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圈里有句老话“绢寿八百，纸寿千年”，但是，近期在故宫文华殿“典则：唐宋书画展”中展出的《游春图》，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这幅隋代展子虔的唯一传世名作，之所以能远超绢本画的保存年限，与故宫书画修复专家在1977年的精心修复不无关系。
从书画装裱、古籍缮补、青铜器修缮，到古陶瓷复原，以及古典木器和古建筑养护，都属于文物修复范畴，其中持续百年的京派修复法度严谨、规制正统、师承有序、底蕴深厚。不过，让10月15日参加“京派百年传统文物修复技艺座谈会”的一众老专家忧心忡忡的是，京派修复也面临如何有效传承的问题。
旧时清宫已有修复师
《游春图》是国家级非遗“装裱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故宫博物院书画装裱专家徐建华年轻时，作为副手与师傅杨文彬共同修复的。修复《游春图》之前，徐建华还作为助手参与了师傅主持的《清明上河图》修复工作。
徐建华还记得修复前的《游春图》残破不堪。师徒俩制定了详细的修复方案，用“洗、揭、补、全”这些古书画修复的基本步骤耐心修复。修复工程持续了半年，《游春图》终于得以重现往日光彩。
早在清代，清宫造办处就有专业的书画修复人员。徐建华介绍说，清代乾隆皇帝喜欢赋诗，他写的诗有四万多首，其中一些诗还题在书画上。有意思的是，有时候题了一首诗，几天后，乾隆又觉得其中有的字改成别的字更好些，于是就让宫里的修复人员再把书画拿出来修改。能修改画上题的诗，说明当时清宫造办处修复人员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
“京派修复的独特价值和根系在清宫造办处。造办处先后设有数十个专业作坊，荟萃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能工巧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冬宁分析说，造办处的工匠群体有一个制度化的技艺传承体系。它有几个特征：第一，有稳定的需求方，宫廷的修缮需求持续而多样，涵盖铜器、书画、钟表、漆器、古建等几乎全部门类；第二，有严格的标准，宫廷用品和收藏品的修复，容不得半点敷衍；第三，有跨门类的协作，每个修缮项目往往需要多个作坊配合完成。
孙冬宁在恭王府策展过中国古建筑模型展，也做过临清贡砖烧造技艺与中轴线建筑的展览。他介绍说，作为目前存世唯一一座对外开放的清代亲王府，恭王府的“八大作”修缮技艺——土作、石作、搭材作、木作、瓦作、油作、彩画作、裱糊作，本身就是京派官式修缮技艺的活态载体。
但是，造办处制度化的技艺传承体系在清末民初瓦解了。宫廷工匠散落民间，技艺从“宫廷制度”转变为“民间师承”。恰恰是这个转变，催生了京派修复最富创造力的阶段。
师徒传承续创辉煌
造办处工匠走出宫廷后，开办了多种铺子，并收徒授艺，从而促进了京派修复的发展，其中青铜器的修复就是如此。
青铜器的修复历史很早。我国传统青铜器复制、修复技术大约始于春秋时期，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中均记载有鲁国赝鼎的故事。春秋时期，齐国伐鲁索取谗鼎，鲁君命工匠仿制赝品应付，《韩非子·说林下》记载：“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鴈（赝）往，齐人曰：‘鴈也。’鲁人曰：‘真也。’”
谈起鲁国赝鼎这个故事，“古铜张”派第五代传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贾树认为，文物修复技术是我国传统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多在官府，后世逐渐散在民间，两者都常以世代传授相维系。
“古铜张”源于清宫，是京派师承脉络最典型的样本。老北京青铜器修复行业的创始人，据传是清宫造办处的太监，此人姓于，外号“歪嘴于”，真实姓名没有传下来。清宫造办处手艺人众多，到了清末，以八个巧匠手艺最高，人称“八大怪”，修古铜器的一怪就是“歪嘴于”。而1880年出生的张泰恩师从“歪嘴于”，后来接管前门的万龙合古铜作坊，改名万隆和古铜局，逐步成为老北京青铜器修复业一代宗师。约30年间，万隆和古铜局共收徒11人，开创北京“古铜张”派青铜器修复业，其中7人成为行业中坚力量。
贾玉波13岁到北京琉璃厂学徒，师从“古铜张”第二代传人王德山，20世纪40年代出师自立后，修复大量商周青铜器，1947年参加革命，以修复文物为掩护做地下情报工作，20世纪80年代退休后，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及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等文博单位修复、复制了大批文物及陈列品，其中就包括西汉长信宫灯。贾玉波的子女之中，贾文超、贾文熙、贾文珊、贾文忠等人均从事文物修复工作，从而形成“贾氏文物修复之家”，而贾树就是“贾氏文物修复之家”的第三代传人。贾树这一代传人各有所长，从青铜器到陶瓷、丝织品、书画，修复领域不断拓展，技艺传承焕发新生机。
人才稀缺亟待创新
然而，百年辉煌之下，京派修复也面临如何有效传承的问题。用孙冬宁的话来说，具备精湛修复技艺和理论知识水平的文物修复师比较少见，“好的文物修复师比文物还稀缺”，这不是修辞，是现实。
“京派修复的技艺复杂度，决定了它的传承周期天然比一般手艺更长。一个能够独立完成古书画装裱修复的技师，没有十年以上的积累，根本不敢碰宋元作品。漆器的‘四大断’，掌握其中一‘断’就需要数年。钟表修复的调试环节，涉及机械、材料、声学等多重知识，一个修复师往往要跟师学习5到8年才能独立操作。”孙冬宁说，京派修复长期依赖“师承制”，靠的是口传心授、因材施教、在实践中积累直觉判断。但传承规模受限于师父的精力，传承质量受限于师父的表达能力。
徐建华认为，培养修复人才存在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年轻人缺乏锻炼的机会。新学员连如何修复文物都没看过，怎么上手？故宫书画中的一级文物基本都修得差不多了，再修就是小修，但还有不少二级文物要抢修。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贾文忠主任表示，京派修复荟萃北方工艺精髓，承载古都文化审美，代表着我国传统文物修复的正统水准。当前，多项京派修复技艺列入各级非遗保护名录，行业发展已从经验实操迈入理论建构、体系完善、科教融合的全新阶段，未来将系统梳理京派技艺谱系，健全师承传承体系，深度挖掘其工艺价值、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真正实现古为今用、活态传承。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文物怎么修’的技术问题，而是更多地聚焦于技艺如何传承、人才如何接续、古法如何创新、传统手艺如何融入现代文博体系。如何实现手工技艺与科技手段互补、师承传承与院校教育结合、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是当前京派修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贾文忠希望凝聚行业合力，让百年古法技艺守正出新、适配时代、焕发新生。
书画圈里有句老话“绢寿八百，纸寿千年”，但是，近期在故宫文华殿“典则：唐宋书画展”中展出的《游春图》，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这幅隋代展子虔的唯一传世名作，之所以能远超绢本画的保存年限，与故宫书画修复专家在1977年的精心修复不无关系。
从书画装裱、古籍缮补、青铜器修缮，到古陶瓷复原，以及古典木器和古建筑养护，都属于文物修复范畴，其中持续百年的京派修复法度严谨、规制正统、师承有序、底蕴深厚。不过，让10月15日参加“京派百年传统文物修复技艺座谈会”的一众老专家忧心忡忡的是，京派修复也面临如何有效传承的问题。
旧时清宫已有修复师
《游春图》是国家级非遗“装裱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故宫博物院书画装裱专家徐建华年轻时，作为副手与师傅杨文彬共同修复的。修复《游春图》之前，徐建华还作为助手参与了师傅主持的《清明上河图》修复工作。
徐建华还记得修复前的《游春图》残破不堪。师徒俩制定了详细的修复方案，用“洗、揭、补、全”这些古书画修复的基本步骤耐心修复。修复工程持续了半年，《游春图》终于得以重现往日光彩。
早在清代，清宫造办处就有专业的书画修复人员。徐建华介绍说，清代乾隆皇帝喜欢赋诗，他写的诗有四万多首，其中一些诗还题在书画上。有意思的是，有时候题了一首诗，几天后，乾隆又觉得其中有的字改成别的字更好些，于是就让宫里的修复人员再把书画拿出来修改。能修改画上题的诗，说明当时清宫造办处修复人员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
“京派修复的独特价值和根系在清宫造办处。造办处先后设有数十个专业作坊，荟萃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能工巧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冬宁分析说，造办处的工匠群体有一个制度化的技艺传承体系。它有几个特征：第一，有稳定的需求方，宫廷的修缮需求持续而多样，涵盖铜器、书画、钟表、漆器、古建等几乎全部门类；第二，有严格的标准，宫廷用品和收藏品的修复，容不得半点敷衍；第三，有跨门类的协作，每个修缮项目往往需要多个作坊配合完成。
孙冬宁在恭王府策展过中国古建筑模型展，也做过临清贡砖烧造技艺与中轴线建筑的展览。他介绍说，作为目前存世唯一一座对外开放的清代亲王府，恭王府的“八大作”修缮技艺——土作、石作、搭材作、木作、瓦作、油作、彩画作、裱糊作，本身就是京派官式修缮技艺的活态载体。
但是，造办处制度化的技艺传承体系在清末民初瓦解了。宫廷工匠散落民间，技艺从“宫廷制度”转变为“民间师承”。恰恰是这个转变，催生了京派修复最富创造力的阶段。
师徒传承续创辉煌
造办处工匠走出宫廷后，开办了多种铺子，并收徒授艺，从而促进了京派修复的发展，其中青铜器的修复就是如此。
青铜器的修复历史很早。我国传统青铜器复制、修复技术大约始于春秋时期，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中均记载有鲁国赝鼎的故事。春秋时期，齐国伐鲁索取谗鼎，鲁君命工匠仿制赝品应付，《韩非子·说林下》记载：“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鴈（赝）往，齐人曰：‘鴈也。’鲁人曰：‘真也。’”
谈起鲁国赝鼎这个故事，“古铜张”派第五代传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贾树认为，文物修复技术是我国传统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多在官府，后世逐渐散在民间，两者都常以世代传授相维系。
“古铜张”源于清宫，是京派师承脉络最典型的样本。老北京青铜器修复行业的创始人，据传是清宫造办处的太监，此人姓于，外号“歪嘴于”，真实姓名没有传下来。清宫造办处手艺人众多，到了清末，以八个巧匠手艺最高，人称“八大怪”，修古铜器的一怪就是“歪嘴于”。而1880年出生的张泰恩师从“歪嘴于”，后来接管前门的万龙合古铜作坊，改名万隆和古铜局，逐步成为老北京青铜器修复业一代宗师。约30年间，万隆和古铜局共收徒11人，开创北京“古铜张”派青铜器修复业，其中7人成为行业中坚力量。
贾玉波13岁到北京琉璃厂学徒，师从“古铜张”第二代传人王德山，20世纪40年代出师自立后，修复大量商周青铜器，1947年参加革命，以修复文物为掩护做地下情报工作，20世纪80年代退休后，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及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等文博单位修复、复制了大批文物及陈列品，其中就包括西汉长信宫灯。贾玉波的子女之中，贾文超、贾文熙、贾文珊、贾文忠等人均从事文物修复工作，从而形成“贾氏文物修复之家”，而贾树就是“贾氏文物修复之家”的第三代传人。贾树这一代传人各有所长，从青铜器到陶瓷、丝织品、书画，修复领域不断拓展，技艺传承焕发新生机。
人才稀缺亟待创新
然而，百年辉煌之下，京派修复也面临如何有效传承的问题。用孙冬宁的话来说，具备精湛修复技艺和理论知识水平的文物修复师比较少见，“好的文物修复师比文物还稀缺”，这不是修辞，是现实。
“京派修复的技艺复杂度，决定了它的传承周期天然比一般手艺更长。一个能够独立完成古书画装裱修复的技师，没有十年以上的积累，根本不敢碰宋元作品。漆器的‘四大断’，掌握其中一‘断’就需要数年。钟表修复的调试环节，涉及机械、材料、声学等多重知识，一个修复师往往要跟师学习5到8年才能独立操作。”孙冬宁说，京派修复长期依赖“师承制”，靠的是口传心授、因材施教、在实践中积累直觉判断。但传承规模受限于师父的精力，传承质量受限于师父的表达能力。
徐建华认为，培养修复人才存在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年轻人缺乏锻炼的机会。新学员连如何修复文物都没看过，怎么上手？故宫书画中的一级文物基本都修得差不多了，再修就是小修，但还有不少二级文物要抢修。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贾文忠主任表示，京派修复荟萃北方工艺精髓，承载古都文化审美，代表着我国传统文物修复的正统水准。当前，多项京派修复技艺列入各级非遗保护名录，行业发展已从经验实操迈入理论建构、体系完善、科教融合的全新阶段，未来将系统梳理京派技艺谱系，健全师承传承体系，深度挖掘其工艺价值、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真正实现古为今用、活态传承。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文物怎么修’的技术问题，而是更多地聚焦于技艺如何传承、人才如何接续、古法如何创新、传统手艺如何融入现代文博体系。如何实现手工技艺与科技手段互补、师承传承与院校教育结合、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是当前京派修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贾文忠希望凝聚行业合力，让百年古法技艺守正出新、适配时代、焕发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