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北京社会调查之后，李景汉将研究重点转向县域农村。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主持的河北定县（今定州）社会调查，此外在西南联大时期，他还主持了云南省呈贡县昆阳县等地的社会调查。
县是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定县社会调查，尤其是《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让李景汉沉淀为学科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对定县展开追踪调查也成为后人的一项学术追求。社会学者黄家亮是多年来定县追踪调查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并组编有《李景汉文集》。在他看来，尽管李景汉当年的不少学术实践已转为学术传统，但他“仍是一位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被严重低估了的社会学大家，关于他的研究还不多，他的光彩和丰富‘面向’往往被‘遮蔽’和‘简化’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景汉（右）在定县。他教人识字，培养学生协助做实地调查。
为什么是“县”？
新京报：近代中国，诸多社会调查都是以县为单位展开，如关于江苏江宁、山东邹平、浙江兰溪等县的社会调查。作为中国社会调查的开荒者，李景汉先生的社会调查也是如此。他曾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著作中讲道，“以县为单位的意义非常重要”。为什么那个年代学者做调查，尤其是农村社会调查，普遍选择的单位是县？如何理解“县”？
黄家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县的角色非常特殊，既是国家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人们日常生活和文化认同的基本单位。
首先，县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基层治理单元。县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财政权、国土规划权等权力，能完整呈现政策从制定到落地的全过程，国家的绝大多数治理权限和职能部门在县里都有延伸。可以说，一个县就是整个国家的缩影。第二，县是行政层级里“上接省市、下连镇村”的节点，既具备镇村没有的治理能力，又比省市更贴近基层，是观察国家治理的最佳样本。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正式行政机构往往只延伸到县这一层级，县的作用就更大了。第三，县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单元，很多基层老百姓，一辈子最主要的生活范围都在县域之内，在传统社会中尤其如此。第四，县还是人们文化认同的基本单元。纵观我国的历史，会发现县这个单位非常稳定，很多县几百上千年名称和辖区都没有太大变化，因此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社会认同。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国家治理的重心也在逐渐下沉，县作为连接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键枢纽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
对于李景汉先生那一代学者来说，选择县作为调查和研究单位，除了以上讲的几条外，还有一条，那就是县对于乡村建设实验来说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当年秉持着“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的学术理想，做调查不是为了做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要认识中国基本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社会改造的方案，并将其用于真正的乡村建设实验。以县为单位，摸清楚一个县的人口、经济、文化、治理、风俗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基于这些情况拿出一个县的实验方案也是可行的。而且，因为县的相对完整性，基于一个县的调查和实践形成的社会改造方案，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推广价值。
新京报：多年来，你和同事，以及人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们，多次到今天的定州市开展定县追踪调查。你们在2022年也出版了《转型中的华北乡村：定县追踪调查田野札记》一书。这项追踪调查还会继续做吗？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查？
黄家亮：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定县调查的主持者李景汉教授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研究室主任。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建社会学研究所时，当时已经89岁高龄的李景汉先生受聘担任研究所顾问，并将他保存下来的定县调查资料捐赠给了研究所。
2002年，新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开创者郑杭生教授启动了新世纪的“定县再调查”，先后持续多年。这次调查以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人才为中心，培养了一批博士研究生。我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调查，还基于这次调查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
2014年，郑杭生教授不幸逝世，学校在考虑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规划时，提出要延续李景汉先生和郑杭生先生开创的定县调查传统，开展新一轮定县追踪调查。洪大用教授是新一轮调查的主持者，我是执行负责人。为了做好这次调查，学校于2015年在定州市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定州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基地。从那时开始，我每年都带大批学生和同事到定州开展调查。我们粗略统计了下，已有200多名师生参与了这一轮的调研。有不少团队成员通过专业实习、挂职锻炼等方式，长期扎根定州，进行沉浸式深度调研，几乎涉及县域社会的各个主题。这么多年下来，定州早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团队共同的第二故乡！
在刻板印象之外
新京报：对一项社会调查来说，直接跟受访者打交道的调查员非常关键。调查员要向受访者解释调查项目、提问题、收集回答、填表格，而且还涉及方言、单位的转译问题。李景汉当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每项调查都编写了一份调查员须知。他具体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黄家亮：李景汉深有感触地说：“真要把社会调查做得通办得成功，达到可靠圆满的地步，非得注重一点不可，就是如何使一般人，尤其是老百姓，接受你的调查，相信你的调查，甚至于欢迎你的调查，而达到积极帮忙合作的程度；反过来讲，就是如何使人们不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你的调查。如其不然，假定你有天大的本领，你精通高的统计，你读尽了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的中西著作，也是无济于事，倒许贻害。”他认为“这是社会调查进行程序中的一个枢纽、一个关键，是成功与失败的决著点，是须具全副精神来解决的中心问题。许多社会调查的致命伤即在此。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则其余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为了让老百姓不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直至最后主动配合调查，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如设立平民学校，教农民识字，在各村培养一批学生，再由这批学生来协助调查。他们还发明了戏剧宣传法、挂图宣传法等各种别出心裁的宣传方法，如在调查某村前一日晚上在该村开游艺大会，除唱话匣、演电影及各种有兴味的游戏以外，做简短清楚的演讲，说明将要举行的调查，解除他们的怀疑误会，还要请村长、村副等多说几句话。此外，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对调查内容进行精心安排，调查表格力求避免被调查者的误会，例如标题不用“户口调查表”，而写“拜访乡村人家谈话表”，不写“调查员姓名”而写“拜访者”，不写“报告者”而写“赐教者”，表之两旁写“若要知道用什么好方法为农民谋幸福，必须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家里的状况”等。
新京报：他对他所做的社会调查，有满意的，有不满意的，而按他的总结，其中“使我不满意的占大多数”。这是否只是一种自谦之词？
黄家亮：应该来说，这种说法有自谦的一面，也有事实的一面。说是“自谦之词”，是因为“定县调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在当时就得到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说是事实，当时的调查也确实留下了不少遗憾，如受制于当时的经费、人手，很多设计好的调查内容没有办法全面铺开。又如，因为定县调查要跟着定县实验的节奏走，工作十分紧张，收集来的资料体量很大，来不及充分整理、开发，后边又因为战乱等原因，很多资料丢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可以说，虽然定县调查已经有很大成就了，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提炼，我理解这正是李景汉先生心有不甘的地方。
新京报：在那个年代，社会学尚未像后来那样高度学科专业化。以社会调查为例，曾有观点认为，以李景汉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偏重数据罗列而轻于解释；同时，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其样本代表性也受到质疑。你怎么评价当时的社会调查？又该如何认识早期调查实践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位置？
黄家亮：“定县调查”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它是我国历史上首次运用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一个县域社会进行的实地调查，在社会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定县调查第一次全景式地描述了我国华北农村的社会状况，其代表性成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至今仍是国内外学术界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新京报：前些年，你一直在做李景汉作品的整理工作，并参与组编出版了六卷本的《李景汉文集》。在通读李景汉著述、编选篇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哪篇文章或哪批材料，是你之前没有注意到，甚至学界长期忽略的？抑或，有没有哪篇文章，你希望读者能借此重新认识这位被低估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家？
黄家亮：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李景汉先生的著作主要是他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这本书影响太大了，几乎与李景汉先生画上了等号。其实，李景汉先生的著述是非常丰富的，他的精神世界也是斑斓多姿的。李景汉先生一生做过很多调查研究，除了定县调查之外，还有早期的北京调查、离开定县之后的边疆调查，以及后边的北京郊区追踪调查，每个调查成果都有标志性成果。
过去，学术界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李景汉先生只注重事实收集和数字罗列，不注重学理分析和解释，看了《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和《中国农村问题》等书之后，就知道不是这样的。另外，外界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认为李景汉先生科学精神十足，但沉溺于枯燥的数字之中，性格沉闷古板甚至有些无趣，但当我整理完他留下的各个时期的生活照片、晚年的口述录音、他后人的回忆性资料，以及他发表的罕为人知的《浮生倚“笙巢”》等非学术类作品时，一个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幽默风趣的立体形象油然而生——这才是真正的李景汉先生！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B05版）
在早期的北京社会调查之后，李景汉将研究重点转向县域农村。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主持的河北定县（今定州）社会调查，此外在西南联大时期，他还主持了云南省呈贡县昆阳县等地的社会调查。
县是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定县社会调查，尤其是《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让李景汉沉淀为学科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对定县展开追踪调查也成为后人的一项学术追求。社会学者黄家亮是多年来定县追踪调查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并组编有《李景汉文集》。在他看来，尽管李景汉当年的不少学术实践已转为学术传统，但他“仍是一位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被严重低估了的社会学大家，关于他的研究还不多，他的光彩和丰富‘面向’往往被‘遮蔽’和‘简化’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景汉（右）在定县。他教人识字，培养学生协助做实地调查。
为什么是“县”？
新京报：近代中国，诸多社会调查都是以县为单位展开，如关于江苏江宁、山东邹平、浙江兰溪等县的社会调查。作为中国社会调查的开荒者，李景汉先生的社会调查也是如此。他曾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著作中讲道，“以县为单位的意义非常重要”。为什么那个年代学者做调查，尤其是农村社会调查，普遍选择的单位是县？如何理解“县”？
黄家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县的角色非常特殊，既是国家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人们日常生活和文化认同的基本单位。
首先，县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基层治理单元。县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财政权、国土规划权等权力，能完整呈现政策从制定到落地的全过程，国家的绝大多数治理权限和职能部门在县里都有延伸。可以说，一个县就是整个国家的缩影。第二，县是行政层级里“上接省市、下连镇村”的节点，既具备镇村没有的治理能力，又比省市更贴近基层，是观察国家治理的最佳样本。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正式行政机构往往只延伸到县这一层级，县的作用就更大了。第三，县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单元，很多基层老百姓，一辈子最主要的生活范围都在县域之内，在传统社会中尤其如此。第四，县还是人们文化认同的基本单元。纵观我国的历史，会发现县这个单位非常稳定，很多县几百上千年名称和辖区都没有太大变化，因此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社会认同。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国家治理的重心也在逐渐下沉，县作为连接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键枢纽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
对于李景汉先生那一代学者来说，选择县作为调查和研究单位，除了以上讲的几条外，还有一条，那就是县对于乡村建设实验来说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当年秉持着“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的学术理想，做调查不是为了做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要认识中国基本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社会改造的方案，并将其用于真正的乡村建设实验。以县为单位，摸清楚一个县的人口、经济、文化、治理、风俗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基于这些情况拿出一个县的实验方案也是可行的。而且，因为县的相对完整性，基于一个县的调查和实践形成的社会改造方案，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推广价值。
新京报：多年来，你和同事，以及人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们，多次到今天的定州市开展定县追踪调查。你们在2022年也出版了《转型中的华北乡村：定县追踪调查田野札记》一书。这项追踪调查还会继续做吗？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查？
黄家亮：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定县调查的主持者李景汉教授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研究室主任。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建社会学研究所时，当时已经89岁高龄的李景汉先生受聘担任研究所顾问，并将他保存下来的定县调查资料捐赠给了研究所。
2002年，新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开创者郑杭生教授启动了新世纪的“定县再调查”，先后持续多年。这次调查以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人才为中心，培养了一批博士研究生。我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调查，还基于这次调查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
2014年，郑杭生教授不幸逝世，学校在考虑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规划时，提出要延续李景汉先生和郑杭生先生开创的定县调查传统，开展新一轮定县追踪调查。洪大用教授是新一轮调查的主持者，我是执行负责人。为了做好这次调查，学校于2015年在定州市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定州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基地。从那时开始，我每年都带大批学生和同事到定州开展调查。我们粗略统计了下，已有200多名师生参与了这一轮的调研。有不少团队成员通过专业实习、挂职锻炼等方式，长期扎根定州，进行沉浸式深度调研，几乎涉及县域社会的各个主题。这么多年下来，定州早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团队共同的第二故乡！
在刻板印象之外
新京报：对一项社会调查来说，直接跟受访者打交道的调查员非常关键。调查员要向受访者解释调查项目、提问题、收集回答、填表格，而且还涉及方言、单位的转译问题。李景汉当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每项调查都编写了一份调查员须知。他具体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黄家亮：李景汉深有感触地说：“真要把社会调查做得通办得成功，达到可靠圆满的地步，非得注重一点不可，就是如何使一般人，尤其是老百姓，接受你的调查，相信你的调查，甚至于欢迎你的调查，而达到积极帮忙合作的程度；反过来讲，就是如何使人们不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你的调查。如其不然，假定你有天大的本领，你精通高的统计，你读尽了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的中西著作，也是无济于事，倒许贻害。”他认为“这是社会调查进行程序中的一个枢纽、一个关键，是成功与失败的决著点，是须具全副精神来解决的中心问题。许多社会调查的致命伤即在此。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则其余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为了让老百姓不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直至最后主动配合调查，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如设立平民学校，教农民识字，在各村培养一批学生，再由这批学生来协助调查。他们还发明了戏剧宣传法、挂图宣传法等各种别出心裁的宣传方法，如在调查某村前一日晚上在该村开游艺大会，除唱话匣、演电影及各种有兴味的游戏以外，做简短清楚的演讲，说明将要举行的调查，解除他们的怀疑误会，还要请村长、村副等多说几句话。此外，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对调查内容进行精心安排，调查表格力求避免被调查者的误会，例如标题不用“户口调查表”，而写“拜访乡村人家谈话表”，不写“调查员姓名”而写“拜访者”，不写“报告者”而写“赐教者”，表之两旁写“若要知道用什么好方法为农民谋幸福，必须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家里的状况”等。
新京报：他对他所做的社会调查，有满意的，有不满意的，而按他的总结，其中“使我不满意的占大多数”。这是否只是一种自谦之词？
黄家亮：应该来说，这种说法有自谦的一面，也有事实的一面。说是“自谦之词”，是因为“定县调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在当时就得到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说是事实，当时的调查也确实留下了不少遗憾，如受制于当时的经费、人手，很多设计好的调查内容没有办法全面铺开。又如，因为定县调查要跟着定县实验的节奏走，工作十分紧张，收集来的资料体量很大，来不及充分整理、开发，后边又因为战乱等原因，很多资料丢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可以说，虽然定县调查已经有很大成就了，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提炼，我理解这正是李景汉先生心有不甘的地方。
新京报：在那个年代，社会学尚未像后来那样高度学科专业化。以社会调查为例，曾有观点认为，以李景汉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偏重数据罗列而轻于解释；同时，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其样本代表性也受到质疑。你怎么评价当时的社会调查？又该如何认识早期调查实践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位置？
黄家亮：“定县调查”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它是我国历史上首次运用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一个县域社会进行的实地调查，在社会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定县调查第一次全景式地描述了我国华北农村的社会状况，其代表性成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至今仍是国内外学术界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新京报：前些年，你一直在做李景汉作品的整理工作，并参与组编出版了六卷本的《李景汉文集》。在通读李景汉著述、编选篇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哪篇文章或哪批材料，是你之前没有注意到，甚至学界长期忽略的？抑或，有没有哪篇文章，你希望读者能借此重新认识这位被低估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家？
黄家亮：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李景汉先生的著作主要是他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这本书影响太大了，几乎与李景汉先生画上了等号。其实，李景汉先生的著述是非常丰富的，他的精神世界也是斑斓多姿的。李景汉先生一生做过很多调查研究，除了定县调查之外，还有早期的北京调查、离开定县之后的边疆调查，以及后边的北京郊区追踪调查，每个调查成果都有标志性成果。
过去，学术界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李景汉先生只注重事实收集和数字罗列，不注重学理分析和解释，看了《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和《中国农村问题》等书之后，就知道不是这样的。另外，外界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认为李景汉先生科学精神十足，但沉溺于枯燥的数字之中，性格沉闷古板甚至有些无趣，但当我整理完他留下的各个时期的生活照片、晚年的口述录音、他后人的回忆性资料，以及他发表的罕为人知的《浮生倚“笙巢”》等非学术类作品时，一个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幽默风趣的立体形象油然而生——这才是真正的李景汉先生！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B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