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送爽，喜迎国庆，正是缔结良缘的好时节。现代人默认“成婚必着大红”。殊不知，两千多年前周人尚黑；一千多年前，大唐尚红绿；直到明代，凤冠霞帔、满目朱红才成为主流。这一件婚服的演变史，藏着中国人千百年的审美与礼制变迁。
秦汉婚服经典样式复原。
盛唐庶民婚服经典样式复原。
宋代五品官员婚服经典样式复原。
明代三品文官婚服经典样式复原。
周代结婚穿黑红祭服
婚服，一般指新郎新娘婚礼当天穿的礼服。古语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文化中，历来崇礼仪、尚服饰，集二者于一身的婚礼与婚服，是古人最为看重的人生典礼和礼服。那么，如此被看重的婚礼与婚服，究竟起于何时？形制如何？还得从传说中的上古说起。
相传在上古时代，华夏人文始祖伏羲观察天地运行的规律，订立了夫妇婚姻制度。但那时的婚礼和婚服是什么样子，史料中未有记载。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到周朝时，完整的婚礼制度已经形成，还制定了详细的婚礼“实操指南”——《仪礼·士昏礼》。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婚礼写作“昏礼”，并非笔误，而是源于古人都是在黄昏举行婚礼的习俗。那时的人们认为，男子属阳、女子属阴。黄昏时分，太阳西沉，月亮尚未升起，此刻正是天地之气相通交融、阴阳二气流转更替的时刻，这个时候结婚契合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藏着中国人最古朴的宇宙观。
那时，婚礼并不是个欢乐喜庆的仪式。《礼记·昏义》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即婚礼的根本目的在于联系宗族关系，上奉宗庙、下续血脉，人们都很重视它。因此，它的规格遵照祭祀大典，力求肃穆庄严。也正因如此，周代婚服本质上就是祭祀礼服。
周代等级森严，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分别有各自阶层的服饰规制，必须严格遵守。士阶层新郎的婚礼装束为：头戴赤黑色爵弁（音jué biàn，是一种等级仅次于帝王诸侯的冕冠）；上身穿着玄（黑中带红）色上衣，配纁(音xūn，黄中带红）色下裳（类似后世半身裙或围裙的款式），腰间系着黑色腰带，端庄古朴。这套服饰本是士人协助国君祭祀的专属礼服，用于婚礼属于“摄盛”——即在礼制大典中，允许暂时逾越日常等级规制，以此彰显婚礼的殊遇。不过这份优待，仅限士以上贵族阶层，平民无缘沾沐。
玄、纁二色的搭配，也源自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玄色上衣象征天，纁色下裳代表地。身着天地之色成婚，寓意效法天道、顺应乾坤。新娘的婚服同样以玄、纁两种颜色为基调，主要款式采用衣、裳相连的款式，通身都是玄色，没有繁复纹饰，镶纁色边。
总体而言，周代婚服古朴典雅、气象庄重，彰显了华夏文明早期对婚姻神圣性的敬畏。其蕴含的价值理念与仪式氛围，与现代婚礼迥然不同，这也是如今选择正统周制婚服者寥寥的原因。
汉代，正统婚礼仍沿袭周制，婚服以玄纁配色为主。民间却开始逐渐突破自周代以来举行婚礼时不邀请亲友相互祝贺的习俗。婚嫁从私密家族仪式转化为公开社交庆典，迎亲的队伍、喧闹的歌舞、丰盛的宴席，营造出喜庆欢乐的婚礼氛围，也成为展示家业的舞台。婚礼风俗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婚服式样和风格。平民婚礼新郎当天可以“摄盛”，穿士阶层的礼服。新娘则多穿曲裾深衣。深衣是汉族传统服饰，得名于“被体深邃”，特点是将身体深藏不露，风格雍容典雅。其制法为上衣、下裳分裁后再缝合；所谓曲裾，即衣襟加长，由前身绕至身后，再回绕至身前。新娘穿着这样的婚服走路步伐很小，衣摆像花瓣一样缓缓散开，有一种含蓄、内敛的美。
盛唐流行“红官绿娘子”
唐代民风开放。官员百姓都可以穿胡服、女子可以穿男装。但是，像所有朝代一样，不遵守礼制，衣服穿错制式、颜色依旧是大罪！大唐用衣服颜色区分官员品级。官阶不同，服饰颜色就不同，远远一看袍服颜色，就知道这个人官职高低。平民日常只能穿白色、褐色、皂色（黑色的一种细分色）。
唐代天子、太子、在职官员的婚服仍遵循着古老的“玄衣纁裳”传统。民间婚服则画风大变：新郎穿红、新娘着绿。这“红男绿女”的搭配在现代人眼中可能算“另类配色”，在唐代可是明明白白写在官方“各阶层婚服规定”中。《唐六典》中记载，允许平民新郎结婚当天破例穿绛红色官服，民间俗称“红官”。现代主流观点认为，这种官服是没有品级基层办事员的工作服。即便如此，能够穿着绛红色官服也着实让百姓婚礼当天多了些体面与荣光。与新郎的绛红礼服相对，唐代新娘婚服是青色，即后世俗称的“绿娘子”。需要说明的是，唐代的“青”不等同于今天的“绿”，当时是一种尊贵的颜色。新郎新娘婚服一红一青、一阳一阴，正色相配、阴阳相合，是唐人对婚姻圆满的独特注解。也是唐代的礼制给平民婚服留下了一份“限时专属优待”。
在民间婚礼中，不同地区也有变通。在敦煌壁画的唐代《婚嫁图》中，新娘穿着红色齐胸长裙，搭配青色上衣。这种穿搭可能源自地方民俗。红色新娘嫁衣真正成为主流，要到几百年后了。
很长一段时期，大众存在一种审美误区，认为红、绿搭配不素雅，甚至土气。日常穿搭、礼服选择都会刻意避开。近些年，传统文化复兴蔚然成风。弘扬国学的综艺节目、大量服化道考究的古装影视作品，直观鲜活地推动了中华传统美学的科普。越来越多年轻人读懂了“红男绿女”背后的大唐气韵，这份独属于盛唐的复古婚嫁美学，逐渐成为新式国风婚礼的热门选择。
宋代皇族婚服依旧遵循古礼体系。普通官员穿着本级公服（平时办公穿的官服）；太学生、有品级官员的子孙结婚当天可以“摄盛”穿九品公服。普通百姓新郎只能穿皂色衫。重大典礼中，宋代百官穿的朝服都是红色，区分等级主要看官员头上戴的冠和身上的各种绶佩。红色官袍渐渐成了人们心中代表吉祥顺遂的服饰符号。
南宋朝廷对服饰礼制的管束没有那么严苛，再加上南宋市井文化愈发繁荣，民间大众的审美喜好慢慢盖过了礼制约束。个别富贵人家举行婚礼时，新郎开始私下偷偷穿红袍。红罗大袖衫搭配同色系红长裙，也成了民间新娘婚嫁的主流装扮。这为之后近千年中式婚礼以大红为主的审美定下了基调。
明代婚服进入全红时代
如今公认最经典的中式全红婚服，定型于明代。根据五行理论，明代将正红色定为王朝国色。这里的正红是指不掺杂其他色彩的纯正红色，也被称为“真红”“大红”。《大明会典》规定，各个级别命妇的礼服都是正红，婚礼时可穿，从制度上彻底终结了隋唐以来女性礼服崇尚青色的千年传统。与此同时，还规定民间百姓不允许穿正红色衣服，只能使用浅红色。
明代官员婚礼的婚服就是自己品阶的朝服，均为正红色。和新娘所穿命妇礼服颜色统一。按照摄盛传统，明代允许平民新郎、新娘在婚礼当天临时穿着九品官员、命妇的正红色礼服。至此新郎新娘婚服开启全红时代，正红色成为中式婚礼的主流色调，延续数百年直至今日。
明代中后期，民间礼制管理松弛。民间婚礼中，新娘的正红婚服开始搭配“凤冠霞帔”，这套组合搭配逐步成为深入人心的新娘标志性符号，至今仍是国人心中最正统、最受欢迎的传统婚服。
清代后，满汉两族的婚嫁衣装，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差异一眼便能分清。先说汉族婚服，清代官方强制汉族男子推行“剃发易服”政令，日常衣衫必须改随满族服饰。举行婚礼的时候，有品级的汉族官员将官服当作婚服；平民新郎则穿着长袍马褂。对于汉族女子服饰，官府管束宽松许多。民间汉族新娘依旧以凤冠霞帔为婚服标配。只是形制悄然改良，比如繁复的大袖礼服简化为端庄立领红袄、大红马面裙……褪去几分隆重，多了几分温婉、家常。
再看满族婚服，始终坚守本民族特色。满族新郎大婚多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或是圆顶小帽；满族新娘则一身精致旗装，衣身遍绣牡丹、福寿等吉祥纹样，头上梳标志性“两把头”，晚清后又演变为华丽“大拉翅”，脚下搭配独有的盆底旗鞋，民族风韵十足。
晚清、民初时期，西风东渐，社会思潮巨变，传统婚服迎来颠覆性变革。但国人并未全盘照搬西式白纱，而是兼容并蓄、融合古今，开创了中西合璧的新式婚嫁美学。上世纪30年代，官方进一步规范婚礼制式：集体婚礼中，新郎着蓝袍黑马褂，新娘穿长款粉旗袍，配西式头纱与手捧花。千年传承的红盖头，逐渐演变为轻盈雅致的西式头纱。但偏远乡村的人们却还完整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全套红色婚俗。凤冠霞帔、红袄红裙依旧是老百姓婚服的不变选择。一城一乡，两种婚嫁风光，像两个平行世界，勾勒出当时婚服的独特风貌。
婚服从来不止一袭衣衫，它承载着历代国人对婚姻的理解，清晰映照出礼制更迭与民间风俗的演变。如今生活富足，新人可以随心选择心仪婚服款式，彰显个性。近几年，伴随民族文化持续复兴，刻在国人血脉里的文化认同感不断觉醒，传统婚服也由此焕发全新生机，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欢迎。一袭传统婚服，既是东方浪漫礼仪的具象呈现，也是对中华婚嫁文脉生生不息的深情守望与接续。
▲明代画家仇英所绘《清明上河图》中体现当时婚嫁场景的画面。
追根溯源
大婚“披红”源自“登科”
中式婚礼新郎披红挂彩的习俗，不是为了热闹的简单装饰，其源头可追溯至古代科举。它本是读书人金榜题名后专属的荣耀礼制，千年来从科场吉俗慢慢融入民间婚仪。
现存最早把“中状元”和“披红”这两件事明确写在一起的文字，出自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的杂剧《状元堂陈母教子》。从该剧描写的情节中可以看到，读书人中状元后，身披红绸、骑马游街，是当时公认的考取功名后彰显荣耀的仪式。
明代的省级科举考试结束后，所有考中的新科举人都要统一换上正式的礼服，头上簪宫花、身上披红绸，集体拜谒完孔庙，再热热闹闹去参加鹿鸣宴。老百姓觉得这份中举的风光特别吉利，就把这套礼仪搬到了婚礼上，给新郎也斜披红绸、披红挂彩，让新婚也能拥有和金榜题名一样的体面，慢慢就有了“小登科”的说法。
八旗原生礼制体系中并无披红婚俗的记载，这也使得清代早期的满族婚礼，未引入这一源自汉地“小登科”传统的仪式。清中期之后满汉交往日益频繁，习俗边界逐渐消融，满族婚礼也开始效仿汉俗为新郎披红，这一融合后的婚俗传承至近代，慢慢演化成婚礼上的红花绶带，沉淀为中式喜庆文化里辨识度极高的经典标识。
巧夺天工
尊贵无双的“织成”
人们谈起古代华服，第一反应是刺绣——针线在已成形的衣料上再添纹彩。可在中国制衣史上，还有一门与刺绣同样古老、同样复杂的技术，叫“织成”。
它的制作，与通常的裁衣之道正好相反。通常整幅丝织品纹样连贯。做衣服时，依衣片裁剪再缝纫。这样一来，连贯的图案常被刀剪切断，成衣上的龙纹、云气、缠枝，往往前后错开、左右不接，对称难求。而“织成”是在织机上就完成一切：工匠下机之前，先要按成衣的形制，在图纸上把前襟、后身、两袖、下摆的位置逐一标出，再分区换色换纹，一处一处地织。织毕展开，恰是一件衣服的平面展开图，只需在腋下、袖底小幅缝合，便是一件完整的衣裳——几无裁剪，纹样天然完整，通身如一。
这种“以织代缝”的巧思，在中国出现得极早。东汉时，“织成”已是朝廷指定的贡品。它之所以尊贵，不只因繁复，更因制度。如明代《大明会典·冠服》限定，衮冕、通天冠等皇帝礼服，以及后妃、命妇的礼服，方可使用“织成”，民间不得使用。
明定陵出土了大量丝织品，有不少为“织成”。如皇帝袍料中有织金妆花缎直身袍，它是以大型蘑菇状云作为地纹，在前后襟、衣袖和衬摆部分织出姿态各异、矫健雄伟的各种龙纹。图案一气贯通，无断无缺，让现代人得以了解当年“织成”背后那份穷极工巧的皇家气度。
供图：北京服装学院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第十一版）
纁
秋风送爽，喜迎国庆，正是缔结良缘的好时节。现代人默认“成婚必着大红”。殊不知，两千多年前周人尚黑；一千多年前，大唐尚红绿；直到明代，凤冠霞帔、满目朱红才成为主流。这一件婚服的演变史，藏着中国人千百年的审美与礼制变迁。
秦汉婚服经典样式复原。
盛唐庶民婚服经典样式复原。
宋代五品官员婚服经典样式复原。
明代三品文官婚服经典样式复原。
周代结婚穿黑红祭服
婚服，一般指新郎新娘婚礼当天穿的礼服。古语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文化中，历来崇礼仪、尚服饰，集二者于一身的婚礼与婚服，是古人最为看重的人生典礼和礼服。那么，如此被看重的婚礼与婚服，究竟起于何时？形制如何？还得从传说中的上古说起。
相传在上古时代，华夏人文始祖伏羲观察天地运行的规律，订立了夫妇婚姻制度。但那时的婚礼和婚服是什么样子，史料中未有记载。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到周朝时，完整的婚礼制度已经形成，还制定了详细的婚礼“实操指南”——《仪礼·士昏礼》。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婚礼写作“昏礼”，并非笔误，而是源于古人都是在黄昏举行婚礼的习俗。那时的人们认为，男子属阳、女子属阴。黄昏时分，太阳西沉，月亮尚未升起，此刻正是天地之气相通交融、阴阳二气流转更替的时刻，这个时候结婚契合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藏着中国人最古朴的宇宙观。
那时，婚礼并不是个欢乐喜庆的仪式。《礼记·昏义》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即婚礼的根本目的在于联系宗族关系，上奉宗庙、下续血脉，人们都很重视它。因此，它的规格遵照祭祀大典，力求肃穆庄严。也正因如此，周代婚服本质上就是祭祀礼服。
周代等级森严，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分别有各自阶层的服饰规制，必须严格遵守。士阶层新郎的婚礼装束为：头戴赤黑色爵弁（音jué biàn，是一种等级仅次于帝王诸侯的冕冠）；上身穿着玄（黑中带红）色上衣，配纁(音xūn，黄中带红）色下裳（类似后世半身裙或围裙的款式），腰间系着黑色腰带，端庄古朴。这套服饰本是士人协助国君祭祀的专属礼服，用于婚礼属于“摄盛”——即在礼制大典中，允许暂时逾越日常等级规制，以此彰显婚礼的殊遇。不过这份优待，仅限士以上贵族阶层，平民无缘沾沐。
玄、纁二色的搭配，也源自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玄色上衣象征天，纁色下裳代表地。身着天地之色成婚，寓意效法天道、顺应乾坤。新娘的婚服同样以玄、纁两种颜色为基调，主要款式采用衣、裳相连的款式，通身都是玄色，没有繁复纹饰，镶纁色边。
总体而言，周代婚服古朴典雅、气象庄重，彰显了华夏文明早期对婚姻神圣性的敬畏。其蕴含的价值理念与仪式氛围，与现代婚礼迥然不同，这也是如今选择正统周制婚服者寥寥的原因。
汉代，正统婚礼仍沿袭周制，婚服以玄纁配色为主。民间却开始逐渐突破自周代以来举行婚礼时不邀请亲友相互祝贺的习俗。婚嫁从私密家族仪式转化为公开社交庆典，迎亲的队伍、喧闹的歌舞、丰盛的宴席，营造出喜庆欢乐的婚礼氛围，也成为展示家业的舞台。婚礼风俗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婚服式样和风格。平民婚礼新郎当天可以“摄盛”，穿士阶层的礼服。新娘则多穿曲裾深衣。深衣是汉族传统服饰，得名于“被体深邃”，特点是将身体深藏不露，风格雍容典雅。其制法为上衣、下裳分裁后再缝合；所谓曲裾，即衣襟加长，由前身绕至身后，再回绕至身前。新娘穿着这样的婚服走路步伐很小，衣摆像花瓣一样缓缓散开，有一种含蓄、内敛的美。
盛唐流行“红官绿娘子”
唐代民风开放。官员百姓都可以穿胡服、女子可以穿男装。但是，像所有朝代一样，不遵守礼制，衣服穿错制式、颜色依旧是大罪！大唐用衣服颜色区分官员品级。官阶不同，服饰颜色就不同，远远一看袍服颜色，就知道这个人官职高低。平民日常只能穿白色、褐色、皂色（黑色的一种细分色）。
唐代天子、太子、在职官员的婚服仍遵循着古老的“玄衣纁裳”传统。民间婚服则画风大变：新郎穿红、新娘着绿。这“红男绿女”的搭配在现代人眼中可能算“另类配色”，在唐代可是明明白白写在官方“各阶层婚服规定”中。《唐六典》中记载，允许平民新郎结婚当天破例穿绛红色官服，民间俗称“红官”。现代主流观点认为，这种官服是没有品级基层办事员的工作服。即便如此，能够穿着绛红色官服也着实让百姓婚礼当天多了些体面与荣光。与新郎的绛红礼服相对，唐代新娘婚服是青色，即后世俗称的“绿娘子”。需要说明的是，唐代的“青”不等同于今天的“绿”，当时是一种尊贵的颜色。新郎新娘婚服一红一青、一阳一阴，正色相配、阴阳相合，是唐人对婚姻圆满的独特注解。也是唐代的礼制给平民婚服留下了一份“限时专属优待”。
在民间婚礼中，不同地区也有变通。在敦煌壁画的唐代《婚嫁图》中，新娘穿着红色齐胸长裙，搭配青色上衣。这种穿搭可能源自地方民俗。红色新娘嫁衣真正成为主流，要到几百年后了。
很长一段时期，大众存在一种审美误区，认为红、绿搭配不素雅，甚至土气。日常穿搭、礼服选择都会刻意避开。近些年，传统文化复兴蔚然成风。弘扬国学的综艺节目、大量服化道考究的古装影视作品，直观鲜活地推动了中华传统美学的科普。越来越多年轻人读懂了“红男绿女”背后的大唐气韵，这份独属于盛唐的复古婚嫁美学，逐渐成为新式国风婚礼的热门选择。
宋代皇族婚服依旧遵循古礼体系。普通官员穿着本级公服（平时办公穿的官服）；太学生、有品级官员的子孙结婚当天可以“摄盛”穿九品公服。普通百姓新郎只能穿皂色衫。重大典礼中，宋代百官穿的朝服都是红色，区分等级主要看官员头上戴的冠和身上的各种绶佩。红色官袍渐渐成了人们心中代表吉祥顺遂的服饰符号。
南宋朝廷对服饰礼制的管束没有那么严苛，再加上南宋市井文化愈发繁荣，民间大众的审美喜好慢慢盖过了礼制约束。个别富贵人家举行婚礼时，新郎开始私下偷偷穿红袍。红罗大袖衫搭配同色系红长裙，也成了民间新娘婚嫁的主流装扮。这为之后近千年中式婚礼以大红为主的审美定下了基调。
明代婚服进入全红时代
如今公认最经典的中式全红婚服，定型于明代。根据五行理论，明代将正红色定为王朝国色。这里的正红是指不掺杂其他色彩的纯正红色，也被称为“真红”“大红”。《大明会典》规定，各个级别命妇的礼服都是正红，婚礼时可穿，从制度上彻底终结了隋唐以来女性礼服崇尚青色的千年传统。与此同时，还规定民间百姓不允许穿正红色衣服，只能使用浅红色。
明代官员婚礼的婚服就是自己品阶的朝服，均为正红色。和新娘所穿命妇礼服颜色统一。按照摄盛传统，明代允许平民新郎、新娘在婚礼当天临时穿着九品官员、命妇的正红色礼服。至此新郎新娘婚服开启全红时代，正红色成为中式婚礼的主流色调，延续数百年直至今日。
明代中后期，民间礼制管理松弛。民间婚礼中，新娘的正红婚服开始搭配“凤冠霞帔”，这套组合搭配逐步成为深入人心的新娘标志性符号，至今仍是国人心中最正统、最受欢迎的传统婚服。
清代后，满汉两族的婚嫁衣装，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差异一眼便能分清。先说汉族婚服，清代官方强制汉族男子推行“剃发易服”政令，日常衣衫必须改随满族服饰。举行婚礼的时候，有品级的汉族官员将官服当作婚服；平民新郎则穿着长袍马褂。对于汉族女子服饰，官府管束宽松许多。民间汉族新娘依旧以凤冠霞帔为婚服标配。只是形制悄然改良，比如繁复的大袖礼服简化为端庄立领红袄、大红马面裙……褪去几分隆重，多了几分温婉、家常。
再看满族婚服，始终坚守本民族特色。满族新郎大婚多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或是圆顶小帽；满族新娘则一身精致旗装，衣身遍绣牡丹、福寿等吉祥纹样，头上梳标志性“两把头”，晚清后又演变为华丽“大拉翅”，脚下搭配独有的盆底旗鞋，民族风韵十足。
晚清、民初时期，西风东渐，社会思潮巨变，传统婚服迎来颠覆性变革。但国人并未全盘照搬西式白纱，而是兼容并蓄、融合古今，开创了中西合璧的新式婚嫁美学。上世纪30年代，官方进一步规范婚礼制式：集体婚礼中，新郎着蓝袍黑马褂，新娘穿长款粉旗袍，配西式头纱与手捧花。千年传承的红盖头，逐渐演变为轻盈雅致的西式头纱。但偏远乡村的人们却还完整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全套红色婚俗。凤冠霞帔、红袄红裙依旧是老百姓婚服的不变选择。一城一乡，两种婚嫁风光，像两个平行世界，勾勒出当时婚服的独特风貌。
婚服从来不止一袭衣衫，它承载着历代国人对婚姻的理解，清晰映照出礼制更迭与民间风俗的演变。如今生活富足，新人可以随心选择心仪婚服款式，彰显个性。近几年，伴随民族文化持续复兴，刻在国人血脉里的文化认同感不断觉醒，传统婚服也由此焕发全新生机，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欢迎。一袭传统婚服，既是东方浪漫礼仪的具象呈现，也是对中华婚嫁文脉生生不息的深情守望与接续。
▲明代画家仇英所绘《清明上河图》中体现当时婚嫁场景的画面。
追根溯源
大婚“披红”源自“登科”
中式婚礼新郎披红挂彩的习俗，不是为了热闹的简单装饰，其源头可追溯至古代科举。它本是读书人金榜题名后专属的荣耀礼制，千年来从科场吉俗慢慢融入民间婚仪。
现存最早把“中状元”和“披红”这两件事明确写在一起的文字，出自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的杂剧《状元堂陈母教子》。从该剧描写的情节中可以看到，读书人中状元后，身披红绸、骑马游街，是当时公认的考取功名后彰显荣耀的仪式。
明代的省级科举考试结束后，所有考中的新科举人都要统一换上正式的礼服，头上簪宫花、身上披红绸，集体拜谒完孔庙，再热热闹闹去参加鹿鸣宴。老百姓觉得这份中举的风光特别吉利，就把这套礼仪搬到了婚礼上，给新郎也斜披红绸、披红挂彩，让新婚也能拥有和金榜题名一样的体面，慢慢就有了“小登科”的说法。
八旗原生礼制体系中并无披红婚俗的记载，这也使得清代早期的满族婚礼，未引入这一源自汉地“小登科”传统的仪式。清中期之后满汉交往日益频繁，习俗边界逐渐消融，满族婚礼也开始效仿汉俗为新郎披红，这一融合后的婚俗传承至近代，慢慢演化成婚礼上的红花绶带，沉淀为中式喜庆文化里辨识度极高的经典标识。
巧夺天工
尊贵无双的“织成”
人们谈起古代华服，第一反应是刺绣——针线在已成形的衣料上再添纹彩。可在中国制衣史上，还有一门与刺绣同样古老、同样复杂的技术，叫“织成”。
它的制作，与通常的裁衣之道正好相反。通常整幅丝织品纹样连贯。做衣服时，依衣片裁剪再缝纫。这样一来，连贯的图案常被刀剪切断，成衣上的龙纹、云气、缠枝，往往前后错开、左右不接，对称难求。而“织成”是在织机上就完成一切：工匠下机之前，先要按成衣的形制，在图纸上把前襟、后身、两袖、下摆的位置逐一标出，再分区换色换纹，一处一处地织。织毕展开，恰是一件衣服的平面展开图，只需在腋下、袖底小幅缝合，便是一件完整的衣裳——几无裁剪，纹样天然完整，通身如一。
这种“以织代缝”的巧思，在中国出现得极早。东汉时，“织成”已是朝廷指定的贡品。它之所以尊贵，不只因繁复，更因制度。如明代《大明会典·冠服》限定，衮冕、通天冠等皇帝礼服，以及后妃、命妇的礼服，方可使用“织成”，民间不得使用。
明定陵出土了大量丝织品，有不少为“织成”。如皇帝袍料中有织金妆花缎直身袍，它是以大型蘑菇状云作为地纹，在前后襟、衣袖和衬摆部分织出姿态各异、矫健雄伟的各种龙纹。图案一气贯通，无断无缺，让现代人得以了解当年“织成”背后那份穷极工巧的皇家气度。
供图：北京服装学院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第十一版）
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