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汉（左二）主持的定县调查团队工作照。
192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32岁的青年学者李景汉在北京的北河沿寓所写完了中国近代社会学史上的一篇名文《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不久这篇论文发表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年刊《社会学界》的创刊号上。
这篇论文总结了十余年来国内学者所做的少量科学的社会调查，也对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已经“高唱入云”的社会调查提出了批评意见。在李景汉看来，当时的社会调查从业者多是学生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出于一时的高兴和好奇心投身其中，遇到困难立刻败兴或灰心，他们所发表的不甚可靠或不很精密的调查报告，“不但使热心社会调查的人失望，更易引起一般人的误会，至少予以不良的印象”。他之所以撰写这篇论文，就是要将刚刚兴起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导入科学化的轨道，一方面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仰和赞助，另一方面提醒热心人士充分认识到在中国开展社会调查将要面临重重障碍。
由李景汉来执笔撰写这篇论文是最恰当不过的，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作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代言人。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学者里，论社会调查涉猎面之广、调查成果之丰以及调查经验总结之深，李景汉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社会学前辈陶孟和先生曾称他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
李景汉（1895年—1986年）
北京通州人，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1917年赴美国留学，1924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社会调查所干事等职，兼任燕京大学讲师。1928年主持著名的“定县调查”，此后完成中国首个县域系统实地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5年进入高校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财经学院等校教授。1954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调查研究室主任。编、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等作品。
聚焦于本土的调查统计
1917至1924年，李景汉在美国留学期间，起初他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前排，某日社会问题研究班讨论各国男女人口的分配，当时教员忽问及中国男女人口的性比例，因中国没有此项统计，他只得答以不知。某日又问及关于中国工资涨落的指数，他又无以应对，后又问关于中国土地的分配，他又不能答。这样，每次上课即感局促不安，“每问到中国社会统计时则汗流浃背，如坐针毡，而所选之座位亦由最前排而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最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量[高]者之后矣！”中国无完备的人口、工资、土地等统计使他极受刺激，遂立志毕生从事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工作。
学成回国后，李景汉和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D.Gamble）等人创办北京社会调查社，应陶孟和之邀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即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主任，同时还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兼教社会调查方面的课程。这一阶段，他的社会调查既有城市人力车夫劳务及生活水平、手工艺工人行会组织、底层百姓生活费的调查，也有北京西郊乡村家庭的调查，也有妙峰山朝顶进香等方面的调查。主要成果包括《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妙峰山朝顶进香调查》《二十五年来北京生活费的比较》《北京拉车的苦工》《北京无产阶级调查》《北京的苦相》等文以及《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是李景汉转向从事乡村调查的开始。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没有对“三农”问题的调查研究，就不能抓住中国问题的关键因素。
1928年，李景汉被晏阳初聘任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起初，他对定县社会调查的复杂程度估计严重不足，以为一年之内就可以调查全县的一切社会情况，发现农村的各种问题，“及至到了定县，在农村里住了两个星期，我立刻就觉悟到原有的抱负是作梦了”。随着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工作不断推进，农民对社会调查的理解与配合程度不断增加，李景汉主持的社会调查工作逐步进入佳境。
他越是深入农村，越是感到自己的调查工作还有很多不足，到1935年离开定县时，他说：“虽然在定县一个地方调查的工作，就已经超过了七年之久，可是直到现在，仍有不少的农村现象，我觉得尚未彻底的十分了解，仍是不敢遽下有把握的结论。”其调查成果主要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定县秧歌选》《定县赋税调查报告书》等书，以及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李景汉晚年回忆说：“七年来，调查材料积累极多，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大部分失去了，其中有许多是未来得及整理的。”定县调查是中国社会调查的里程碑式的贡献，为李景汉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社会学家吴泽霖称：“定县的工作一日存在，李先生亦即一日不朽。”
在定县调查的基础上，李景汉提出了以县为单位推动中国社会调查工作的设想。他在《健全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的需要》一文中指出，国内当时的社会调查工作“或私人所作之调查的内容与范围，或为特殊的专题研究，或为一地的概况调查，率皆规模狭小，且各自为谋，不相连属，缺少通盘计划，且有叠床架屋之病。故虽有一些相当的成绩，终属零星片段，实在不足以应付今日的急需”；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首先树立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的基础，具体说就是配合县政改革的需要，将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列为充实县政建设内容之中。他结合定县的经验撰写的《县单位调查统计之实施》《县单位调查统计实施计划》两文，提出了详细的工作方案。不过，令李景汉深感失望的是，定县的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方入轨道，不及半年就因省县政府的人事异动而大受影响。他感慨道：“惟素愿竟未得在一县始终完成，颇觉怅怅耳。”
全面抗战时期，李景汉担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调查主任，和人口研究专家陈达、统计专家戴世光精诚合作，在云南地区围绕中国人口普查问题展开了不少高水准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的集体成果包括《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等。这些调查是云南省、民国时期内政部和清华大学合作的产物，前者负责经费筹集和行政支持，后者负责技术指导，旨在探索出一套可以在国内推广的国情普查经验。这些调查研究规模较大，参与者众多，其中需要的设计、指导、协调、写作任务之繁重也是可想而知的。李景汉作为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三驾马车”之一，必然在其中花费了极大的心血。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仅有《呈贡县的国情普查研究工作》和《呈贡县动态人口调查的实验》两篇解释、说明研究所工作的短文。
《李景汉文集》组编：洪大用 黄家亮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编著：李景汉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社会调查不应只“为调查而调查”
李景汉力主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来源于英美国家流行的社会调查运动，而后者的发轫，最基本的原因是为了应对工业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社会改良倾向。
李景汉一直很强调当时中国的社会调查必须特别重视应用的一面，不能单纯研究学理、求得知识、只“为调查而调查”。他觉得编写整齐的调查资料，漂漂亮亮地装订出来，然后陈列在图书馆里仅供少数人欣赏，就没有充分地发挥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他看重的是调查目的清楚，调查结果可供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的那些社会调查。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事社会研究者，不但要把刀磨得好，也是要随时磨刀、随时切肉”。
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的第一章，李景汉把社会调查的作用概括为十大方面：社会调查能促进产生建设国家的具体办法，能帮助寻出民族自救的出路；社会调查可以快一些使中国成为有条理的现代国家；社会调查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清楚中国民族社会的特点；社会调查是产生中国社会学的基础；社会调查帮助人们彻底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社会调查使有志救国者，尤其是青年，多用理智，少用感情；社会调查使民众具有相当的公民常识，不易受奸人的欺骗；社会调查提高人民的公共精神，增加合作的效率；社会调查能预防灾祸；社会调查可以免除一些国耻。十个方面之中，只有一个方面阐述的是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其余九个方面，概括言之，是希望把社会调查作为一种手段，帮助中国改革积弊，全面走向理性的现代社会治理之途。
李景汉认为，社会调查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发现事实，社会研究则是要解释事实，正确而可行的办法就产生于正确的认识真正的事实。换言之，调查研究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他说：“我们相信，社会及国家，甚至于全世界的人类迟早要走上科学之路的，不但需要物理的工程师来控制自然界，也同样，或尤为需要‘社会工程师’来管理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1928至1935年他参加平教会社会调查工作来配合定县的乡村建设工作，全面抗战时期他参与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和农业普查工作时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都是相信学术可以辅政的实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李景汉不仅在社会调查的应用价值上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对社会学中国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他提供给学术界大量翔实可靠的国情调查统计材料为当时的社会学论著广泛征引；另一方面，他本人在调查材料基础上对中国农村人口和土地问题所发表的专题论文都很有深度。
1930年，他在自己最满意的定县65村5255户人口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四篇具有相当深度的研究论文，涉及华北农村人口结构问题和人口调查技术问题。1936年，他在《定县土地调查》一文中指出：“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这种看法超越了当时强调农业技术改良的诸多乡村建设人士，虽然没有达到中共以革命手段废除土地私有制度的高度，但仍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受社区研究派的偏见影响，认为李景汉重调查轻研究，而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上。事实上，编著者李景汉写作这本书是应广大参观定县人士的希望和要求而先整理出来的一部分概况，并不是深入的专题研究，不能以这本书的特殊性质而概念化他的全部学术追求。
李景汉定县调查手稿。 黄家亮 供图
晚年李景汉。
治愈心灵的笙巢
李景汉给人的一般印象是注重事实和数据的现代社会调查专家。据说在定县调查时，有一位朋友送给他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十”，横批是“加减乘除”，用于描写他日常对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工作。也有人送他一副对联，上联是“座上无鸿儒”，下联是“往来尽白丁”，用于形容他日常接触的多为底层农民，他乐观地加上横批“我行我素”。但是，这些其实都是表象，在内心深处，李景汉有着很深的士人情结，他要以他的工作对民众启蒙，辅助政府与社会团体来实现社会改良。
在日常生活中，李景汉也有鲜为人知的士人趣味。全面抗战时期，他把夫人和三个年幼的子女留在北平，只身南下，由长沙临时大学而西南联合大学，跟家人一别就是十年。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李景汉通常星期一到星期三在昆明教书，星期四到星期六做调查，仅有星期天可以休息。他做调查和研究工作的地点，在距离昆明市外12公里的呈贡县文庙，当时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就设在这里。李景汉居住在文庙正殿朝西的一间单独的小屋，既不受外界干扰，又可享受中午的阳光，屋前一棵独具风格的老松树阴凉蔽顶，松针瑟瑟，对他尤有吸引力。
屋顶漏雨、米饭含砂、行旅艰难，这些外在的艰苦之外，忧心抗战最初三年孤立作战形势的精神负担，使得李景汉感到周围的人们变得麻木不仁，每个人束缚于个人的小天地中，无暇过问他人冷暖。
他自己一时陷入无可自拔的寂寞之中。有一段时间，李景汉因期中考试和空袭的干扰，在昆明城里过了十天，几乎身心崩溃，回到文庙平静的小屋时，他惊异地发现，床边硬土地里居然长出了一根绿意盎然的竹子。这根竹子给身心疲惫的李景汉带来了很多生趣，他决定好好栽培这株幼竹。他用小刀子围着竹子挖了一个一尺多的坑，打了一盆干净水，一杯一杯地向竹子浇去。干渴的土地立刻吸完水分，直到第六杯才汪起一些余水。午夜他就被窸窸的声音吵醒，声音似乎从竹叶中发出。起初他怀疑他加的水让这叶子特快地在生长，后来声音过一阵又停了，又疑心是什么动物在叶中作怪。他尖声向那个方向吹了几声口哨，一个东西从竹子上爬下来，很快便从门缝中跑掉，他想也许是昨天床上的不速之客，也可能是外边跑进来的松鼠或臭鼬。
为了保护幼竹，他找了些碎布碎纸围放在茎干下，又到庙外野地里找了一些有刺的灌木，用几个钉子和绳子，围着竹子搭了个有刺的栅栏。从那天起，只要他在家，一定给竹子浇水，打开门让阳光照入，“竹子因而长得很快，叶子也没有被老鼠啮噬”。雨季来临，竹子长得更快了，长得快到屋顶时，忽然不长了。一天早上，他发现地上有几片落叶，竹茎上老鼠咬了一个洞，于是小心把洞包扎好，又用清水洗过竹叶。为了让阳光能够照到竹子，他先是在适当的角落装上两个镜子，把阳光反射到竹子上，后来找来两块玻璃瓦嵌在屋顶上以便反射阳光，即便他不在家，房门关闭，竹子也可以得到些阳光。
为了解决老鼠之患，他在竹子附近布置了三个捕鼠机，里面放些肉，自此每星期总可以捉到一两只长及二尺的老鼠。国事家事的苦闷给李景汉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只有空闲时间照顾竹友的生活能够给他带来些许心灵的安慰，“本该给家人的亲情都放在这无语而忠实的陪伴身上，它在我生活中变成重要的一角”。
李景汉依古文人的习惯，给自己居住的小屋取名“笙巢”，“笙”拆开为“竹”和“生”两字，合并一起为“竹丛”之意。他用红纸写上“笙巢”二字，横贴在屋门之上，自此常有朋友称他为“笙巢主人”，还有人用“笙巢”作为他的通信地址。他用笔名“笙巢鸟”写过一篇得奖的文章。亲友故旧时来观竹，讲一些有关竹子的逸事和典故。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潘光旦，以典雅的文言文写了一篇《笙巢记》的短文，称“游子之幽怀，羁人之惆怅，昭然如揭，抑亦假此而廑获排遣焉”，“然竹为生趣盎然之物，外直中虚，柔不因风而靡，刚而自得其节，其德最足以妃君子”。
李景汉出于对竹友的深情，事后居然写了一篇英文长文以纪其事，将手稿送给情同手足的美国友人寇普岚（Ab⁃ner Copeland）以填补二人分别后友谊上的空白（后来汪次昕据之译述为《浮生倚“笙巢”——乡村调查先驱李景汉战时自述》）。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B02版）
李景汉（左二）主持的定县调查团队工作照。
192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32岁的青年学者李景汉在北京的北河沿寓所写完了中国近代社会学史上的一篇名文《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不久这篇论文发表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年刊《社会学界》的创刊号上。
这篇论文总结了十余年来国内学者所做的少量科学的社会调查，也对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已经“高唱入云”的社会调查提出了批评意见。在李景汉看来，当时的社会调查从业者多是学生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出于一时的高兴和好奇心投身其中，遇到困难立刻败兴或灰心，他们所发表的不甚可靠或不很精密的调查报告，“不但使热心社会调查的人失望，更易引起一般人的误会，至少予以不良的印象”。他之所以撰写这篇论文，就是要将刚刚兴起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导入科学化的轨道，一方面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仰和赞助，另一方面提醒热心人士充分认识到在中国开展社会调查将要面临重重障碍。
由李景汉来执笔撰写这篇论文是最恰当不过的，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作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代言人。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学者里，论社会调查涉猎面之广、调查成果之丰以及调查经验总结之深，李景汉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社会学前辈陶孟和先生曾称他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
李景汉（1895年—1986年）
北京通州人，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1917年赴美国留学，1924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社会调查所干事等职，兼任燕京大学讲师。1928年主持著名的“定县调查”，此后完成中国首个县域系统实地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5年进入高校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财经学院等校教授。1954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调查研究室主任。编、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等作品。
聚焦于本土的调查统计
1917至1924年，李景汉在美国留学期间，起初他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前排，某日社会问题研究班讨论各国男女人口的分配，当时教员忽问及中国男女人口的性比例，因中国没有此项统计，他只得答以不知。某日又问及关于中国工资涨落的指数，他又无以应对，后又问关于中国土地的分配，他又不能答。这样，每次上课即感局促不安，“每问到中国社会统计时则汗流浃背，如坐针毡，而所选之座位亦由最前排而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最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量[高]者之后矣！”中国无完备的人口、工资、土地等统计使他极受刺激，遂立志毕生从事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工作。
学成回国后，李景汉和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D.Gamble）等人创办北京社会调查社，应陶孟和之邀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即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主任，同时还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兼教社会调查方面的课程。这一阶段，他的社会调查既有城市人力车夫劳务及生活水平、手工艺工人行会组织、底层百姓生活费的调查，也有北京西郊乡村家庭的调查，也有妙峰山朝顶进香等方面的调查。主要成果包括《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妙峰山朝顶进香调查》《二十五年来北京生活费的比较》《北京拉车的苦工》《北京无产阶级调查》《北京的苦相》等文以及《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是李景汉转向从事乡村调查的开始。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没有对“三农”问题的调查研究，就不能抓住中国问题的关键因素。
1928年，李景汉被晏阳初聘任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起初，他对定县社会调查的复杂程度估计严重不足，以为一年之内就可以调查全县的一切社会情况，发现农村的各种问题，“及至到了定县，在农村里住了两个星期，我立刻就觉悟到原有的抱负是作梦了”。随着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工作不断推进，农民对社会调查的理解与配合程度不断增加，李景汉主持的社会调查工作逐步进入佳境。
他越是深入农村，越是感到自己的调查工作还有很多不足，到1935年离开定县时，他说：“虽然在定县一个地方调查的工作，就已经超过了七年之久，可是直到现在，仍有不少的农村现象，我觉得尚未彻底的十分了解，仍是不敢遽下有把握的结论。”其调查成果主要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定县秧歌选》《定县赋税调查报告书》等书，以及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李景汉晚年回忆说：“七年来，调查材料积累极多，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大部分失去了，其中有许多是未来得及整理的。”定县调查是中国社会调查的里程碑式的贡献，为李景汉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社会学家吴泽霖称：“定县的工作一日存在，李先生亦即一日不朽。”
在定县调查的基础上，李景汉提出了以县为单位推动中国社会调查工作的设想。他在《健全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的需要》一文中指出，国内当时的社会调查工作“或私人所作之调查的内容与范围，或为特殊的专题研究，或为一地的概况调查，率皆规模狭小，且各自为谋，不相连属，缺少通盘计划，且有叠床架屋之病。故虽有一些相当的成绩，终属零星片段，实在不足以应付今日的急需”；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首先树立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的基础，具体说就是配合县政改革的需要，将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列为充实县政建设内容之中。他结合定县的经验撰写的《县单位调查统计之实施》《县单位调查统计实施计划》两文，提出了详细的工作方案。不过，令李景汉深感失望的是，定县的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方入轨道，不及半年就因省县政府的人事异动而大受影响。他感慨道：“惟素愿竟未得在一县始终完成，颇觉怅怅耳。”
全面抗战时期，李景汉担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调查主任，和人口研究专家陈达、统计专家戴世光精诚合作，在云南地区围绕中国人口普查问题展开了不少高水准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的集体成果包括《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等。这些调查是云南省、民国时期内政部和清华大学合作的产物，前者负责经费筹集和行政支持，后者负责技术指导，旨在探索出一套可以在国内推广的国情普查经验。这些调查研究规模较大，参与者众多，其中需要的设计、指导、协调、写作任务之繁重也是可想而知的。李景汉作为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三驾马车”之一，必然在其中花费了极大的心血。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仅有《呈贡县的国情普查研究工作》和《呈贡县动态人口调查的实验》两篇解释、说明研究所工作的短文。
《李景汉文集》组编：洪大用 黄家亮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编著：李景汉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社会调查不应只“为调查而调查”
李景汉力主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来源于英美国家流行的社会调查运动，而后者的发轫，最基本的原因是为了应对工业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社会改良倾向。
李景汉一直很强调当时中国的社会调查必须特别重视应用的一面，不能单纯研究学理、求得知识、只“为调查而调查”。他觉得编写整齐的调查资料，漂漂亮亮地装订出来，然后陈列在图书馆里仅供少数人欣赏，就没有充分地发挥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他看重的是调查目的清楚，调查结果可供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的那些社会调查。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事社会研究者，不但要把刀磨得好，也是要随时磨刀、随时切肉”。
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的第一章，李景汉把社会调查的作用概括为十大方面：社会调查能促进产生建设国家的具体办法，能帮助寻出民族自救的出路；社会调查可以快一些使中国成为有条理的现代国家；社会调查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清楚中国民族社会的特点；社会调查是产生中国社会学的基础；社会调查帮助人们彻底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社会调查使有志救国者，尤其是青年，多用理智，少用感情；社会调查使民众具有相当的公民常识，不易受奸人的欺骗；社会调查提高人民的公共精神，增加合作的效率；社会调查能预防灾祸；社会调查可以免除一些国耻。十个方面之中，只有一个方面阐述的是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其余九个方面，概括言之，是希望把社会调查作为一种手段，帮助中国改革积弊，全面走向理性的现代社会治理之途。
李景汉认为，社会调查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发现事实，社会研究则是要解释事实，正确而可行的办法就产生于正确的认识真正的事实。换言之，调查研究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他说：“我们相信，社会及国家，甚至于全世界的人类迟早要走上科学之路的，不但需要物理的工程师来控制自然界，也同样，或尤为需要‘社会工程师’来管理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1928至1935年他参加平教会社会调查工作来配合定县的乡村建设工作，全面抗战时期他参与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和农业普查工作时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都是相信学术可以辅政的实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李景汉不仅在社会调查的应用价值上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对社会学中国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他提供给学术界大量翔实可靠的国情调查统计材料为当时的社会学论著广泛征引；另一方面，他本人在调查材料基础上对中国农村人口和土地问题所发表的专题论文都很有深度。
1930年，他在自己最满意的定县65村5255户人口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四篇具有相当深度的研究论文，涉及华北农村人口结构问题和人口调查技术问题。1936年，他在《定县土地调查》一文中指出：“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这种看法超越了当时强调农业技术改良的诸多乡村建设人士，虽然没有达到中共以革命手段废除土地私有制度的高度，但仍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受社区研究派的偏见影响，认为李景汉重调查轻研究，而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上。事实上，编著者李景汉写作这本书是应广大参观定县人士的希望和要求而先整理出来的一部分概况，并不是深入的专题研究，不能以这本书的特殊性质而概念化他的全部学术追求。
李景汉定县调查手稿。 黄家亮 供图
晚年李景汉。
治愈心灵的笙巢
李景汉给人的一般印象是注重事实和数据的现代社会调查专家。据说在定县调查时，有一位朋友送给他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十”，横批是“加减乘除”，用于描写他日常对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工作。也有人送他一副对联，上联是“座上无鸿儒”，下联是“往来尽白丁”，用于形容他日常接触的多为底层农民，他乐观地加上横批“我行我素”。但是，这些其实都是表象，在内心深处，李景汉有着很深的士人情结，他要以他的工作对民众启蒙，辅助政府与社会团体来实现社会改良。
在日常生活中，李景汉也有鲜为人知的士人趣味。全面抗战时期，他把夫人和三个年幼的子女留在北平，只身南下，由长沙临时大学而西南联合大学，跟家人一别就是十年。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李景汉通常星期一到星期三在昆明教书，星期四到星期六做调查，仅有星期天可以休息。他做调查和研究工作的地点，在距离昆明市外12公里的呈贡县文庙，当时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就设在这里。李景汉居住在文庙正殿朝西的一间单独的小屋，既不受外界干扰，又可享受中午的阳光，屋前一棵独具风格的老松树阴凉蔽顶，松针瑟瑟，对他尤有吸引力。
屋顶漏雨、米饭含砂、行旅艰难，这些外在的艰苦之外，忧心抗战最初三年孤立作战形势的精神负担，使得李景汉感到周围的人们变得麻木不仁，每个人束缚于个人的小天地中，无暇过问他人冷暖。
他自己一时陷入无可自拔的寂寞之中。有一段时间，李景汉因期中考试和空袭的干扰，在昆明城里过了十天，几乎身心崩溃，回到文庙平静的小屋时，他惊异地发现，床边硬土地里居然长出了一根绿意盎然的竹子。这根竹子给身心疲惫的李景汉带来了很多生趣，他决定好好栽培这株幼竹。他用小刀子围着竹子挖了一个一尺多的坑，打了一盆干净水，一杯一杯地向竹子浇去。干渴的土地立刻吸完水分，直到第六杯才汪起一些余水。午夜他就被窸窸的声音吵醒，声音似乎从竹叶中发出。起初他怀疑他加的水让这叶子特快地在生长，后来声音过一阵又停了，又疑心是什么动物在叶中作怪。他尖声向那个方向吹了几声口哨，一个东西从竹子上爬下来，很快便从门缝中跑掉，他想也许是昨天床上的不速之客，也可能是外边跑进来的松鼠或臭鼬。
为了保护幼竹，他找了些碎布碎纸围放在茎干下，又到庙外野地里找了一些有刺的灌木，用几个钉子和绳子，围着竹子搭了个有刺的栅栏。从那天起，只要他在家，一定给竹子浇水，打开门让阳光照入，“竹子因而长得很快，叶子也没有被老鼠啮噬”。雨季来临，竹子长得更快了，长得快到屋顶时，忽然不长了。一天早上，他发现地上有几片落叶，竹茎上老鼠咬了一个洞，于是小心把洞包扎好，又用清水洗过竹叶。为了让阳光能够照到竹子，他先是在适当的角落装上两个镜子，把阳光反射到竹子上，后来找来两块玻璃瓦嵌在屋顶上以便反射阳光，即便他不在家，房门关闭，竹子也可以得到些阳光。
为了解决老鼠之患，他在竹子附近布置了三个捕鼠机，里面放些肉，自此每星期总可以捉到一两只长及二尺的老鼠。国事家事的苦闷给李景汉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只有空闲时间照顾竹友的生活能够给他带来些许心灵的安慰，“本该给家人的亲情都放在这无语而忠实的陪伴身上，它在我生活中变成重要的一角”。
李景汉依古文人的习惯，给自己居住的小屋取名“笙巢”，“笙”拆开为“竹”和“生”两字，合并一起为“竹丛”之意。他用红纸写上“笙巢”二字，横贴在屋门之上，自此常有朋友称他为“笙巢主人”，还有人用“笙巢”作为他的通信地址。他用笔名“笙巢鸟”写过一篇得奖的文章。亲友故旧时来观竹，讲一些有关竹子的逸事和典故。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潘光旦，以典雅的文言文写了一篇《笙巢记》的短文，称“游子之幽怀，羁人之惆怅，昭然如揭，抑亦假此而廑获排遣焉”，“然竹为生趣盎然之物，外直中虚，柔不因风而靡，刚而自得其节，其德最足以妃君子”。
李景汉出于对竹友的深情，事后居然写了一篇英文长文以纪其事，将手稿送给情同手足的美国友人寇普岚（Ab⁃ner Copeland）以填补二人分别后友谊上的空白（后来汪次昕据之译述为《浮生倚“笙巢”——乡村调查先驱李景汉战时自述》）。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B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