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条河不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道蓝色线条，而是历经2500年的开凿、淤塞、改道与重生，它早已沉淀为一代代人真实可感的生活本身。前不久，“一条河的千年回响——《运河谣》新书首发暨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这场活动没有一些新书首发式的热闹，更像是一场围绕“河与桥、古与今、人与文”展开的文学对话。
《运河谣》是作家徐剑沿运河实地行走数年后完成的新作。整部作品以十二座古桥作为叙事线索，这些古桥既是大运河的地理标识，也构成全书的叙事链条。徐剑借由这一个个坐标，打捞千年漕运往事和历史人物，同时把笔落于运河两岸寻常百姓的现实生活。
缘起：搁置钱塘江写作，到运河实地行走
徐剑坦言，《运河谣》有两个创作缘起：一是浙江教育出版社社长周俊的邀约，二是早年在北京见到的一位浙江修鞋匠带来的触动。
“我最初想写钱塘江，到江畔的下姜村驻点采访。那时天气炎热，一天晚上，周俊社长专程过来看我，夜里村子停电，我们点着蜡烛，就着几碟小菜，喝当地自酿的米酒，周社长提议我写一写运河。”徐剑回忆，当时第一反应是运河有太多人写过，可写空间有限，但几杯米酒下肚，脑子发昏，一时胆子贼大，就应下了。冷静下来之后心里又有些后怕，心想江南本就是才子辈出之地，这个写作任务不容易。
想要书写浙江普通人的念头，也来自徐剑早年在北京的见闻。徐剑1983年调到北京，在单位附近见到一位浙江籍的修鞋匠，比自己还小几岁，几十年守着那个小摊子修鞋配锁，徐剑看着他一天天老去，感慨他也和北京人一起走过了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他让我产生了想了解浙江人、写浙江人的冲动。因为无论是江浙那些改革潮头的先行者，还是他这样的小摊小贩，都让我看到了浙江人那种坚守的精神。”
徐剑对钱塘江的理解，是一条先贤之河、一条创新之河。严子陵、范仲淹、陆游，都在这条江上留下故事，这些人和他们的文章都化入了他心里。后来他读《林则徐日记》，看到林则徐进京赶考，从福建翻越仙霞岭，陆路转水路，经钱塘江再入大运河一路北上，也特别受触动。在徐剑看来，钱塘江潮起潮落，有无数迎涛而上的冲浪者，也有岸边观潮的人，潮水蓬勃奔涌的力量，就是踏浪前行、敢闯敢拼的浙江人的真实写照。为此，他专门走访钱塘江上下游，对钱塘江两处源头都做了实地采访，动笔写下两万多字初稿，却停了笔。
“这两万字写的是历史文化山水，散文体，最初定位简单，把历史资料、两岸烟雨风光、现场见闻、百姓故事融在一起就行。钱塘江的采访虽然有一个月，但走得比较匆忙，没有达到我以往写报告文学‘走到、听到、看到’的标准。其实作家最重要的那种敏感，在走近一条河流、在它两岸行走过程中的第一感觉特别重要。”意识到素材和叙事存在的短板，徐剑决定暂停创作，转向大运河。
徐剑走近运河，采访从杭州拱墅区拱宸桥起步。那一带旧时是工厂聚集区，曾经河水污染严重，气味难闻。他住在运河对岸，一天往返拱宸桥四五趟，晨曦夕阳之下，他站在桥上，看运河行船，听柴油马达的声响裹挟而来，他说：“我站在桥上的第一感觉就是众生和历史人物一起涌来。历史人物首先当然非隋炀帝莫属，之后在行走和阅读过程中，又发现了文天祥。”
为了写好运河的历史人物，徐剑读了大量运河的相关著作，他形容为“几乎穷尽了”。他发现这些作品多落笔于历史，而对隋炀帝、文天祥着墨不多。为了读懂隋炀帝与文天祥，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把《文山先生全集》当作枕边书反复研读。同时通读了吕思勉先生的《隋唐五代史》，以及陈寅恪、钱穆诸位史学大家的著作。百万字的《隋唐五代史》文辞古雅，注解繁多，他读得酣畅淋漓。这三位史学大家，为他重新审视隋炀帝提供了史料依据，徐剑说：“所以《运河谣》对隋炀帝带有一定的翻案色彩，以往论者大多将隋朝速亡归罪于隋炀帝的穷兵黩武，而依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隋王朝短短二三十年便烽烟四起，深层根源是旧式军事贵族集团与新兴士子阶层之间的矛盾，穷兵黩武只是外部诱因。”他由此产生了“三条运河”的构思：隋炀帝的物理运河、文天祥的精神运河、两岸百姓的众生运河。
报告文学能走多远，取决于作家走了多远的路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是在运河边长大的，他的老家在江苏镇江，那里是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口。他说，自己对运河多少有点了解，也因此对书里写镇江较少略感不过瘾。但更让他看重的是，徐剑把运河开凿以来的古今知识打通，既写杨广、文天祥，也写两岸众生，知识性强，能引起很多遐想。
他对《运河谣》的评价用了五个词组：立意高远、构思精巧、语言生动、知识厚重、可读性强。他强调：“徐剑把物理的桥、精神的桥、当下的桥串联起来写，契合了运河本身生生不息的状况。”作为中国出版协会的理事长，邬书林把话题引至全世界出版业的变化，提及国内纸本出版下降的情形，他说：“出版本身没有问题，文学没有问题，是我们怎么能与时俱进地在人工智能时代把它做得更好。”他设想，像《运河谣》这样的书，如果请陈铎这样在运河边长大、声音能打动人的朗诵家念上五六页，加上感情色彩，就可能变成很好的语音书，带动销售。
“报告文学到底能走多远？”这是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工作中时常想到的一个问题，读了《运河谣》之后，他说：“徐剑给出的答案是：能走多远，取决于作家用脚走了多远的路。”徐剑1974年入伍，当的是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亲眼见过战友在施工中受伤、牺牲，他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为战友们写作”，这个念头支撑了他整整50年。从《大国长剑》开始，他写出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创业史，这部作品拿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也奠定了他在报告文学界的地位。他曾23次进入西藏，写出了《东方哈达》，全景记录青藏铁路的艰辛建设过程。由此，邱华栋感喟徐剑说过的一句话，“报告文学为时代立传，为山河代言”。
《运河谣》这本书，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是逐字看完的。“这部作品从‘桥’入手，像丝线串珠一样，串联诸多人物与故事。”郭义强认为徐剑对隋炀帝的评价跳出了传统报告文学的范式，更像历史文化随笔，并梳理了陈寅恪、吕思勉等学者的观点，点出唐代为彰显统治合法性刻意贬损隋炀帝的史实，刷新了大众对隋炀帝的刻板印象；对文天祥则完成了完整的人生叙事，足见其对史料积累深厚，能自如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书写。“我觉得徐剑笔下写了众生相，他将一个个小故事串起来，像一朵朵花儿似的，在几个枝杈上花开，很有特点。”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将徐剑的运河叙事总结成两条河：有形之河和无形之河。“徐剑用工程史、漕运史、市井风俗史来描述他心目中的运河，没有沿袭旧史对隋炀帝标签化的评判，而是回到史料中重新审视少年时代杨广作为扬州总督对江淮水道的谋划和经略，这是有形之河；人格和气节汇聚成的精神长河，这条河不独属于文天祥一个人，徐剑写的是沉淀在历史世代的士子、匠人、船工、商贩血骨之中，面临国家危难而深明大义的家国情怀，是平凡日子守情重义的宝贵品格，这是无形之河。”
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作协书记处原书记施战军用“沉甸甸、活生生”概括《运河谣》。沉甸甸，来自运河承载的厚重历史人文；活生生，则来自鲜活的人间烟火。在他看来，这部作品是徐剑过往创作的集大成，也完成了重要的笔法转变：从以往山地书写的壮阔粗砺，转向水书写的细腻幽深。他认为，相较徐剑早年作品，这本书收敛了过度抒情，多了静气、文气与同理心。书中书写大量历史人物，也细致描摹杆秤等民俗器物，把非遗传承人、运河管理者等各色人物纳入文本。施战军分析，书中选取文天祥这一人物，并非因为其人生与运河直接相关，而是为了完成一场精神乡愁的对话。同时他也指出作品尚有拓展空间，以淮安为核心的漕运经济价值，在书中挖掘仍有不足。
借“他”视角，展开报告文学文体实验
浙东运河纤道
花甲之年，徐剑提出报告文学写作的“衰年变法”，《运河谣》就是他“变法”之后的代表作。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梳理徐剑20余年的创作，分为导弹大国重器系列、西藏题材系列、历史现实题材三大板块。退休之后，徐剑开启创作转型，散文集《阅山河》把地理风貌、历史记忆、个人精神感慨融为一体，这套写作思路，在40余万字的《运河谣》中充分展开。
徐剑阐释自己的叙事变化：“在叙事手法上，以往不少报告文学习惯放大‘我’的在场，作者视角无处不在，容易令读者反感，于是我采用‘他’视角叙事，这个‘他’是冷静的作者化身，置身大运河之上，冷静地观照过往、当下和未来。我已经将这种叙事探索用在四五部作品之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重点剖析了“他”这一叙事变化的价值。长篇纪实文本当中，将亲历者“我”转化为第三人称“他”，消解了报告文学里强势的主观抒情，叙事者退后，成为客观的观察者。“他”带来叙事的疏离感，让历史人物杨广、文天祥的解读更加克制可信，也模糊虚构与非虚构的文体边界。同时张莉也提出一点思考：书写文天祥民族气节的同时，如何兼顾运河作为南北交融、民族融汇河道的特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将《运河谣》定义为一部“非典型的报告文学”，是多种文体的融合。“它根据不同的内容表达需要有不同的形式，有一部分是报告文学，有一部分是对谈、游记，有时候还有史料的引述，有时候还有对历史想象性的虚构，小说化、日记性、史料性，各种东西都有。”书中第三人称的“他”兼具访谈者、叙述者双重身份，是大胆的叙事实验，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并不多见。白烨认为，作品具备社会学调查的价值，从民间底层看见文明流动。
《文艺报》总编辑刘颋从三组关键词解读文本构思：谣与歌、河与桥、古与今。《运河谣》的“谣”对应运河两岸生生不息的世俗生活，而藏于文本之中的“歌”是文天祥代表的民族正气。古与今的书写，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古老运河何以活到今天，又该以何种面貌走向未来。同时她提出一个小建议：部分已经湮没的古桥，如果补充还原其历史现场，十二桥的脉络会更加清晰。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岳雯提出，书写河流是世界性文学潮流，徐剑的写作把鲜明的中国历史注入河流。全书包罗万象，以固定的桥去锚定流动不息的河水，把历史、非遗民俗、普通人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时融汇多重文体，行旅散文、历史随笔、人物剪影、隐在的日记体融为一体。但她也抛出困惑：对于不熟悉作者的普通读者，“他”这种叙事手法，会不会造成阅读期待上的落差？
针对“他”的叙事实验，研讨会现场也出现不同的声音。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肯定徐剑扎实的书斋考据与田野走访功夫，同时提醒非虚构写作的自由度存在边界，“非虚构写作肯定有自由度，自由度边界在哪里？走过一步肯定是虚构，走得不够可能是审美性不足，这是非常难的地方。现在有的地方有点过了，用了‘他’，自我限制度就过于自由了。”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张陵在肯定《运河谣》的历史观和构思的同时，则直接给出建议：“报告文学和小说不一样，小说可以用‘他’，而报告文学里就是‘我’，因为很多评价是真实的，‘我’的看法也是很真实的。之后继续写水的两部作品，我建议还是用‘我’，老老实实，报告文学就是报告文学。”
面对多方不同角度的褒扬与质疑，徐剑坦然接纳：“我的文本结构创新从2004年的《东方哈达》便已经开启，此后20多部作品，每一部都尝试不一样的结构，我也会继续思考后续文本的创新，希望能带给读者与学界新的阅读期待。”
杭州临平区桂芳桥
长虹桥
拱宸桥
知识性、判断力、价值观是报告文学的标志，也是尊严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解析这部作品的结构巧思：“书中借一座座桥，串联起非遗传承人的手艺、普通百姓的人生，把古代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编织在一起。”同时他提出，书中触及人改造自然、生态修复的辩证命题，尚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谈到，选取十二座桥，属于“截断众流”，以点驭面，四两拨千斤。全书避开枯燥的数据罗列，改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无论是杨广还是文天祥，都强化现场感与画面感。更可贵的是作品的历史观，看待历史人物拒绝单向评判，写出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知识性、判断力、价值观是报告文学的标志，也是文体的尊严。”
施战军统计，书中着墨较多的人物达到40余位，从南到北，记录大量画匠、绣娘、饮食非遗从业者、运河管理者。即便是已经废置的山东段运河，徐剑也巧妙选取临清、济宁的人物故事展开书写。潘凯雄指出，十二座桥对应十二个重要地理节点，每一个节点安放各色社会角色，打开了文本空间。全书45万字左右，却没有冗杂的阅读感受。
研讨会上，不少专家也指出文本尚存可打磨之处。施战军提出，淮安作为漕运枢纽，它承载的漕运经济价值，文本挖掘尚有留白；丁晓原结合自身对江南运河的熟悉，提出书中部分人物、事件还可以进一步筛选精简，在非虚构写作边界上应当把握分寸；丛治辰则认为全书文体排布还可以进一步整理，部分人物对话带有小说化书面语言色彩，与现实人物身份略有违和。
面对诸多建设性意见，徐剑说：“它们能够提升我，让我思考下两部书怎么写，怎么克服书里的缺点，这容易也不容易。我一直在‘变法’，期待下一部《钱塘风》更好，期待最后一部《西湖月》更好，高质量完成《大江南‘风月谣’》三部曲。”
当一条河不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道蓝色线条，而是历经2500年的开凿、淤塞、改道与重生，它早已沉淀为一代代人真实可感的生活本身。前不久，“一条河的千年回响——《运河谣》新书首发暨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这场活动没有一些新书首发式的热闹，更像是一场围绕“河与桥、古与今、人与文”展开的文学对话。
《运河谣》是作家徐剑沿运河实地行走数年后完成的新作。整部作品以十二座古桥作为叙事线索，这些古桥既是大运河的地理标识，也构成全书的叙事链条。徐剑借由这一个个坐标，打捞千年漕运往事和历史人物，同时把笔落于运河两岸寻常百姓的现实生活。
缘起：搁置钱塘江写作，到运河实地行走
徐剑坦言，《运河谣》有两个创作缘起：一是浙江教育出版社社长周俊的邀约，二是早年在北京见到的一位浙江修鞋匠带来的触动。
“我最初想写钱塘江，到江畔的下姜村驻点采访。那时天气炎热，一天晚上，周俊社长专程过来看我，夜里村子停电，我们点着蜡烛，就着几碟小菜，喝当地自酿的米酒，周社长提议我写一写运河。”徐剑回忆，当时第一反应是运河有太多人写过，可写空间有限，但几杯米酒下肚，脑子发昏，一时胆子贼大，就应下了。冷静下来之后心里又有些后怕，心想江南本就是才子辈出之地，这个写作任务不容易。
想要书写浙江普通人的念头，也来自徐剑早年在北京的见闻。徐剑1983年调到北京，在单位附近见到一位浙江籍的修鞋匠，比自己还小几岁，几十年守着那个小摊子修鞋配锁，徐剑看着他一天天老去，感慨他也和北京人一起走过了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他让我产生了想了解浙江人、写浙江人的冲动。因为无论是江浙那些改革潮头的先行者，还是他这样的小摊小贩，都让我看到了浙江人那种坚守的精神。”
徐剑对钱塘江的理解，是一条先贤之河、一条创新之河。严子陵、范仲淹、陆游，都在这条江上留下故事，这些人和他们的文章都化入了他心里。后来他读《林则徐日记》，看到林则徐进京赶考，从福建翻越仙霞岭，陆路转水路，经钱塘江再入大运河一路北上，也特别受触动。在徐剑看来，钱塘江潮起潮落，有无数迎涛而上的冲浪者，也有岸边观潮的人，潮水蓬勃奔涌的力量，就是踏浪前行、敢闯敢拼的浙江人的真实写照。为此，他专门走访钱塘江上下游，对钱塘江两处源头都做了实地采访，动笔写下两万多字初稿，却停了笔。
“这两万字写的是历史文化山水，散文体，最初定位简单，把历史资料、两岸烟雨风光、现场见闻、百姓故事融在一起就行。钱塘江的采访虽然有一个月，但走得比较匆忙，没有达到我以往写报告文学‘走到、听到、看到’的标准。其实作家最重要的那种敏感，在走近一条河流、在它两岸行走过程中的第一感觉特别重要。”意识到素材和叙事存在的短板，徐剑决定暂停创作，转向大运河。
徐剑走近运河，采访从杭州拱墅区拱宸桥起步。那一带旧时是工厂聚集区，曾经河水污染严重，气味难闻。他住在运河对岸，一天往返拱宸桥四五趟，晨曦夕阳之下，他站在桥上，看运河行船，听柴油马达的声响裹挟而来，他说：“我站在桥上的第一感觉就是众生和历史人物一起涌来。历史人物首先当然非隋炀帝莫属，之后在行走和阅读过程中，又发现了文天祥。”
为了写好运河的历史人物，徐剑读了大量运河的相关著作，他形容为“几乎穷尽了”。他发现这些作品多落笔于历史，而对隋炀帝、文天祥着墨不多。为了读懂隋炀帝与文天祥，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把《文山先生全集》当作枕边书反复研读。同时通读了吕思勉先生的《隋唐五代史》，以及陈寅恪、钱穆诸位史学大家的著作。百万字的《隋唐五代史》文辞古雅，注解繁多，他读得酣畅淋漓。这三位史学大家，为他重新审视隋炀帝提供了史料依据，徐剑说：“所以《运河谣》对隋炀帝带有一定的翻案色彩，以往论者大多将隋朝速亡归罪于隋炀帝的穷兵黩武，而依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隋王朝短短二三十年便烽烟四起，深层根源是旧式军事贵族集团与新兴士子阶层之间的矛盾，穷兵黩武只是外部诱因。”他由此产生了“三条运河”的构思：隋炀帝的物理运河、文天祥的精神运河、两岸百姓的众生运河。
报告文学能走多远，取决于作家走了多远的路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是在运河边长大的，他的老家在江苏镇江，那里是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口。他说，自己对运河多少有点了解，也因此对书里写镇江较少略感不过瘾。但更让他看重的是，徐剑把运河开凿以来的古今知识打通，既写杨广、文天祥，也写两岸众生，知识性强，能引起很多遐想。
他对《运河谣》的评价用了五个词组：立意高远、构思精巧、语言生动、知识厚重、可读性强。他强调：“徐剑把物理的桥、精神的桥、当下的桥串联起来写，契合了运河本身生生不息的状况。”作为中国出版协会的理事长，邬书林把话题引至全世界出版业的变化，提及国内纸本出版下降的情形，他说：“出版本身没有问题，文学没有问题，是我们怎么能与时俱进地在人工智能时代把它做得更好。”他设想，像《运河谣》这样的书，如果请陈铎这样在运河边长大、声音能打动人的朗诵家念上五六页，加上感情色彩，就可能变成很好的语音书，带动销售。
“报告文学到底能走多远？”这是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工作中时常想到的一个问题，读了《运河谣》之后，他说：“徐剑给出的答案是：能走多远，取决于作家用脚走了多远的路。”徐剑1974年入伍，当的是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亲眼见过战友在施工中受伤、牺牲，他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为战友们写作”，这个念头支撑了他整整50年。从《大国长剑》开始，他写出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创业史，这部作品拿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也奠定了他在报告文学界的地位。他曾23次进入西藏，写出了《东方哈达》，全景记录青藏铁路的艰辛建设过程。由此，邱华栋感喟徐剑说过的一句话，“报告文学为时代立传，为山河代言”。
《运河谣》这本书，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是逐字看完的。“这部作品从‘桥’入手，像丝线串珠一样，串联诸多人物与故事。”郭义强认为徐剑对隋炀帝的评价跳出了传统报告文学的范式，更像历史文化随笔，并梳理了陈寅恪、吕思勉等学者的观点，点出唐代为彰显统治合法性刻意贬损隋炀帝的史实，刷新了大众对隋炀帝的刻板印象；对文天祥则完成了完整的人生叙事，足见其对史料积累深厚，能自如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书写。“我觉得徐剑笔下写了众生相，他将一个个小故事串起来，像一朵朵花儿似的，在几个枝杈上花开，很有特点。”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将徐剑的运河叙事总结成两条河：有形之河和无形之河。“徐剑用工程史、漕运史、市井风俗史来描述他心目中的运河，没有沿袭旧史对隋炀帝标签化的评判，而是回到史料中重新审视少年时代杨广作为扬州总督对江淮水道的谋划和经略，这是有形之河；人格和气节汇聚成的精神长河，这条河不独属于文天祥一个人，徐剑写的是沉淀在历史世代的士子、匠人、船工、商贩血骨之中，面临国家危难而深明大义的家国情怀，是平凡日子守情重义的宝贵品格，这是无形之河。”
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作协书记处原书记施战军用“沉甸甸、活生生”概括《运河谣》。沉甸甸，来自运河承载的厚重历史人文；活生生，则来自鲜活的人间烟火。在他看来，这部作品是徐剑过往创作的集大成，也完成了重要的笔法转变：从以往山地书写的壮阔粗砺，转向水书写的细腻幽深。他认为，相较徐剑早年作品，这本书收敛了过度抒情，多了静气、文气与同理心。书中书写大量历史人物，也细致描摹杆秤等民俗器物，把非遗传承人、运河管理者等各色人物纳入文本。施战军分析，书中选取文天祥这一人物，并非因为其人生与运河直接相关，而是为了完成一场精神乡愁的对话。同时他也指出作品尚有拓展空间，以淮安为核心的漕运经济价值，在书中挖掘仍有不足。
借“他”视角，展开报告文学文体实验
浙东运河纤道
花甲之年，徐剑提出报告文学写作的“衰年变法”，《运河谣》就是他“变法”之后的代表作。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梳理徐剑20余年的创作，分为导弹大国重器系列、西藏题材系列、历史现实题材三大板块。退休之后，徐剑开启创作转型，散文集《阅山河》把地理风貌、历史记忆、个人精神感慨融为一体，这套写作思路，在40余万字的《运河谣》中充分展开。
徐剑阐释自己的叙事变化：“在叙事手法上，以往不少报告文学习惯放大‘我’的在场，作者视角无处不在，容易令读者反感，于是我采用‘他’视角叙事，这个‘他’是冷静的作者化身，置身大运河之上，冷静地观照过往、当下和未来。我已经将这种叙事探索用在四五部作品之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重点剖析了“他”这一叙事变化的价值。长篇纪实文本当中，将亲历者“我”转化为第三人称“他”，消解了报告文学里强势的主观抒情，叙事者退后，成为客观的观察者。“他”带来叙事的疏离感，让历史人物杨广、文天祥的解读更加克制可信，也模糊虚构与非虚构的文体边界。同时张莉也提出一点思考：书写文天祥民族气节的同时，如何兼顾运河作为南北交融、民族融汇河道的特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将《运河谣》定义为一部“非典型的报告文学”，是多种文体的融合。“它根据不同的内容表达需要有不同的形式，有一部分是报告文学，有一部分是对谈、游记，有时候还有史料的引述，有时候还有对历史想象性的虚构，小说化、日记性、史料性，各种东西都有。”书中第三人称的“他”兼具访谈者、叙述者双重身份，是大胆的叙事实验，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并不多见。白烨认为，作品具备社会学调查的价值，从民间底层看见文明流动。
《文艺报》总编辑刘颋从三组关键词解读文本构思：谣与歌、河与桥、古与今。《运河谣》的“谣”对应运河两岸生生不息的世俗生活，而藏于文本之中的“歌”是文天祥代表的民族正气。古与今的书写，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古老运河何以活到今天，又该以何种面貌走向未来。同时她提出一个小建议：部分已经湮没的古桥，如果补充还原其历史现场，十二桥的脉络会更加清晰。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岳雯提出，书写河流是世界性文学潮流，徐剑的写作把鲜明的中国历史注入河流。全书包罗万象，以固定的桥去锚定流动不息的河水，把历史、非遗民俗、普通人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时融汇多重文体，行旅散文、历史随笔、人物剪影、隐在的日记体融为一体。但她也抛出困惑：对于不熟悉作者的普通读者，“他”这种叙事手法，会不会造成阅读期待上的落差？
针对“他”的叙事实验，研讨会现场也出现不同的声音。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肯定徐剑扎实的书斋考据与田野走访功夫，同时提醒非虚构写作的自由度存在边界，“非虚构写作肯定有自由度，自由度边界在哪里？走过一步肯定是虚构，走得不够可能是审美性不足，这是非常难的地方。现在有的地方有点过了，用了‘他’，自我限制度就过于自由了。”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张陵在肯定《运河谣》的历史观和构思的同时，则直接给出建议：“报告文学和小说不一样，小说可以用‘他’，而报告文学里就是‘我’，因为很多评价是真实的，‘我’的看法也是很真实的。之后继续写水的两部作品，我建议还是用‘我’，老老实实，报告文学就是报告文学。”
面对多方不同角度的褒扬与质疑，徐剑坦然接纳：“我的文本结构创新从2004年的《东方哈达》便已经开启，此后20多部作品，每一部都尝试不一样的结构，我也会继续思考后续文本的创新，希望能带给读者与学界新的阅读期待。”
杭州临平区桂芳桥
长虹桥
拱宸桥
知识性、判断力、价值观是报告文学的标志，也是尊严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解析这部作品的结构巧思：“书中借一座座桥，串联起非遗传承人的手艺、普通百姓的人生，把古代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编织在一起。”同时他提出，书中触及人改造自然、生态修复的辩证命题，尚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谈到，选取十二座桥，属于“截断众流”，以点驭面，四两拨千斤。全书避开枯燥的数据罗列，改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无论是杨广还是文天祥，都强化现场感与画面感。更可贵的是作品的历史观，看待历史人物拒绝单向评判，写出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知识性、判断力、价值观是报告文学的标志，也是文体的尊严。”
施战军统计，书中着墨较多的人物达到40余位，从南到北，记录大量画匠、绣娘、饮食非遗从业者、运河管理者。即便是已经废置的山东段运河，徐剑也巧妙选取临清、济宁的人物故事展开书写。潘凯雄指出，十二座桥对应十二个重要地理节点，每一个节点安放各色社会角色，打开了文本空间。全书45万字左右，却没有冗杂的阅读感受。
研讨会上，不少专家也指出文本尚存可打磨之处。施战军提出，淮安作为漕运枢纽，它承载的漕运经济价值，文本挖掘尚有留白；丁晓原结合自身对江南运河的熟悉，提出书中部分人物、事件还可以进一步筛选精简，在非虚构写作边界上应当把握分寸；丛治辰则认为全书文体排布还可以进一步整理，部分人物对话带有小说化书面语言色彩，与现实人物身份略有违和。
面对诸多建设性意见，徐剑说：“它们能够提升我，让我思考下两部书怎么写，怎么克服书里的缺点，这容易也不容易。我一直在‘变法’，期待下一部《钱塘风》更好，期待最后一部《西湖月》更好，高质量完成《大江南‘风月谣’》三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