东静坐，一只小羊茫然徘徊，他俯身抱起迷途的羔羊走出幽暗的洞穴，领袖的引领作用在此处只需一个温柔的动作，不用任何一句台词去点破。
还有那匹马。马是全剧最具贯穿性的核心意象之一。早在开篇毛泽东在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前的戏份中，马就已经悄然出镜；娄山关战斗，它再次登场；此后长征路上每一个生死攸关的节点，它都频频现身。湘江战役后，血雾弥漫的战场上，一匹孤马缓步穿行，一声苍凉嘶鸣划破死寂，没有台词，没有解说，却把牺牲的沉重与无言推到极致。剧中没有一句旁白解释这匹马象征着什么，它只是站在那里，嘶鸣或者沉默，观众自己便完成了意义的填充。
除了历史的隐喻，还有历史的浪漫与悲情。《伟大的长征》致力于塑造一种有情的历史。毛泽东诗词的引入是重要手法。剧中的诗词不是作为旁白注解贴在画面上，而是从人物处境里长出来的声音。《清平乐·会昌》与《忆秦娥·娄山关》的出场就可作为对比。前者出现在毛泽东军事指挥权被剥夺、红军被迫转移前夕，他吟出“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恰恰是身处四面楚歌之际。待到遵义会议后重新参与指挥，将长征以来第一场大胜的战果收入囊中时，毛泽东在山巅念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美背后，藏着胜利时仍未卸下的悲恸。浪漫主义在这里不是苦难之上的抒情装饰，而是一群人在苦难中仍然保有的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力、理解力与行动力。
该剧中，镜头的诗学与诗词的抒情互为表里。娄山关战斗中，导演用了一组杜鹃与枪弹的对比蒙太奇：前景是红色的杜鹃娇艳欲滴，背景是战士们接连倒下。花与血、生与死在同一帧画面里互相映照，悲怆中有一种近乎古典的克制。战壕里战士挖土时翻出一只小虫，小心翼翼将它转移到安全地带放生。这个段落与剧情推进毫无关系，却让观众从焦灼的战事中短暂抽离，进入一个情感的柔软地带。一个随时要面对死亡的人，仍然对一只虫豸怀有怜惜，这种反差比任何英勇冲锋的场面都更能说明这支队伍的不同。
把长征作为方法
《伟大的长征》的历史修辞法当然并不满足于再现历史，而是尝试把长征作为一种方法，把长征故事重构为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精神象征。它不断追问的是：在极端不对等的条件下，一支队伍为什么能够保持组织、信念与行动能力？
剧集没有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化为英雄传奇，而是通过群众路线、组织纪律、政治动员、理想信念等多重维度，呈现历史深层的逻辑。湘江、乌江架设浮桥时，红军从老百姓那里得到启发和指点，践行问计于民的路线；遵义会议狭小逼仄的会场里，二十个人争执了三天，争吵、交锋、妥协的过程扣人心弦，让观众得以清晰地了解转折何以发生。在这部剧的描画下，长征不再只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种理解中国革命现代性的方法：在流动中重建共同体，在困境中生成政治主体，在牺牲中确认价值方向。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那段革命与青春的交响，似乎又在不期然间与当代人的精神状况与情感结构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当年那支队伍面对的是围追堵截、路线错误、物资匮乏和方向不明；今天的人们面对的是产业迭代、技术封锁、职业困惑与意义感稀薄。形态完全不同，但在不确定中寻找方向的内核并没有改变。
《伟大的长征》提醒我们，不应把历史封存为纪念，而应该将其转化为一种可感、可思、可用的精神方法。让人们在回望中辨认方向，在不确定中重建信念与行动能力，这或许正是历史的意义。
《伟大的长征》何以让年轻观众“坐等开会”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正在热播，并引发全民追剧热潮。该剧凭借雄浑大气的叙事笔触、开阔的历史视野、质感厚重的镜头语言，真实还原了长征的峥嵘岁月，呈现出沉郁悲怆、激越雄健的艺术品格，彰显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全景拓界
大视野重构长征完整史诗
相比于老版电视剧《长征》（2001），新版剧集加上了“伟大”二字，长征何以伟大？在于二万五千里充满荆棘、前途未卜的漫漫征途，在于与强大的敌人、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生死攸关的搏斗，并在此过程中迸发出扶大厦于将倾、救苍生于水火、视死忽如归的崇高信仰与革命精神。
区别于以往长征题材影视作品聚焦中央主力红军的叙事局限，《伟大的长征》以恢弘的创作视野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依托60集的大体量叙事，首次全景式呈现多路红军的长征征程，补齐了以往影视创作中相对“模糊”的历史细节与人物故事，以完整的历史维度还原出长征的全貌。
剧集采用多线并行、时空交织的叙事手法，同步呈现不同战场、不同根据地的革命图景，用导演张永新的话说就是“抓住时间轴做切片”：中央红军鏖战湘江、遭遇重大挫折之际，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刘志丹、习仲勋在陕北深耕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重塑革命军事路线、扭转革命危局的关键节点，留守南方苏区的陈毅等革命志士，虽未获悉会议精神、与主力红军音讯隔绝，却始终坚守初心、浴血奋战。观众看到的是同一时刻整个中国红军的群像，这也深刻表明：长征从不是单一部队的孤军奋战，而是全体红军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整体性伟大胜利。
史艺合一
对重点场景精雕细琢
但是，宏大叙事绝非面面俱到的史料堆砌，更非平铺直叙的纪录片式复刻。本剧在全景铺陈的基础上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以清晰的精神主线串联全局。开篇毛泽东编草鞋的镜头，就是贯穿全剧的精神内核——“打草鞋的本事不能丢”。
在重点历史场景的刻画上，《伟大的长征》兼具史实精度与艺术质感。比如，对于关乎革命命运的湘江战役，剧集细致还原了中央纵队行军迟缓的历史背景，生动再现红一、红三军团拼死构筑防线，陈赓率部架设生命浮桥的悲壮场景，以血染湘江、山河变色、孤立战马、拍岸惊涛的诗意化镜头，诠释革命浪漫主义的深沉底色，极致惨烈的战争叙事直观印证了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给革命带来的重创，为后续的历史转折埋下坚实伏笔。
而作为全剧核心的遵义会议，剧集以近三集的体量精雕细琢，凭借油画般的镜头质感、振聋发聩的发言对白、层层递进的思想交锋，把这场重要会议真正讲透了，宛如一声惊雷炸响！无数年轻观众“坐等开会”，跟随剧中人物“在线旁听”。剧集第一次以“两个结合”的思想来看待这一伟大转折，马克思主义既要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要和中华传统文化里的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相结合。可以说，这是近年影视创作中对该历史事件刻画最深刻、最完整，也最具艺术性的呈现，值得细细品味。
神大于形
立体化重塑领导人群像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伟人形象的塑造始终是创作难点，“形神之辨”更是争议焦点。《伟大的长征》开拍之初，于和伟饰演毛泽东曾引发热议，无论年龄还是外貌体型都有较大差距，他合适吗？但剧集播出后，争议逐渐消散，演员以极致的沉浸式演绎，打破了“形似优先”的桎梏，实现了从“外貌复刻”到“神韵表达”的进阶，塑造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立体鲜活的革命领袖形象。张永新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重在精神内核与情感温度，让演员将自己还原为一个在具体处境中做具体选择的人。
以毛泽东一角为例，于和伟虽与毛泽东在外貌上并不相似，也没有刻意模仿毛泽东的标志性动作与口音，却着力展现出伟人“普通人”的一面，以“神大于形”赢得观众认可。为贴合长征途中艰苦困顿的历史真实，他刻意瘦身，以还原革命岁月里领袖清瘦憔悴的外在状态；更深入历史语境，精准捕捉人物复杂深沉的精神特质。剧中，湘江战役惨败后，毛泽东在江边无言伫立，眉头紧锁看山河变色、听江水声咽，演员无需台词便将痛惜战友、忧心革命、隐忍负重的悲恸心境尽数传递。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从一名被边缘化的领导人正式转向军事领袖的关键时刻。因会议无完整影像史料留存，演绎全凭对历史逻辑与人物心境的深度揣摩。这场戏中，于和伟饰演的毛泽东有理有据，以翔实的五次反围剿的敌我兵力数据，客观驳斥博古避重就轻的总结，条理清晰地梳理出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发展阶段。他回望陈树湘断肠明志的壮烈忠魂，抚慰全军消沉士气；立足民族危亡大局，点明日本侵华的时代危机，厘清红军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整场发言兼具理性思辨的谋略、实事求是的诚恳与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张弛有度、情理兼备，完整展现了一代伟人的战略格局、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至此，这一版本的毛泽东形象完全立住了，甚至可以说，这一角色为今后中年毛泽东影视形象的塑造树立起了新标杆。
除核心人物外，剧集对一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塑造同样突破模式化桎梏，人物的性格在历史场景中被调亮，在历史的显影中更加清晰。以往作品中沉默随和的朱德，在本剧中被还原为更真实的历史状态：他多次登台演讲、鼓舞军心，在遵义会议上挺身而出、坚决反对错误路线；在土城战役时不顾个人安危，策马亲赴前线，大振军心，尽显红军总司令的风骨与担当。剧集对周恩来的塑造同样立体饱满：前期顾全大局、隐忍包容；面对李德污蔑红军为“乌合之众”时，终拍案而起、厉声质问，眼神悲愤凌厉，将对红军将士的赤诚与维护革命尊严的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遵义会议上坦荡诚恳的自我检讨，更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此外，该剧对张闻天、王稼祥、刘伯承、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塑造也颇为细腻、颇具人情味。
更为难得的是，剧集秉持辩证唯物史观，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重塑。以博古为例，主创在正视其军事路线错误、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也客观地呈现出他作为早期革命者的理想初心与革命热忱，摒弃了非黑即白的扁平塑造，尊重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与真实性。
《伟大的长征》还在热播中，它鲜活的历史细节呈现、生动的人物塑造和充盈的艺术内涵，将随剧情的展开进一步凸显。该剧不仅是对长征的深情回望、对革命先烈的崇高致敬，更为当代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树立了精神坐标，激励他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不朽的长征精神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第9版）
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如何重述？这是主题创作绕不开的课题。电视剧《伟大的长征》面对的，正是一段被反复讲述的历史。全景式的战略转移、雪山草地的地理极限、围追堵截的军事绝境，似乎天然要求一种总体性的史诗叙事。然而，重大主题创作的经验反复表明，单纯依靠“全”与“大”，并不足以让历史真正抵达当代观众。
《伟大的长征》值得讨论的地方，在于它拍全了长征，更在于它在全景之外执意俯身，以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交织，将一段家喻户晓的历史重新转化为可感、可信、可传承的精神象征。它不只追求与历史的形似，更透过日常而诗意的影像，去触摸深层的历史真实。
全景与日常的交织
《伟大的长征》首先建立起一种总体性的历史视野。它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为主线，同时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等纳入叙事版图，把既往长征题材中常见的单线叙事拓展为多线并进的网状结构。全景叙事若不加节制，很容易滑向沙盘推演，人物沦为棋子，事件沦为节点，历史沦为解说词。该剧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中注入了诸多生动鲜活的日常细节，进一步提升了历史真实感。
主题创作的叙事惯性，是容易将角色与场景符号化：领袖负责英明，战士负责英勇，牺牲负责感人。《伟大的长征》的自觉体现在对这种惯性的警惕上。它努力将许多历史人物拉回日常生活的状态中。剧集开篇的第一场戏不是会议，不是战斗，而是一双粗糙的手在油灯下编织草鞋。镜头拉远，毛泽东瘦削的身影在昏暗中清晰起来。第一幕成为整部剧创作路径的体现——伟人首先是一个生活中的人，然后才是历史中的人。
“写人不写神”的要义在于让每一个人都回到具体的处境、情感与局限之中。毛泽东会在会议上备受排挤，会在防空洞解除警报后独自坐在木桩上沉默；周恩来会在军务缠身之际探望病中的邓颖超，前一刻还教当地孩童哼唱童谣，转瞬便因连日操劳沉沉睡去。正因为领袖被还原为会疲惫、会沉默的人，当他们仍然选择往前走的时候，行走本身才有了真正的重量。
全景叙事的“全”，如果只落在领袖层面，仍然是不完整的。《伟大的长征》的另一层自觉，是将相当比重的叙事资源交付给了那些不曾载入通史叙事的小人物。十三岁的谢兴国，父母双亡后跟随队伍，从儿童团走进宣传队，在湘江战役中被炸弹掀进江水，又拖着伤体背负全连的花名册追赶大部队；炊事班的老郭和苟伢子，在朝夕相伴的行军路上生出胜似父子的情谊。这些名字对多数观众而言是陌生的，但正是这些陌生的名字，构成了二万五千里征途最坚实的血肉根基。长征的伟大，不能只由决策层的英明来证明，它同样需要由无数无名者的疼痛、恐惧、相信与坚持来承担。
隐喻与抒情的历史诗学
《伟大的长征》延续了导演张永新在《觉醒年代》等作品中反复实践的修辞法——不断地赋予历史以浓郁的诗意。它将困局、坚守与希望暗藏于隐喻与抒情的镜头之中，激发着革命的浪漫、悲情与崇高。
观众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部剧如此喜欢借助各种物象和细节来编织隐喻，善用寻常物营造含蓄的象征意味。比如，关于李德生活必需品的咖啡，剧中有一幕，李德同朱德分享咖啡，却被后者谢绝，称早年在德国喝过，回国已喝不惯。在此，咖啡不是生活方式的中性点缀，而是外来经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隔阂。再如羔羊，防空洞的段落里，众人散去后独留毛泽东静坐，一只小羊茫然徘徊，他俯身抱起迷途的羔羊走出幽暗的洞穴，领袖的引领作用在此处只需一个温柔的动作，不用任何一句台词去点破。
还有那匹马。马是全剧最具贯穿性的核心意象之一。早在开篇毛泽东在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前的戏份中，马就已经悄然出镜；娄山关战斗，它再次登场；此后长征路上每一个生死攸关的节点，它都频频现身。湘江战役后，血雾弥漫的战场上，一匹孤马缓步穿行，一声苍凉嘶鸣划破死寂，没有台词，没有解说，却把牺牲的沉重与无言推到极致。剧中没有一句旁白解释这匹马象征着什么，它只是站在那里，嘶鸣或者沉默，观众自己便完成了意义的填充。
除了历史的隐喻，还有历史的浪漫与悲情。《伟大的长征》致力于塑造一种有情的历史。毛泽东诗词的引入是重要手法。剧中的诗词不是作为旁白注解贴在画面上，而是从人物处境里长出来的声音。《清平乐·会昌》与《忆秦娥·娄山关》的出场就可作为对比。前者出现在毛泽东军事指挥权被剥夺、红军被迫转移前夕，他吟出“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恰恰是身处四面楚歌之际。待到遵义会议后重新参与指挥，将长征以来第一场大胜的战果收入囊中时，毛泽东在山巅念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美背后，藏着胜利时仍未卸下的悲恸。浪漫主义在这里不是苦难之上的抒情装饰，而是一群人在苦难中仍然保有的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力、理解力与行动力。
该剧中，镜头的诗学与诗词的抒情互为表里。娄山关战斗中，导演用了一组杜鹃与枪弹的对比蒙太奇：前景是红色的杜鹃娇艳欲滴，背景是战士们接连倒下。花与血、生与死在同一帧画面里互相映照，悲怆中有一种近乎古典的克制。战壕里战士挖土时翻出一只小虫，小心翼翼将它转移到安全地带放生。这个段落与剧情推进毫无关系，却让观众从焦灼的战事中短暂抽离，进入一个情感的柔软地带。一个随时要面对死亡的人，仍然对一只虫豸怀有怜惜，这种反差比任何英勇冲锋的场面都更能说明这支队伍的不同。
把长征作为方法
《伟大的长征》的历史修辞法当然并不满足于再现历史，而是尝试把长征作为一种方法，把长征故事重构为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精神象征。它不断追问的是：在极端不对等的条件下，一支队伍为什么能够保持组织、信念与行动能力？
剧集没有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化为英雄传奇，而是通过群众路线、组织纪律、政治动员、理想信念等多重维度，呈现历史深层的逻辑。湘江、乌江架设浮桥时，红军从老百姓那里得到启发和指点，践行问计于民的路线；遵义会议狭小逼仄的会场里，二十个人争执了三天，争吵、交锋、妥协的过程扣人心弦，让观众得以清晰地了解转折何以发生。在这部剧的描画下，长征不再只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种理解中国革命现代性的方法：在流动中重建共同体，在困境中生成政治主体，在牺牲中确认价值方向。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那段革命与青春的交响，似乎又在不期然间与当代人的精神状况与情感结构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当年那支队伍面对的是围追堵截、路线错误、物资匮乏和方向不明；今天的人们面对的是产业迭代、技术封锁、职业困惑与意义感稀薄。形态完全不同，但在不确定中寻找方向的内核并没有改变。
《伟大的长征》提醒我们，不应把历史封存为纪念，而应该将其转化为一种可感、可思、可用的精神方法。让人们在回望中辨认方向，在不确定中重建信念与行动能力，这或许正是历史的意义。
《伟大的长征》何以让年轻观众“坐等开会”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正在热播，并引发全民追剧热潮。该剧凭借雄浑大气的叙事笔触、开阔的历史视野、质感厚重的镜头语言，真实还原了长征的峥嵘岁月，呈现出沉郁悲怆、激越雄健的艺术品格，彰显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全景拓界
大视野重构长征完整史诗
相比于老版电视剧《长征》（2001），新版剧集加上了“伟大”二字，长征何以伟大？在于二万五千里充满荆棘、前途未卜的漫漫征途，在于与强大的敌人、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生死攸关的搏斗，并在此过程中迸发出扶大厦于将倾、救苍生于水火、视死忽如归的崇高信仰与革命精神。
区别于以往长征题材影视作品聚焦中央主力红军的叙事局限，《伟大的长征》以恢弘的创作视野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依托60集的大体量叙事，首次全景式呈现多路红军的长征征程，补齐了以往影视创作中相对“模糊”的历史细节与人物故事，以完整的历史维度还原出长征的全貌。
剧集采用多线并行、时空交织的叙事手法，同步呈现不同战场、不同根据地的革命图景，用导演张永新的话说就是“抓住时间轴做切片”：中央红军鏖战湘江、遭遇重大挫折之际，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刘志丹、习仲勋在陕北深耕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重塑革命军事路线、扭转革命危局的关键节点，留守南方苏区的陈毅等革命志士，虽未获悉会议精神、与主力红军音讯隔绝，却始终坚守初心、浴血奋战。观众看到的是同一时刻整个中国红军的群像，这也深刻表明：长征从不是单一部队的孤军奋战，而是全体红军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整体性伟大胜利。
史艺合一
对重点场景精雕细琢
但是，宏大叙事绝非面面俱到的史料堆砌，更非平铺直叙的纪录片式复刻。本剧在全景铺陈的基础上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以清晰的精神主线串联全局。开篇毛泽东编草鞋的镜头，就是贯穿全剧的精神内核——“打草鞋的本事不能丢”。
在重点历史场景的刻画上，《伟大的长征》兼具史实精度与艺术质感。比如，对于关乎革命命运的湘江战役，剧集细致还原了中央纵队行军迟缓的历史背景，生动再现红一、红三军团拼死构筑防线，陈赓率部架设生命浮桥的悲壮场景，以血染湘江、山河变色、孤立战马、拍岸惊涛的诗意化镜头，诠释革命浪漫主义的深沉底色，极致惨烈的战争叙事直观印证了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给革命带来的重创，为后续的历史转折埋下坚实伏笔。
而作为全剧核心的遵义会议，剧集以近三集的体量精雕细琢，凭借油画般的镜头质感、振聋发聩的发言对白、层层递进的思想交锋，把这场重要会议真正讲透了，宛如一声惊雷炸响！无数年轻观众“坐等开会”，跟随剧中人物“在线旁听”。剧集第一次以“两个结合”的思想来看待这一伟大转折，马克思主义既要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要和中华传统文化里的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相结合。可以说，这是近年影视创作中对该历史事件刻画最深刻、最完整，也最具艺术性的呈现，值得细细品味。
神大于形
立体化重塑领导人群像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伟人形象的塑造始终是创作难点，“形神之辨”更是争议焦点。《伟大的长征》开拍之初，于和伟饰演毛泽东曾引发热议，无论年龄还是外貌体型都有较大差距，他合适吗？但剧集播出后，争议逐渐消散，演员以极致的沉浸式演绎，打破了“形似优先”的桎梏，实现了从“外貌复刻”到“神韵表达”的进阶，塑造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立体鲜活的革命领袖形象。张永新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重在精神内核与情感温度，让演员将自己还原为一个在具体处境中做具体选择的人。
以毛泽东一角为例，于和伟虽与毛泽东在外貌上并不相似，也没有刻意模仿毛泽东的标志性动作与口音，却着力展现出伟人“普通人”的一面，以“神大于形”赢得观众认可。为贴合长征途中艰苦困顿的历史真实，他刻意瘦身，以还原革命岁月里领袖清瘦憔悴的外在状态；更深入历史语境，精准捕捉人物复杂深沉的精神特质。剧中，湘江战役惨败后，毛泽东在江边无言伫立，眉头紧锁看山河变色、听江水声咽，演员无需台词便将痛惜战友、忧心革命、隐忍负重的悲恸心境尽数传递。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从一名被边缘化的领导人正式转向军事领袖的关键时刻。因会议无完整影像史料留存，演绎全凭对历史逻辑与人物心境的深度揣摩。这场戏中，于和伟饰演的毛泽东有理有据，以翔实的五次反围剿的敌我兵力数据，客观驳斥博古避重就轻的总结，条理清晰地梳理出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发展阶段。他回望陈树湘断肠明志的壮烈忠魂，抚慰全军消沉士气；立足民族危亡大局，点明日本侵华的时代危机，厘清红军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整场发言兼具理性思辨的谋略、实事求是的诚恳与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张弛有度、情理兼备，完整展现了一代伟人的战略格局、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至此，这一版本的毛泽东形象完全立住了，甚至可以说，这一角色为今后中年毛泽东影视形象的塑造树立起了新标杆。
除核心人物外，剧集对一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塑造同样突破模式化桎梏，人物的性格在历史场景中被调亮，在历史的显影中更加清晰。以往作品中沉默随和的朱德，在本剧中被还原为更真实的历史状态：他多次登台演讲、鼓舞军心，在遵义会议上挺身而出、坚决反对错误路线；在土城战役时不顾个人安危，策马亲赴前线，大振军心，尽显红军总司令的风骨与担当。剧集对周恩来的塑造同样立体饱满：前期顾全大局、隐忍包容；面对李德污蔑红军为“乌合之众”时，终拍案而起、厉声质问，眼神悲愤凌厉，将对红军将士的赤诚与维护革命尊严的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遵义会议上坦荡诚恳的自我检讨，更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此外，该剧对张闻天、王稼祥、刘伯承、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塑造也颇为细腻、颇具人情味。
更为难得的是，剧集秉持辩证唯物史观，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重塑。以博古为例，主创在正视其军事路线错误、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也客观地呈现出他作为早期革命者的理想初心与革命热忱，摒弃了非黑即白的扁平塑造，尊重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与真实性。
《伟大的长征》还在热播中，它鲜活的历史细节呈现、生动的人物塑造和充盈的艺术内涵，将随剧情的展开进一步凸显。该剧不仅是对长征的深情回望、对革命先烈的崇高致敬，更为当代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树立了精神坐标，激励他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不朽的长征精神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