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园林是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华与典范，它融汇了建筑、绘画、书法、山水、空间美学，以及哲学思想、人生智慧、价值择取等生命实践的多元内涵。而这些美好深远的情境转化为公共游赏的开放性空间，正是主政者实现“众乐乐”理想的重要方式。
中国的公园起源甚早，且在唐宋时期便已鼎盛繁荣。广大市民走出家屋安居之外，与天地花木相互润泽的颐养之乐，成为中国文化史中珍贵美好的一章。
与民同之
公园的初生
周文王的灵囿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园林，尽管这是一座私家园林，但也做到了一定程度的开放。《孟子·梁惠王》中记载：“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
这种公园精神到了汉代苑囿有了进一步发展。上林苑是汉代巨型皇家苑囿。帝王偶尔会开放苑囿让民众进入观看角抵戏。民众在进入上林苑，一路前往平乐馆的过程中，必然也能随兴地观览上林苑的种种景色，或能在角抵戏的进行中，就近观赏苑中景致。只可惜，这种做法只是偶尔随帝王的兴致而发，并没有长期、定期举行。
汉代时，私人园林开始出现。在整个汉代私园中，以宴游雅集著名的首推梁孝王的兔园。梁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而所谓的宾客，包括了远近的丽人、各地的游子，并非特定阶层的人士。从枚乘的《梁王菟园赋》可知，受款待入园的人数众多，而入园活动则有弋钓、斗鸡、走马等比赛游戏。这些现象都使兔园近似于公园。
进入南北朝，私园增多，半开放式的园林也更多了。这些私家园林在招待宾客的时候，有一般的“宾客游焉”“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的游赏园林景色活动，也有招集文士、海内才子进行“重文藻”式的雅集赋咏活动。每次宴集之后，会有许多作品产生，又使一些私园声名远播，吸引更多人向往与请求拜访，如此不断循环，使得私家园林的公园化情形更加普及。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中国文化的格义融入之后被接受。随着佛教的兴盛，六朝时期大量佛寺于焉产生。这些寺院通常都坐落在巨型园林之中，而且为吸引更广大的信众前来参拜听讲，寺院管理者也都愿意投注心力于优美园景的造设，所以寺观园林就成为中国园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寺院的园林是对广大信众开放的，因此，中国园林史上正式的公园就在寺院中诞生了。
六朝时的寺院动辄建有千余间禅房，为游客提供住宿空间，显示寺院开放予众人游赏的情况之普遍，其公园化的情况已十分成熟。
《洛阳伽蓝记·卷四·宝光寺》中记载了游客游赏的情形：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云车接轸，羽盖成阴。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
饮酒、题诗等都是文士雅集既有的活动形态，而折藕、浮瓜则是一般人们享受园林饮食乐趣的常见方式。置身林泉花圃之间，则欣赏优美景色与感受景致的活动自当穿插于各种活动之间。可见，寺院园林的游赏活动，除佛殿、佛像的观赏之外，与一般园林大致相同。而住宿的提供，延长了游赏时间，也就强化了公园特质。
另外，上引资料中“云车接轸，羽盖成阴”的描写，也说明了六朝寺院园林游客如织、热闹活络的游赏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六朝寺院公园化的成熟发展。在中国园林历史上，公园已然正式诞生了。
乐园之乐
四时游赏无尽
唐代最著名的大型公共园林，首推长安城内的曲江乐游园。在唐代，以山水胜地为基础而发展出著名公园的情形尚未普遍，因此，乐游园游赏鼎盛的景象在当时堪称盛事。
其实，乐游园早在汉代就已起建，但是并未成为游赏胜地，到唐代，才达到游赏高峰。当时在都城长安，无论是定居或暂宿，不管是皇帝贵戚或庶民百姓，每到春天来临，人们便成群结队前往长安东南角的乐游园或其他园林游赏宴饮，以至于园林全无隙地。总之，这是当时一个最著名、最热门的公共园林。
在唐代，整个乐游原地区以曲江池为中心，四周散布着丰富的景点。曲江池的西面是杏花园与慈恩寺；南面有紫云楼、芙蓉园；北面有亭台楼阁等建筑；东边则在城墙中辟建夹城御道，以供天子游园之用。
依据《曲江池记》所载，曲江池四周冈峦环匝，可以俯瞰西北平原达五六十里之遥。杜甫在《乐游园歌》中说“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张祜在《登乐游原》中说“乐游原上见长安”；刘得仁《乐游原春望》中说“乐游原上望，望尽帝都春”，这些都同时说明这一带是长安城中地势最高的地方，成了临眺的佳地，可以看尽整个长安城及近郊景物。
作为一个公园，乐游园与其他园林一样，有山景、水景、花木、禽鸟飞虫、建筑等，这些景观以曲江池为中心，向其四周辐射出去，使得其布局结构具有完整紧密的一体感。从其四周景区的名称来看，主题性景区的划分已经实现。
另外，曲江池在草地的铺养上是十分用心的。草地沿池岸生长延伸，草色青青，是游人宴坐游息的好地方，草地的铺养在中国园林中是比较少见的，但在乐游原中却被诗人们歌咏着。
而唐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湖山公园当推西湖，它是经过唐宋两代逐渐丰盛而成的巨型公园。刘天华在《园林美学》中说：“整个西湖及四周的群山本身就是一个大园林。”而且在这巨园之中还有不计其数的私家园林、寺观园林以及官设的园区，可谓园中有园。
然而，这么优美的园林群区并非在形成之初即受人注意与赏爱，而是在中晚唐时白居易守杭州，创作了许多西湖的题咏作品才使其渐渐崭露头角。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西湖成为东南胜景，彼时更迎来中国历史上大众游赏的一个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西湖的景观之美已达历代巅峰，其丰富的内容自然吸引了广大群众前来一游，加之游园历史所积淀下来的悠久游赏经验，使得宋代西湖的游乐内容非常多样。
从游人的角度来说，到西湖游赏的并不只是富家贵官或文士雅客，而是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梦粱录》有记载：“初八日，西湖画舫尽开，苏堤游人来往如蚁……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
平民新象
审美地享受生命
唐宋时期公园已普遍地深入一般人的生活之中，其典型的例证之一便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办公所在地以及地方官吏的官舍内大多造设有园林，并且开放给民众参观游赏。这样的公园，不管是州、郡或县均有，唐代习称为郡斋或县斋，宋代则习称为郡圃或县圃。
从名称来看，唐代习称郡斋显示出其空间特性仍以府署办公为重，公园部分是附属的造设；而宋代习称郡圃显示其空间特性已转移至园林部分，公园游乐已是地方治政的要点之一了。
因此，在宋代各地方的山水优美处也往往有官方建造的大型公园供民众游乐，其治理管辖权也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也常常在此建造一些可供官吏住宿休憩的住所，因而也在广义的郡圃范畴之内。韩琦《安阳集·卷二一·定州众春园记》载：“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这说明不论郡县大小，偏远或近都，除办公府署之外，都必然有供四时观游行乐的园林。可见郡圃普遍存在于宋代每一个郡县之中。
有趣的是，宋代的诗文一再强调郡圃的修建或游历都是政治成绩的表征，其所富含的政治意涵是十分多面而深刻的。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强调这些修建郡圃的地方官都是在分内工作已经圆满达成之后才致力于此的。如赵抃《留题剑门东园》中的“政成治东圃，于焉解宾榻”，黄庭坚《河阳扬清亭记》中的：“政和，乃浚沼开囿，陆艺桃李，水植菱藕。”
苏舜钦就说：“年丰诉讼息，可使风化醲。游此乃可乐，岂徒悦宾从。”这里说明了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年成丰收而后民无所争，无争则诉讼息，诉讼息则风化淳浓，臻此境界才能真正享受游赏活动的乐趣，郡圃的兴造也才有意义。
所以，公园的修建并未占用官吏治民的时间，反而积极地标志着民康俗阜。
山水自然在仰观俯察之间可以启发人心，可以给人提供进修之资源。连建筑物的形制尺寸也莫不对观游者的视听、识见、气质、心境有提振、壮阔、清涤、灵明的作用。此外，造园时以淳朴浑厚的风格为尚，也是无形之中对人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使公园与教化之间产生了良性循环。
可以说，公园的诞生与兴盛意味着园林不再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品，它已开始普及于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这同时意味着市井百姓开始关注休闲生活，向来勤勉刻苦和俭朴的人生态度与观念产生了一些基本改变。因而，生命在强调追求生存与道德意义的价值之外，美感趣味与悦乐享受也都被开发出来进而受到正视。
公园自六朝正式诞生就逐渐兴盛，说明公园文化并未因通俗而受到菲薄或克制，显示出休闲娱乐的必要性，那是对生命多元面向的真实应对，这些面向不必再依附于其他道德精神而可以独立存在，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生命意识较为全面且真实的觉醒。
面对这样的生命觉醒，唐宋时期的地方性公园便蓬勃发展起来，把公园文化与一般民俗游艺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平民文化的新气象。生活面向更多元的开发是人类生命意义更丰富完整的实践。
（本文摘编自《乐游园：唐宋时期的公共空间与文化》，有删节）
古典园林是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华与典范，它融汇了建筑、绘画、书法、山水、空间美学，以及哲学思想、人生智慧、价值择取等生命实践的多元内涵。而这些美好深远的情境转化为公共游赏的开放性空间，正是主政者实现“众乐乐”理想的重要方式。
中国的公园起源甚早，且在唐宋时期便已鼎盛繁荣。广大市民走出家屋安居之外，与天地花木相互润泽的颐养之乐，成为中国文化史中珍贵美好的一章。
与民同之
公园的初生
周文王的灵囿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园林，尽管这是一座私家园林，但也做到了一定程度的开放。《孟子·梁惠王》中记载：“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
这种公园精神到了汉代苑囿有了进一步发展。上林苑是汉代巨型皇家苑囿。帝王偶尔会开放苑囿让民众进入观看角抵戏。民众在进入上林苑，一路前往平乐馆的过程中，必然也能随兴地观览上林苑的种种景色，或能在角抵戏的进行中，就近观赏苑中景致。只可惜，这种做法只是偶尔随帝王的兴致而发，并没有长期、定期举行。
汉代时，私人园林开始出现。在整个汉代私园中，以宴游雅集著名的首推梁孝王的兔园。梁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而所谓的宾客，包括了远近的丽人、各地的游子，并非特定阶层的人士。从枚乘的《梁王菟园赋》可知，受款待入园的人数众多，而入园活动则有弋钓、斗鸡、走马等比赛游戏。这些现象都使兔园近似于公园。
进入南北朝，私园增多，半开放式的园林也更多了。这些私家园林在招待宾客的时候，有一般的“宾客游焉”“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的游赏园林景色活动，也有招集文士、海内才子进行“重文藻”式的雅集赋咏活动。每次宴集之后，会有许多作品产生，又使一些私园声名远播，吸引更多人向往与请求拜访，如此不断循环，使得私家园林的公园化情形更加普及。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中国文化的格义融入之后被接受。随着佛教的兴盛，六朝时期大量佛寺于焉产生。这些寺院通常都坐落在巨型园林之中，而且为吸引更广大的信众前来参拜听讲，寺院管理者也都愿意投注心力于优美园景的造设，所以寺观园林就成为中国园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寺院的园林是对广大信众开放的，因此，中国园林史上正式的公园就在寺院中诞生了。
六朝时的寺院动辄建有千余间禅房，为游客提供住宿空间，显示寺院开放予众人游赏的情况之普遍，其公园化的情况已十分成熟。
《洛阳伽蓝记·卷四·宝光寺》中记载了游客游赏的情形：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云车接轸，羽盖成阴。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
饮酒、题诗等都是文士雅集既有的活动形态，而折藕、浮瓜则是一般人们享受园林饮食乐趣的常见方式。置身林泉花圃之间，则欣赏优美景色与感受景致的活动自当穿插于各种活动之间。可见，寺院园林的游赏活动，除佛殿、佛像的观赏之外，与一般园林大致相同。而住宿的提供，延长了游赏时间，也就强化了公园特质。
另外，上引资料中“云车接轸，羽盖成阴”的描写，也说明了六朝寺院园林游客如织、热闹活络的游赏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六朝寺院公园化的成熟发展。在中国园林历史上，公园已然正式诞生了。
乐园之乐
四时游赏无尽
唐代最著名的大型公共园林，首推长安城内的曲江乐游园。在唐代，以山水胜地为基础而发展出著名公园的情形尚未普遍，因此，乐游园游赏鼎盛的景象在当时堪称盛事。
其实，乐游园早在汉代就已起建，但是并未成为游赏胜地，到唐代，才达到游赏高峰。当时在都城长安，无论是定居或暂宿，不管是皇帝贵戚或庶民百姓，每到春天来临，人们便成群结队前往长安东南角的乐游园或其他园林游赏宴饮，以至于园林全无隙地。总之，这是当时一个最著名、最热门的公共园林。
在唐代，整个乐游原地区以曲江池为中心，四周散布着丰富的景点。曲江池的西面是杏花园与慈恩寺；南面有紫云楼、芙蓉园；北面有亭台楼阁等建筑；东边则在城墙中辟建夹城御道，以供天子游园之用。
依据《曲江池记》所载，曲江池四周冈峦环匝，可以俯瞰西北平原达五六十里之遥。杜甫在《乐游园歌》中说“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张祜在《登乐游原》中说“乐游原上见长安”；刘得仁《乐游原春望》中说“乐游原上望，望尽帝都春”，这些都同时说明这一带是长安城中地势最高的地方，成了临眺的佳地，可以看尽整个长安城及近郊景物。
作为一个公园，乐游园与其他园林一样，有山景、水景、花木、禽鸟飞虫、建筑等，这些景观以曲江池为中心，向其四周辐射出去，使得其布局结构具有完整紧密的一体感。从其四周景区的名称来看，主题性景区的划分已经实现。
另外，曲江池在草地的铺养上是十分用心的。草地沿池岸生长延伸，草色青青，是游人宴坐游息的好地方，草地的铺养在中国园林中是比较少见的，但在乐游原中却被诗人们歌咏着。
而唐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湖山公园当推西湖，它是经过唐宋两代逐渐丰盛而成的巨型公园。刘天华在《园林美学》中说：“整个西湖及四周的群山本身就是一个大园林。”而且在这巨园之中还有不计其数的私家园林、寺观园林以及官设的园区，可谓园中有园。
然而，这么优美的园林群区并非在形成之初即受人注意与赏爱，而是在中晚唐时白居易守杭州，创作了许多西湖的题咏作品才使其渐渐崭露头角。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西湖成为东南胜景，彼时更迎来中国历史上大众游赏的一个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西湖的景观之美已达历代巅峰，其丰富的内容自然吸引了广大群众前来一游，加之游园历史所积淀下来的悠久游赏经验，使得宋代西湖的游乐内容非常多样。
从游人的角度来说，到西湖游赏的并不只是富家贵官或文士雅客，而是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梦粱录》有记载：“初八日，西湖画舫尽开，苏堤游人来往如蚁……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
平民新象
审美地享受生命
唐宋时期公园已普遍地深入一般人的生活之中，其典型的例证之一便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办公所在地以及地方官吏的官舍内大多造设有园林，并且开放给民众参观游赏。这样的公园，不管是州、郡或县均有，唐代习称为郡斋或县斋，宋代则习称为郡圃或县圃。
从名称来看，唐代习称郡斋显示出其空间特性仍以府署办公为重，公园部分是附属的造设；而宋代习称郡圃显示其空间特性已转移至园林部分，公园游乐已是地方治政的要点之一了。
因此，在宋代各地方的山水优美处也往往有官方建造的大型公园供民众游乐，其治理管辖权也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也常常在此建造一些可供官吏住宿休憩的住所，因而也在广义的郡圃范畴之内。韩琦《安阳集·卷二一·定州众春园记》载：“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这说明不论郡县大小，偏远或近都，除办公府署之外，都必然有供四时观游行乐的园林。可见郡圃普遍存在于宋代每一个郡县之中。
有趣的是，宋代的诗文一再强调郡圃的修建或游历都是政治成绩的表征，其所富含的政治意涵是十分多面而深刻的。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强调这些修建郡圃的地方官都是在分内工作已经圆满达成之后才致力于此的。如赵抃《留题剑门东园》中的“政成治东圃，于焉解宾榻”，黄庭坚《河阳扬清亭记》中的：“政和，乃浚沼开囿，陆艺桃李，水植菱藕。”
苏舜钦就说：“年丰诉讼息，可使风化醲。游此乃可乐，岂徒悦宾从。”这里说明了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年成丰收而后民无所争，无争则诉讼息，诉讼息则风化淳浓，臻此境界才能真正享受游赏活动的乐趣，郡圃的兴造也才有意义。
所以，公园的修建并未占用官吏治民的时间，反而积极地标志着民康俗阜。
山水自然在仰观俯察之间可以启发人心，可以给人提供进修之资源。连建筑物的形制尺寸也莫不对观游者的视听、识见、气质、心境有提振、壮阔、清涤、灵明的作用。此外，造园时以淳朴浑厚的风格为尚，也是无形之中对人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使公园与教化之间产生了良性循环。
可以说，公园的诞生与兴盛意味着园林不再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品，它已开始普及于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这同时意味着市井百姓开始关注休闲生活，向来勤勉刻苦和俭朴的人生态度与观念产生了一些基本改变。因而，生命在强调追求生存与道德意义的价值之外，美感趣味与悦乐享受也都被开发出来进而受到正视。
公园自六朝正式诞生就逐渐兴盛，说明公园文化并未因通俗而受到菲薄或克制，显示出休闲娱乐的必要性，那是对生命多元面向的真实应对，这些面向不必再依附于其他道德精神而可以独立存在，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生命意识较为全面且真实的觉醒。
面对这样的生命觉醒，唐宋时期的地方性公园便蓬勃发展起来，把公园文化与一般民俗游艺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平民文化的新气象。生活面向更多元的开发是人类生命意义更丰富完整的实践。
（本文摘编自《乐游园：唐宋时期的公共空间与文化》，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