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汉的社会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城市和乡村是其起点。在城市，他实地调查了人力车夫、手工业者等平民群体，还指导学生调查了天桥艺人。在农村，他实地调查了挂甲屯、黑山扈、马连洼、东村等京郊四村的家庭，并在1956至1957年重返四村。
在当代学者中，民俗学者岳永逸长期研究天桥艺人、妙峰山庙会。社会学者孙庆忠曾带学生追踪京郊四村。我们希望通过与两位学者的对话，呈现李景汉在中国学术史中的位置。
走进市井：天桥、妙峰山
新京报：李景汉做了一系列北京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带学生调查天桥艺人。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搜集到当年的天桥研究文本。一说这项调查因故中断，只留下部分照片。1951年，他为张次溪编著的《人民首都的天桥》写序，将天桥称为“旧式的平民文化宫”。如果说天桥只是江湖的、边缘的，又为何在当年就吸引李景汉将其作为城市平民生活的观察样本？
岳永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天桥在清末属外城。鸦片战争后城市近代化，先改交通，京汉、京津铁路设在永定门外，外人进京走永定门、前门，必经天桥。当时有轨电车总站又设在天桥，通王府井、西单、动物园，天桥成了交通枢纽。后来火灾、治理和城市格局变化，天桥成了各色人等杂处、相对无序之地。外城人、乡下人进不了内城，往往先寄居天桥；辛亥前后旗人破落，也从内城往外挪，不少到了天桥。天桥就这样发展起来。
1924年，李景汉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学的是社会学，很多高校也开社会学，主导的基本是留美学者。美国一战后快速工业化，芝加哥学派特别关注城市巨变，这是国际学术背景。但中国人希望理解中国社会性质，也是一种学术自觉。
步济时主持燕大社会学系（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的时候，就把美国社会学的一些方法带进来了。燕大1932年请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来讲学。当时，他就带费孝通等燕大学生到天桥实地考察。天桥就这样进入了社会学者的视野。它跟别的地方一样，属于认知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社区，也是一个社区类型。
新京报：芝加哥学派将社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改变了此前社会学的传统。当时的国际社会学也刚开启这种研究范式。是否可以说，当年李景汉等国内社会学家所做的社会调查与这一演进同步？
岳永逸：对，当时他们的社会调查，与世界是接轨，更是并轨互融。1925年，李景汉陪在燕大任教的甘博上妙峰山调查。这同样有当时国内“到民间去”思潮的影响。总之，那是一个大势所趋，走出书斋，关注现实生活。李景汉一直关注北京市井、城郊农民、城市居民，还做过人力车夫调查。
新京报：1925年，李景汉参与了北京妙峰山庙会的调查。之后，他发表了《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的报告。他用社会统计法，收集和分析了香客的动机，发现绝大多数香客朝山进香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与危机，而非单纯的娱乐或观光。你在《行香走会》一书的序言中讲，由于妙峰山在学术界的大名，“近百年来，对妙峰山的关注、记述、阐释也成为学界持之以恒的事情”。李景汉的社会调查，在你看来处于什么位置？
岳永逸：李景汉是和甘博去的。甘博有当时很先进的照相设备，更多是基于他者的视角拍了很多照片，现在妙峰山的老照片，十有八九都是他1925年拍的。李景汉作为中国人一起去，背后是1925年已经兴起的“到民间去”潮流。
那一年，顾颉刚在妙峰山调查，在《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里声明：他去调查不是宣扬封建迷信，而是要认知中国社会。要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先了解老百姓究竟在想什么。李景汉也在同样背景下去了妙峰山。不过李景汉是学社会学出身，跟历史学出身的顾颉刚不一样。顾颉刚对文字材料有先天敏感，抄了120多张会报，关注朝山进香的组织架构、社会功能。李景汉则更关心进香人口的类型、比例、以香会等群体组织名义参与的情况，以社会学家的直觉做了一些统计数据说明。
顾颉刚调查回来后很快把妙峰山进香写成文章，在《京报副刊》连载。李景汉写文章时，顾颉刚的文章已经连载得差不多了，所以李景汉既引用顾颉刚，也与顾颉刚有所不同。但说到底，他们都是“到民间去”，试图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间究竟是怎么样的。
进入乡土：京郊四村
新京报：1926至1927年的京郊四村调查，是李景汉早期社会调查项目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多位学者对京郊四村做过追踪调查。你也在2006至2008年间与学生开展了追踪调查，是关于京郊四村最近一次系统性的学术回访。你在《京郊四村80年》等文章中将京郊四村调查称为一个“学术事件”。为什么称之为“学术事件”？
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称它为“学术事件”，有两层意思。
一是学术史上的位置。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回国后普遍认为，只有先认清中国社会现状，才能有效改造它。李景汉先生就是这场社会调查运动中“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1926至1927年间，他受燕京大学之邀讲授社会调查课程，指导十几名学生，采用问卷法和比较研究法，对挂甲屯、黑山扈、马连洼、东村四个村庄的164户农民家庭进行了实地调查。1929年《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出版，这是我国最早关于家庭调查的报告，其意义不仅在方法上成为后人进行家庭调查的蓝本，也标志着他的调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是他此后转向大规模农村调查的一个契机。
二是它至今仍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起点。一次调查，使原本普通的村落成为像江村一样的“学术名村”，这已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它不断被后来者回访、重读、续写。1956至1957年间，年过花甲的李景汉先生应《人民日报》之约重返京郊，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以《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为题系列报道了京郊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指出了高级合作化以后的十五个主要社会问题。遗憾的是，这次调查后不久，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到批判，此次重访竟然成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调查。庆幸的是，被他视为“对此前几十年从事社会调查之经验和心得”的总结性成果《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于1981年由三联书店重新整理出版。
在这本《札记》序言里，他写道：“希望能够在一本书调查的同一地区，再做一次调查……但期望对于社会调查热爱的，与我抱有同样愿望的青年，能够实现这一愿望，则著者企予望之矣。”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有关京郊四村的研究一直未曾走出学术探寻的视野。学者们不同时期的研究，形成了家庭与村落追踪调查的系谱，也使80年间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图景与现实处境得以清晰呈现。我们2006至2008年的再研究，就是秉承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以村民的收入和消费为主线，呈现其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一个村落，能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回访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学术生命，这就是我所说的“学术事件”。
新京报：你选择以“村民的收入和消费为主线”来呈现京郊四村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距离那次追踪调查又过去了近20年，这期间你是否重访过四村，比如紧邻中国农业大学的马连洼？再去时，有哪些新的感受？
孙庆忠：以收入和消费为主线，是承李景汉先生的研究理路而来。他认为，“农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现实的，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能得到的实际生活收入”。1926至1927年的调查主要关注人口构成、家庭收入来源和每月支出；1956至1957年的重访旨在了解乡村家庭的实际生活程度、收入与生活水平之间的联系。
对我们这一轮调查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收入来源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翻转。李景汉先生1957年调查时，挂甲屯平均5口之家在1956年的全年总收入约为580元，人均116元；这些家庭的总收入比国内一般农村家庭高，就是因为靠近都市，劳动力可以从事工业、建筑、商业、手工业等劳动，这些非农业收入约占家庭总收入的1/4，少数达到1/3。到了我们调查的时候，情况完全变了。2007年我们对四村96户家庭共375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92.7%的被访村民家中有房子出租，64.3%的被访村民回答房租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至于重访，这些年我确实又去过四村，尤其是紧邻中国农业大学的马连洼。每次经过时，最直接的感受是：村落的边界没有了，熟人社会的场景没有了。村民用房屋拆迁费购买了新楼房，大队的补助成为日常生活基本开销的来源之一。
新京报：近年来，你在全国多地做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如京郊四村这样已经变为城区的地方，是否还存在乡土记忆？在你看来，城市与农村两种文化，在同一个地方能否共存？
孙庆忠：乡土记忆还在，只是存在形态变了。它不再以完整的村落生活场景保存下来，而是化整为零，附着在仪式、节庆、人情往来乃至生活习惯上。曾经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京郊四村已消逝在城市街区之中，但每逢庙会，昔日的香会依然要相约朝顶进香；集中居住的村民每逢过年，在楼宇之间依然要进行踩街表演。这种传统的仪式展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因此，所谓的“集体失忆”是指完整的乡土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消逝；若说是“彻底遗忘”，则不符合事实。乡土记忆是以碎片化、仪式化、惯习化的方式存留在都市村庄里的。它不再支配生活，但仍在安抚心灵。
城市与农村两种文化能否共存？我认为能共存，但不是静态的并存，而是相互模塑、彼此改写的过程。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象。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B04版）
李景汉的社会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城市和乡村是其起点。在城市，他实地调查了人力车夫、手工业者等平民群体，还指导学生调查了天桥艺人。在农村，他实地调查了挂甲屯、黑山扈、马连洼、东村等京郊四村的家庭，并在1956至1957年重返四村。
在当代学者中，民俗学者岳永逸长期研究天桥艺人、妙峰山庙会。社会学者孙庆忠曾带学生追踪京郊四村。我们希望通过与两位学者的对话，呈现李景汉在中国学术史中的位置。
走进市井：天桥、妙峰山
新京报：李景汉做了一系列北京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带学生调查天桥艺人。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搜集到当年的天桥研究文本。一说这项调查因故中断，只留下部分照片。1951年，他为张次溪编著的《人民首都的天桥》写序，将天桥称为“旧式的平民文化宫”。如果说天桥只是江湖的、边缘的，又为何在当年就吸引李景汉将其作为城市平民生活的观察样本？
岳永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天桥在清末属外城。鸦片战争后城市近代化，先改交通，京汉、京津铁路设在永定门外，外人进京走永定门、前门，必经天桥。当时有轨电车总站又设在天桥，通王府井、西单、动物园，天桥成了交通枢纽。后来火灾、治理和城市格局变化，天桥成了各色人等杂处、相对无序之地。外城人、乡下人进不了内城，往往先寄居天桥；辛亥前后旗人破落，也从内城往外挪，不少到了天桥。天桥就这样发展起来。
1924年，李景汉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学的是社会学，很多高校也开社会学，主导的基本是留美学者。美国一战后快速工业化，芝加哥学派特别关注城市巨变，这是国际学术背景。但中国人希望理解中国社会性质，也是一种学术自觉。
步济时主持燕大社会学系（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的时候，就把美国社会学的一些方法带进来了。燕大1932年请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来讲学。当时，他就带费孝通等燕大学生到天桥实地考察。天桥就这样进入了社会学者的视野。它跟别的地方一样，属于认知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社区，也是一个社区类型。
新京报：芝加哥学派将社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改变了此前社会学的传统。当时的国际社会学也刚开启这种研究范式。是否可以说，当年李景汉等国内社会学家所做的社会调查与这一演进同步？
岳永逸：对，当时他们的社会调查，与世界是接轨，更是并轨互融。1925年，李景汉陪在燕大任教的甘博上妙峰山调查。这同样有当时国内“到民间去”思潮的影响。总之，那是一个大势所趋，走出书斋，关注现实生活。李景汉一直关注北京市井、城郊农民、城市居民，还做过人力车夫调查。
新京报：1925年，李景汉参与了北京妙峰山庙会的调查。之后，他发表了《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的报告。他用社会统计法，收集和分析了香客的动机，发现绝大多数香客朝山进香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与危机，而非单纯的娱乐或观光。你在《行香走会》一书的序言中讲，由于妙峰山在学术界的大名，“近百年来，对妙峰山的关注、记述、阐释也成为学界持之以恒的事情”。李景汉的社会调查，在你看来处于什么位置？
岳永逸：李景汉是和甘博去的。甘博有当时很先进的照相设备，更多是基于他者的视角拍了很多照片，现在妙峰山的老照片，十有八九都是他1925年拍的。李景汉作为中国人一起去，背后是1925年已经兴起的“到民间去”潮流。
那一年，顾颉刚在妙峰山调查，在《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里声明：他去调查不是宣扬封建迷信，而是要认知中国社会。要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先了解老百姓究竟在想什么。李景汉也在同样背景下去了妙峰山。不过李景汉是学社会学出身，跟历史学出身的顾颉刚不一样。顾颉刚对文字材料有先天敏感，抄了120多张会报，关注朝山进香的组织架构、社会功能。李景汉则更关心进香人口的类型、比例、以香会等群体组织名义参与的情况，以社会学家的直觉做了一些统计数据说明。
顾颉刚调查回来后很快把妙峰山进香写成文章，在《京报副刊》连载。李景汉写文章时，顾颉刚的文章已经连载得差不多了，所以李景汉既引用顾颉刚，也与顾颉刚有所不同。但说到底，他们都是“到民间去”，试图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间究竟是怎么样的。
进入乡土：京郊四村
新京报：1926至1927年的京郊四村调查，是李景汉早期社会调查项目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多位学者对京郊四村做过追踪调查。你也在2006至2008年间与学生开展了追踪调查，是关于京郊四村最近一次系统性的学术回访。你在《京郊四村80年》等文章中将京郊四村调查称为一个“学术事件”。为什么称之为“学术事件”？
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称它为“学术事件”，有两层意思。
一是学术史上的位置。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回国后普遍认为，只有先认清中国社会现状，才能有效改造它。李景汉先生就是这场社会调查运动中“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1926至1927年间，他受燕京大学之邀讲授社会调查课程，指导十几名学生，采用问卷法和比较研究法，对挂甲屯、黑山扈、马连洼、东村四个村庄的164户农民家庭进行了实地调查。1929年《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出版，这是我国最早关于家庭调查的报告，其意义不仅在方法上成为后人进行家庭调查的蓝本，也标志着他的调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是他此后转向大规模农村调查的一个契机。
二是它至今仍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起点。一次调查，使原本普通的村落成为像江村一样的“学术名村”，这已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它不断被后来者回访、重读、续写。1956至1957年间，年过花甲的李景汉先生应《人民日报》之约重返京郊，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以《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为题系列报道了京郊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指出了高级合作化以后的十五个主要社会问题。遗憾的是，这次调查后不久，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到批判，此次重访竟然成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调查。庆幸的是，被他视为“对此前几十年从事社会调查之经验和心得”的总结性成果《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于1981年由三联书店重新整理出版。
在这本《札记》序言里，他写道：“希望能够在一本书调查的同一地区，再做一次调查……但期望对于社会调查热爱的，与我抱有同样愿望的青年，能够实现这一愿望，则著者企予望之矣。”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有关京郊四村的研究一直未曾走出学术探寻的视野。学者们不同时期的研究，形成了家庭与村落追踪调查的系谱，也使80年间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图景与现实处境得以清晰呈现。我们2006至2008年的再研究，就是秉承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以村民的收入和消费为主线，呈现其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一个村落，能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回访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学术生命，这就是我所说的“学术事件”。
新京报：你选择以“村民的收入和消费为主线”来呈现京郊四村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距离那次追踪调查又过去了近20年，这期间你是否重访过四村，比如紧邻中国农业大学的马连洼？再去时，有哪些新的感受？
孙庆忠：以收入和消费为主线，是承李景汉先生的研究理路而来。他认为，“农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现实的，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能得到的实际生活收入”。1926至1927年的调查主要关注人口构成、家庭收入来源和每月支出；1956至1957年的重访旨在了解乡村家庭的实际生活程度、收入与生活水平之间的联系。
对我们这一轮调查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收入来源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翻转。李景汉先生1957年调查时，挂甲屯平均5口之家在1956年的全年总收入约为580元，人均116元；这些家庭的总收入比国内一般农村家庭高，就是因为靠近都市，劳动力可以从事工业、建筑、商业、手工业等劳动，这些非农业收入约占家庭总收入的1/4，少数达到1/3。到了我们调查的时候，情况完全变了。2007年我们对四村96户家庭共375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92.7%的被访村民家中有房子出租，64.3%的被访村民回答房租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至于重访，这些年我确实又去过四村，尤其是紧邻中国农业大学的马连洼。每次经过时，最直接的感受是：村落的边界没有了，熟人社会的场景没有了。村民用房屋拆迁费购买了新楼房，大队的补助成为日常生活基本开销的来源之一。
新京报：近年来，你在全国多地做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如京郊四村这样已经变为城区的地方，是否还存在乡土记忆？在你看来，城市与农村两种文化，在同一个地方能否共存？
孙庆忠：乡土记忆还在，只是存在形态变了。它不再以完整的村落生活场景保存下来，而是化整为零，附着在仪式、节庆、人情往来乃至生活习惯上。曾经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京郊四村已消逝在城市街区之中，但每逢庙会，昔日的香会依然要相约朝顶进香；集中居住的村民每逢过年，在楼宇之间依然要进行踩街表演。这种传统的仪式展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因此，所谓的“集体失忆”是指完整的乡土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消逝；若说是“彻底遗忘”，则不符合事实。乡土记忆是以碎片化、仪式化、惯习化的方式存留在都市村庄里的。它不再支配生活，但仍在安抚心灵。
城市与农村两种文化能否共存？我认为能共存，但不是静态的并存，而是相互模塑、彼此改写的过程。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象。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B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