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些葱，蛋是要炒得老的，照绍兴农家的吃法，这种蛋炒饭他最喜欢……”这是《鲁迅的写作和生活·许广平忆鲁迅精选》一书中，鲁迅夫人许广平记忆中的鲁迅生活习惯。
鲁迅最喜欢吃农家炒饭，与今人想象的“美食家”“民国吃货”等称号，反差很大。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4年。从日记看，曾去过65家餐馆，仅广和居便去了60多次。鲁迅先生已去世90周年，追寻他在老北京的“美食行踪”，也是一种纪念。
在京常去广和居
1912年5月5日，鲁迅随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到北京。当天住在“长发店”（西河沿一带，靠近前门火车站），晚拜见许铭伯（鲁迅挚友许寿裳的长兄，时任财政部佥事兼盐务署会办，中高级官员，多次周济鲁迅）。
经许铭伯介绍，鲁迅次日与许寿裳搬进绍兴会馆，没想到会馆多“蜰”（音 féi，蟑螂，这里指臭虫）虫，当晚鲁迅只好睡在桌上。后来，在绍兴会馆，鲁迅一住7年。
到京第3天，鲁迅即“饮于广和居”，当月鲁迅又去了4次广和居，此后在日记中不断提起。1932年11月，已定居南方的鲁迅最后一次回京探望母亲，又“往广和馆店夜饭”。
经今人钩沉，广和居已非常有名。
广和居在清道光时已有，朝官们下朝常聚餐，慑于道光帝发布的“崇节俭、远声色”的谕令，不敢公开吃喝。广和居“屋宇甚低”，不临街、门脸小且只有三间房，又在官员们居住的宣南，渐成“士大夫俱乐部”，到清末时，已成公开的聚饮处，张罗最欢的是张之洞。
曾国藩、翁同龢、李慈铭、谭嗣同都曾到过广和居。清同治时，鲁迅的爷爷周福清在京任翰林院庶吉士，也去过广和居。
广和居确实有一些拿手菜。但据周作人回忆：“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砂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
鲁迅常去广和居，未必是那里的菜多好吃，更多是离住处近——广和居在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南口路东，绍兴会馆在南半截胡同，出胡同口就是。据统计，直到1928年，北京仅有222家正式餐馆，注册资本1000元以上的“大馆子”26家，鲁迅大多没去过。
广和居也送外卖，“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送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但价格便宜，不过几吊钱。广和居有口碑，设单间，在此请客也算有面子。
日记屡提“二荤铺”
广和居擅“三不粘”，鲁迅从没提过这道菜，却被附会成鲁迅是“美食家”的明证，并称“三不粘”可下酒，甚误。
“三不粘”是蛋黄、白糖、绿豆淀粉稀释后，慢火制成，成品“不粘匙、不粘盘、不粘牙”，本是“赠菜”，即菜单不列，无标价，厨师遇熟客才做，免费送。因“三不粘”费工，古法需40多分钟，为防粘锅，反复翻勺，体力消耗大。今法有“创新”，省力但滋味略逊。
“三不粘”声名鹊起，“赠菜”升为拿手菜，各鲁菜馆均有，民国时全聚德广告亦列此菜。“三不粘”属甜品，不适合下酒。
26家注册资本超千元的“大馆子”，鲁迅只提过东兴楼、会贤堂（还误记成“集贤楼”）。1919年徐珂编纂的《增订实用老北京指南》中，推荐19家饭庄，均称堂，堂之下才是楼、居、春，鲁迅去过的同和居、南味斋、厚德福、醉琼林、致美斋等，均属中档、有特色的餐馆。
在日记中，鲁迅多次提到“二荤铺”，清末民初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说：“二荤铺者，率为平民果腹之地。”鲁迅曾与教育部同事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包饭”的海天春即“二荤铺”，月费5元，仅半个月，觉“肴膳日恶”，不再去，海天春退了2.5元。
鲁迅后与同事钱稻孙在西餐馆益锠号包饭，每周6天1.5元，4个月后也不再去，改“买馒头食之”，或去工作单位附近的和记小馆，也是“二荤铺”，且是最低一等的“切面铺”。
鲁迅不再“包饭”，原因未详。时舆论对官员吃西餐颇反感，《大公报》嘲讽：“一般政客多在八大胡同，番菜则一席万钱，雀牌则四翻满贯，日趋奢靡，美其名曰文明。”《申报》也称：“西餐大菜此往彼来，酒地花天，朝醺夕醉，可谓之饭桶。”
“看牙”不忘买点心
鲁迅吃得随性，殃及身体。1912年日记中，他写道：“夜作书两通，啖梨三枚，甚甘。夜半腹痛。”鲁迅嗜水果。与同事钱稻孙去杨家园子（在什刹海附近）买葡萄，“即在棚下啖之”。
鲁迅“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到北京第二年5月1日，便“夜齿大痛，不得眠”，可第二天“午后得羽太家寄来羊羹一匣，与同人分食大半”，致“下午齿痛”，次日去看牙医。可看完牙，回来时便“过稻香村买饼干一元”。5月10日，鲁迅往牙医处治牙，回家路上，又“归途过临记买饼饵一元”。这一年，鲁迅与五六个朋友散步，“失足仆地，伤右膝”，回来路上，又“购饼饵少许”。
周作人不喜老北京糕点，写道：“我初到北京来的时候，随便在饽饽铺买点东西吃，觉得不大满意，曾经埋怨过这个古都市，积聚了千年以上的文化历史，怎么没有做出些好吃的点心来。”
穆儒丐曾解释，老北京点心多用奶油，清末民初因经济凋敝，点心铺已找不到奶油，只好用植物油加糖充数，“如果周先生在光绪中叶以前，住在北京，他一定不这样说”。
鲁迅不在乎这些，仅1913年，便去临记洋行10次、西美居1次、稻香村5次、晋和祥10次，买点心。
1926年12月，许广平送鲁迅两包柿霜糖，鲁迅觉得好吃，知可治口疮，收起备不时之需，可半夜馋，又拿出来吃，并说自己生口疮时不多，不如趁新鲜吃掉。
鲁迅喜饮，各方评价有异，同为章门弟子的沈兼士说：“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地喝，以后又觉得喝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周作人却说：“鲁迅的酒量不大，但确实喜欢喝几杯，特别是有朋友在的时候。”
49岁时，鲁迅让医生将“所余之牙全行拔去”。
吃糖挑便宜的买
鲁迅不讲究吃喝，留学时，同学称他“饭烂饭燥，菜咸菜淡，好好歹歹都不讲，有啥吃啥”。
据鲁迅的乡友许柏年回忆，1915年沈幼香（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请客，鲁迅点菜时，只点了一个菠菜煎豆腐，鲁迅这么做，因“不愿主人多花钞”，且“于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平日生活的俭朴”。
在北京时，鲁迅的日子不算宽裕。在南京时，教育部员工皆月薪30元，到北京后升至60元。1913年2月，鲁迅的工资增至240元，但常遭拖欠。1916年至1919年期间，教育部支付薪酬较稳定，所以鲁迅写东西不多，因“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可从1920年8月起，欠薪频繁，鲁迅只好去大学兼课，靠写稿赚钱，但写小说出于爱好，《新青年》无稿费。1926年鲁迅离开教育部时，被欠薪9240元，这段时间，鲁迅65次借贷。
收入稳定时，鲁迅急于买房，借了高利贷，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再度找朋友借钱，可能导致鲁迅对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不满，认为她花销太大，终至兄弟失和。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连最喜欢吃的糖，都想方设法省钱，“时常买一种三四角钱一磅的质地轻松的来吃。这种糖因为价钱低廉，淀粉多，不大甜，手碰它就好像碰着石灰一样”。
从这些史料来看，“舌尖上的鲁迅”，远没有“笔尖上的鲁迅”那么精彩。
“放些葱，蛋是要炒得老的，照绍兴农家的吃法，这种蛋炒饭他最喜欢……”这是《鲁迅的写作和生活·许广平忆鲁迅精选》一书中，鲁迅夫人许广平记忆中的鲁迅生活习惯。
鲁迅最喜欢吃农家炒饭，与今人想象的“美食家”“民国吃货”等称号，反差很大。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4年。从日记看，曾去过65家餐馆，仅广和居便去了60多次。鲁迅先生已去世90周年，追寻他在老北京的“美食行踪”，也是一种纪念。
在京常去广和居
1912年5月5日，鲁迅随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到北京。当天住在“长发店”（西河沿一带，靠近前门火车站），晚拜见许铭伯（鲁迅挚友许寿裳的长兄，时任财政部佥事兼盐务署会办，中高级官员，多次周济鲁迅）。
经许铭伯介绍，鲁迅次日与许寿裳搬进绍兴会馆，没想到会馆多“蜰”（音 féi，蟑螂，这里指臭虫）虫，当晚鲁迅只好睡在桌上。后来，在绍兴会馆，鲁迅一住7年。
到京第3天，鲁迅即“饮于广和居”，当月鲁迅又去了4次广和居，此后在日记中不断提起。1932年11月，已定居南方的鲁迅最后一次回京探望母亲，又“往广和馆店夜饭”。
经今人钩沉，广和居已非常有名。
广和居在清道光时已有，朝官们下朝常聚餐，慑于道光帝发布的“崇节俭、远声色”的谕令，不敢公开吃喝。广和居“屋宇甚低”，不临街、门脸小且只有三间房，又在官员们居住的宣南，渐成“士大夫俱乐部”，到清末时，已成公开的聚饮处，张罗最欢的是张之洞。
曾国藩、翁同龢、李慈铭、谭嗣同都曾到过广和居。清同治时，鲁迅的爷爷周福清在京任翰林院庶吉士，也去过广和居。
广和居确实有一些拿手菜。但据周作人回忆：“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砂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
鲁迅常去广和居，未必是那里的菜多好吃，更多是离住处近——广和居在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南口路东，绍兴会馆在南半截胡同，出胡同口就是。据统计，直到1928年，北京仅有222家正式餐馆，注册资本1000元以上的“大馆子”26家，鲁迅大多没去过。
广和居也送外卖，“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送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但价格便宜，不过几吊钱。广和居有口碑，设单间，在此请客也算有面子。
日记屡提“二荤铺”
广和居擅“三不粘”，鲁迅从没提过这道菜，却被附会成鲁迅是“美食家”的明证，并称“三不粘”可下酒，甚误。
“三不粘”是蛋黄、白糖、绿豆淀粉稀释后，慢火制成，成品“不粘匙、不粘盘、不粘牙”，本是“赠菜”，即菜单不列，无标价，厨师遇熟客才做，免费送。因“三不粘”费工，古法需40多分钟，为防粘锅，反复翻勺，体力消耗大。今法有“创新”，省力但滋味略逊。
“三不粘”声名鹊起，“赠菜”升为拿手菜，各鲁菜馆均有，民国时全聚德广告亦列此菜。“三不粘”属甜品，不适合下酒。
26家注册资本超千元的“大馆子”，鲁迅只提过东兴楼、会贤堂（还误记成“集贤楼”）。1919年徐珂编纂的《增订实用老北京指南》中，推荐19家饭庄，均称堂，堂之下才是楼、居、春，鲁迅去过的同和居、南味斋、厚德福、醉琼林、致美斋等，均属中档、有特色的餐馆。
在日记中，鲁迅多次提到“二荤铺”，清末民初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说：“二荤铺者，率为平民果腹之地。”鲁迅曾与教育部同事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包饭”的海天春即“二荤铺”，月费5元，仅半个月，觉“肴膳日恶”，不再去，海天春退了2.5元。
鲁迅后与同事钱稻孙在西餐馆益锠号包饭，每周6天1.5元，4个月后也不再去，改“买馒头食之”，或去工作单位附近的和记小馆，也是“二荤铺”，且是最低一等的“切面铺”。
鲁迅不再“包饭”，原因未详。时舆论对官员吃西餐颇反感，《大公报》嘲讽：“一般政客多在八大胡同，番菜则一席万钱，雀牌则四翻满贯，日趋奢靡，美其名曰文明。”《申报》也称：“西餐大菜此往彼来，酒地花天，朝醺夕醉，可谓之饭桶。”
“看牙”不忘买点心
鲁迅吃得随性，殃及身体。1912年日记中，他写道：“夜作书两通，啖梨三枚，甚甘。夜半腹痛。”鲁迅嗜水果。与同事钱稻孙去杨家园子（在什刹海附近）买葡萄，“即在棚下啖之”。
鲁迅“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到北京第二年5月1日，便“夜齿大痛，不得眠”，可第二天“午后得羽太家寄来羊羹一匣，与同人分食大半”，致“下午齿痛”，次日去看牙医。可看完牙，回来时便“过稻香村买饼干一元”。5月10日，鲁迅往牙医处治牙，回家路上，又“归途过临记买饼饵一元”。这一年，鲁迅与五六个朋友散步，“失足仆地，伤右膝”，回来路上，又“购饼饵少许”。
周作人不喜老北京糕点，写道：“我初到北京来的时候，随便在饽饽铺买点东西吃，觉得不大满意，曾经埋怨过这个古都市，积聚了千年以上的文化历史，怎么没有做出些好吃的点心来。”
穆儒丐曾解释，老北京点心多用奶油，清末民初因经济凋敝，点心铺已找不到奶油，只好用植物油加糖充数，“如果周先生在光绪中叶以前，住在北京，他一定不这样说”。
鲁迅不在乎这些，仅1913年，便去临记洋行10次、西美居1次、稻香村5次、晋和祥10次，买点心。
1926年12月，许广平送鲁迅两包柿霜糖，鲁迅觉得好吃，知可治口疮，收起备不时之需，可半夜馋，又拿出来吃，并说自己生口疮时不多，不如趁新鲜吃掉。
鲁迅喜饮，各方评价有异，同为章门弟子的沈兼士说：“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地喝，以后又觉得喝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周作人却说：“鲁迅的酒量不大，但确实喜欢喝几杯，特别是有朋友在的时候。”
49岁时，鲁迅让医生将“所余之牙全行拔去”。
吃糖挑便宜的买
鲁迅不讲究吃喝，留学时，同学称他“饭烂饭燥，菜咸菜淡，好好歹歹都不讲，有啥吃啥”。
据鲁迅的乡友许柏年回忆，1915年沈幼香（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请客，鲁迅点菜时，只点了一个菠菜煎豆腐，鲁迅这么做，因“不愿主人多花钞”，且“于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平日生活的俭朴”。
在北京时，鲁迅的日子不算宽裕。在南京时，教育部员工皆月薪30元，到北京后升至60元。1913年2月，鲁迅的工资增至240元，但常遭拖欠。1916年至1919年期间，教育部支付薪酬较稳定，所以鲁迅写东西不多，因“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可从1920年8月起，欠薪频繁，鲁迅只好去大学兼课，靠写稿赚钱，但写小说出于爱好，《新青年》无稿费。1926年鲁迅离开教育部时，被欠薪9240元，这段时间，鲁迅65次借贷。
收入稳定时，鲁迅急于买房，借了高利贷，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再度找朋友借钱，可能导致鲁迅对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不满，认为她花销太大，终至兄弟失和。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连最喜欢吃的糖，都想方设法省钱，“时常买一种三四角钱一磅的质地轻松的来吃。这种糖因为价钱低廉，淀粉多，不大甜，手碰它就好像碰着石灰一样”。
从这些史料来看，“舌尖上的鲁迅”，远没有“笔尖上的鲁迅”那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