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
展期：展至2026年10月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中国文字的源头，远比甲骨文更为久远。从已知出土最早的贾湖遗址契刻符号至今约八千年间，中国文字的发展不断流转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本次展览是我国在“十四五”期间实施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汇报展，精选了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系统展示了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
张掖太守虎符西汉
齐国陶片战国·齐
“蜜鉨”铜玺战国·楚
“小臣墙”记事刻辞牛骨商代
“王命传”龙节战国·楚
“土方入侵”涂朱卜骨商代
“作册奂”卣西周
睡虎地简牍《质日》（部分）西汉图源/《睡虎地西汉简牍》第一卷《质日》（中西书局出版）
古汉字的先声是陶文符号
古文字是指从殷商到秦汉这一时期的汉字。商代甲骨文已完全具备记录语言的功能，西周文字已趋书写的规范化和构形模式的形声化。春秋文字处于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并在字体风格和用字习惯方面开始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战国文字构形系统已发展完善，不同区系文字地域特征更为鲜明，秦系文字上承西周文字，历经春秋战国的发展，到秦代形成古文字的最终形态——小篆和古隶。汉字系统经过秦汉之际的进一步隶变，实现了形体的古今转换。
在商代甲骨上出现文字之前，中华大地上有没有更早的文字？从已知甲骨上成体系的文字来推测，在此之前应该有更为早期的文字雏形，经过长期的演化后，凝结为商代成熟的文字系统。
其实古人早已对汉字起源问题进行过广泛的猜想与研究，可归纳为五种：一是认为八卦就是最古老的文字，由伏羲（一作庖牺氏）仰观天象、俯察大地与万物后创立；二是结绳记事；三为刻契，指在竹片、木片或其他材料上刻画条痕、符号以记事；四为史皇作图，指上古传说黄帝之臣史皇开始描绘物象图画；五就是最流行的仓颉造字说。
与此相对照的是考古工作者从出土文物中得到的一系列实证：淮河流域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文符号；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陶文符号、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和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的刻画符号、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江南地区崧泽文化的陶文刻画符号和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等。
商之前的夏代有没有文字产生？这是人们迫切想知道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在比较确定的夏代遗址中发掘出近似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实物。在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的一些零星文字符号，特别是一只陶尊的腹部刻着类似太阳与山峰的图案，依稀透露出夏代文字的踪迹。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有明显的朱书符号，被很多学者认定是“文”字。但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未能为夏代文字的存在提供确定无疑的证明。
甲骨上占卜记事的文字
因此，根据迄今为止的发现，我们仍把甲骨文作为汉字的源头。商代甲骨大部分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西周甲骨主要出土于陕西宝鸡周原和周公庙遗址。商代有字甲骨已知约16万片，内容涉及殷商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汉字的童年与这块土地上那些久远的王朝遗址一样，被掩埋在厚厚的黄土之下。而甲骨文的出世发生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北京，由国子监祭酒（清代太学负责人）王懿荣在煎药时偶然发现，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随后加入研究队伍。自1928年以来，几代考古工作者在殷墟遗址发现刻辞甲骨十余万片。一片小小甲骨的发现，翻动了中国的上古历史。
本展对古文字的追溯是从甲骨文开始的。出土的甲骨多为残片，散落的信息极难识别，因此，对其进行缀合（亦称拼合）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前提。传统缀合方法有据字体缀合、据残字缀合、据碴口缀合、据同文缀合等。观众在展柜中看到的片片甲骨都凝结了研究人员的辛劳。
经研究发现，商代人通常使用甲骨来占卜祸福，指导行动。制作一块占卜甲骨要经过整治—钻凿—灼烧—占兆的过程：占卜前要对龟腹甲或牛肩胛骨进行削、刮、磨，使表面平整，再在背面挖或钻出圆形的“钻”、长条形的“凿”，最后灼烧见兆，视兆纹形态判断吉凶。负责占卜的贞人会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这片甲骨上，同时将占卜时间、所问之事、占验结果，甚至事后应验情况刻写在卜兆旁，这一切构成了卜辞。
殷墟卜辞按占卜主体是商王还是贵族长（当时称“子”），分作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子卜辞）两大类，再根据具体的字体风格对两大类内部情况进行不断的细分。其内容涉及商周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战争、祭祀、生育、气象、农业、百工等内容，是研究当时社会的宝贵记录。
其中承载丰富信息的一片名为“土方入侵”涂朱卜骨，是罗振玉《殷虚书契菁华》著录的著名大版之一，正反两面均有涂朱大字刻辞。卜辞内容记载了商王武丁时期多场王朝边境附近的异族入侵，以及奴隶从监狱中逃亡等事件。刻辞中的“土方”，指位于商王朝西北部与商敌对的方国。
另一件是著名的“小臣墙”记事刻辞牛骨，披露了战争后的信息。记录了商晚期小臣墙（小臣是官职名，王的近臣，墙为名字，一说是商王武丁之子，无定论）与敌对方进行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取得赫赫战功，共抓获俘虏24人，割取敌人首级1570个，另获车辆、兵器等。战后，还举行了献俘礼，并进行了赏赐。
当然更多的卜骨涉及日常生活，比如“卜雨”卜骨，问近期是否会下雨。“逐鹿”卜骨为占卜王在某地狩猎野鹿会不会遇到灾祸，
验辞记载王最后擒获了鹿。
商周文明由青铜铭文传递
商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也最早出现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从商周至秦汉，各个时代的铭文提供了上层社会活动较为完整的信息，内容涉及册命封赏、征伐纪功、礼法契约、家族世系等，是研究政治制度、军事活动、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及语言文字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由于商代金文处于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铭文以族徽、日名（商代以天干字为祖先命名的称名方式，如祖甲、父乙、母辛等）为主。目前所见商代铭文多属于商代晚期，内容普遍简短，至商末才出现长铭文。
到了西周，金文无论从内容还是铸刻工艺上都进入了黄金时代。西周金文字数远超商代，铭文内容也更丰富。西周早期，关于战事、政治、封赐等事件的长篇铭文开始出现；中期常见记录周王在宫廷进行册命之礼的铭文，流行“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之类文辞；晚期除册命礼之外，也有关于战争、土地诉讼等内容。金文字体则由雄健转向规整。春秋时期，因诸侯割据一方，不再听从周王室的号令，铸文的地域分化开始明显。
对各个时期的铭文进行识读之后，学者们发现其内容涉及几个重要方面。一是建立分封制。周本为小国，崛起于西北，在推翻庞大的商之后，为迅速巩固统治，不得不将周王室分封到各地，以诸侯建制保卫周室，其中姬姓诸侯占据重要区域，形成拱卫王室、控制天下的政治地理格局。
宗室关系显得愈发紧要。周王室以宗法制度立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嫡庶长幼，各有分属。分封制与宗法制并行相辅，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格局。随之而来是一套规整精细的礼仪制度，不仅用以考察诸侯的忠诚程度，而且作为最佳的宣教形式，便于传播与沿袭，从而代代相传，周而复始，守护周王室的权威性。
毫无疑问，西周青铜器是礼制的实物载体，礼器的核心作用是定名分、辨尊卑。礼器上的铭文记载宗庙祭祀、册命赏赐、宴飨朝会等内容，与记载礼仪的文献可以相互印证，诠释出“宗子维城、礼乐安邦”的治国理念。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收藏的“作册奂”卣（yǒu）为西周早期礼器，2021年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识读铭文“太保墉燕，延□燕侯宫”可知，“太保”即西周初年重臣召公奭（shì），“燕”系其封地。据1986年琉璃河M1193出土的克罍（léi）、克盉上的铭文记载，太保并未实际就封，周天子册命太保之子克为燕侯，并让其负责团结周边部族。
新出土的这件作册奂卣证明，太保曾亲临燕地，主持燕的筑城事宜。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的最早文献，也是实证北京三千年都城史的珍贵资料。“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则记录了太保在燕侯的宫殿中举行宴飨，并对作册奂有所赏赐。作册奂因而铸造了这件卣记录此事，并用它来祭祀其父。
从西周进入东周，乱世随之来临，诸侯们纷纷各自为政，遂因不同的地域统治产生了不同的金文风格。本展一大看点是将各区域铭文进行了分类梳理，辟以单独的展柜陈列，方便观众区分理解。
齐系文字是以齐国为中心的鲁、邾、滕、莒等国的铜器铭文，逐渐形成一种颇具特色的东方文字体系，并一直延续使用到战国。晋系文字涵盖了韩、赵、魏、中山、郑、卫等北方国文字。楚系文字覆盖范围不但十分广阔，其字形也最具美学特征。自春秋中叶以来，以楚国为中心的文化圈，除吴、越、徐、蔡、宋这些较大的国家外，还包括汉、淮二水之间星罗棋布的小国。这一地区的铜器铭文经常使用一种通体颀长、颇具装饰性的字体。
最后是秦系文字。周室东迁后，秦国在宗周故地立国，文字继承了西周传统，变化慢而晚。战国时期，为提高书写效率，秦文字出现以方折和平直的笔画代替圆转和弧线的书写方式，从而也牵动字形结构的相应调整。展柜中摆放了不同重量的秦始皇诏铜权，以示秦统一天下的气势与政令实施的精细程度。
秦立国虽短，却为后世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汉承秦制，紧挨着秦权的是汉文物。其中尤以西汉“张掖太守”虎符最为抢眼。虎符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流行于汉代。此为汉王朝为张掖太守所颁虎符，现只存一半，铭文“张掖左一”为错银工艺。
方寸之间的民生点滴
青铜器上的铭文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小小印章上的文字却常被忽略。展方专为方寸之间的汉字另辟一个单元，将铜印、陶文印、封泥和砖文归于一类，方便观众欣赏。
战国时期，印章使用广泛，类别丰富，主要分官玺和私玺，还有成语玺和肖形玺。先秦秦汉玺印钤盖于泥团之上，用于封缄简牍文书、贵重器物等，即成封泥。战国陶文除部分刻画文字外，多数为玺印文。因此，封泥、陶文都与玺印相关，是研究战国官职制度、社会生产、姓氏人名的重要材料。玺印的制作独具匠心，不仅体现出战国文字的鲜明地域特色，也彰显战国时期镌刻的高超艺术水准。
先秦秦汉时期以书写、刻画等方式施于陶质器皿和砖瓦上的文字，内容主要为人名、地名、数字、容积、吉语等，是探究当时手工业生产、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展柜中一块厚实的长方形陶质刻文砖，上刻《公羊传》部分文字，反映了东汉社会对构建大一统治国思想的重视。
简帛上见秦汉社会生活
比起青铜器来，简帛无疑是最适合书写的载体，可惜不易保存。考古发现的简帛多以秦汉时期为主。
经考证，简牍所记载的典籍内容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载六大门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得益于简牍的出土，久已失传的典籍重见天日，使今人能够更多地看到古代文献的真实面目。
《春秋事语》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之一，现存16章，每章各记一事，前后并不连贯，所涉史事的时间范围大体与《左传》相近，各章所记之事，大多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等书。全篇重在议论，记事较为简略，但仍有可以补充传世典籍之处。
简帛中保存下来最多的是文书。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各级政府通过文书下达指令，上报回复，从而实现国家政令和地方行政的有效管理。还有大量的私人文书随简牍被发掘出来，内容主要包括书信、账簿、质日等，许多都呈现了基层小吏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境况。
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的敦煌马圈湾汉简，1979年出土于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内容为戍卒家书，晚辈“来卿”向家中长辈问安，提及春寒时节，叮嘱添衣进食，言辞恳切，生动再现了两千年前汉代边塞的思乡之情。
卜筮祷祠类文书，记录人们因疾病、出行、生计等事由而进行贞问、祈祷和祭祀的情形，反映了古人的忧虑、困扰与期盼，也展现出当时的鬼神观念和祭祀规则。
荆州博物馆收藏的谢家桥1号汉墓竹牍“告地书”模仿现实生活中的迁徙公文，为死者办理迁徙地下事宜，记录有墓主下葬的时间、籍贯、爵位、名字、随葬的奴婢和器物等内容。相当于将“户口”从阳间迁至阴间，并按照生前的等级享受免除徭役等待遇。此类因助丧、送葬、随葬等事项而形成的文字记录，生动地反映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
来自湖北省考古研究院的云梦睡虎地汉简“十二年质日”整齐排放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占据了一个长长的展柜。所谓“质日”，相当于两千多年前的“日历本”或“工作日志”。这类简牍通常先写好一年的日期，再在相应日期下记录事情：有公务出行、收发文书、办理政务，也有个人生活中的琐事。通过《质日》，我们不仅可以了解秦汉时期地方官府怎样办事、文书怎样流转，也能看到基层小吏每天的奔走、劳作与生活压力。它让宏大的历史变得具体可感。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秦汉简牍上的鲜活墨迹，从殷墟卜辞的神秘，到商周青铜铭文的凝重，无不印证了古文字体系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历程。五千年来，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
本版摄影/王建南（除署名外）
《北京青年报》（2026年09月24日第九版）
展览：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
展期：展至2026年10月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中国文字的源头，远比甲骨文更为久远。从已知出土最早的贾湖遗址契刻符号至今约八千年间，中国文字的发展不断流转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本次展览是我国在“十四五”期间实施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汇报展，精选了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系统展示了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
张掖太守虎符西汉
齐国陶片战国·齐
“蜜鉨”铜玺战国·楚
“小臣墙”记事刻辞牛骨商代
“王命传”龙节战国·楚
“土方入侵”涂朱卜骨商代
“作册奂”卣西周
睡虎地简牍《质日》（部分）西汉图源/《睡虎地西汉简牍》第一卷《质日》（中西书局出版）
古汉字的先声是陶文符号
古文字是指从殷商到秦汉这一时期的汉字。商代甲骨文已完全具备记录语言的功能，西周文字已趋书写的规范化和构形模式的形声化。春秋文字处于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并在字体风格和用字习惯方面开始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战国文字构形系统已发展完善，不同区系文字地域特征更为鲜明，秦系文字上承西周文字，历经春秋战国的发展，到秦代形成古文字的最终形态——小篆和古隶。汉字系统经过秦汉之际的进一步隶变，实现了形体的古今转换。
在商代甲骨上出现文字之前，中华大地上有没有更早的文字？从已知甲骨上成体系的文字来推测，在此之前应该有更为早期的文字雏形，经过长期的演化后，凝结为商代成熟的文字系统。
其实古人早已对汉字起源问题进行过广泛的猜想与研究，可归纳为五种：一是认为八卦就是最古老的文字，由伏羲（一作庖牺氏）仰观天象、俯察大地与万物后创立；二是结绳记事；三为刻契，指在竹片、木片或其他材料上刻画条痕、符号以记事；四为史皇作图，指上古传说黄帝之臣史皇开始描绘物象图画；五就是最流行的仓颉造字说。
与此相对照的是考古工作者从出土文物中得到的一系列实证：淮河流域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文符号；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陶文符号、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和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的刻画符号、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江南地区崧泽文化的陶文刻画符号和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等。
商之前的夏代有没有文字产生？这是人们迫切想知道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在比较确定的夏代遗址中发掘出近似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实物。在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的一些零星文字符号，特别是一只陶尊的腹部刻着类似太阳与山峰的图案，依稀透露出夏代文字的踪迹。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有明显的朱书符号，被很多学者认定是“文”字。但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未能为夏代文字的存在提供确定无疑的证明。
甲骨上占卜记事的文字
因此，根据迄今为止的发现，我们仍把甲骨文作为汉字的源头。商代甲骨大部分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西周甲骨主要出土于陕西宝鸡周原和周公庙遗址。商代有字甲骨已知约16万片，内容涉及殷商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汉字的童年与这块土地上那些久远的王朝遗址一样，被掩埋在厚厚的黄土之下。而甲骨文的出世发生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北京，由国子监祭酒（清代太学负责人）王懿荣在煎药时偶然发现，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随后加入研究队伍。自1928年以来，几代考古工作者在殷墟遗址发现刻辞甲骨十余万片。一片小小甲骨的发现，翻动了中国的上古历史。
本展对古文字的追溯是从甲骨文开始的。出土的甲骨多为残片，散落的信息极难识别，因此，对其进行缀合（亦称拼合）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前提。传统缀合方法有据字体缀合、据残字缀合、据碴口缀合、据同文缀合等。观众在展柜中看到的片片甲骨都凝结了研究人员的辛劳。
经研究发现，商代人通常使用甲骨来占卜祸福，指导行动。制作一块占卜甲骨要经过整治—钻凿—灼烧—占兆的过程：占卜前要对龟腹甲或牛肩胛骨进行削、刮、磨，使表面平整，再在背面挖或钻出圆形的“钻”、长条形的“凿”，最后灼烧见兆，视兆纹形态判断吉凶。负责占卜的贞人会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这片甲骨上，同时将占卜时间、所问之事、占验结果，甚至事后应验情况刻写在卜兆旁，这一切构成了卜辞。
殷墟卜辞按占卜主体是商王还是贵族长（当时称“子”），分作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子卜辞）两大类，再根据具体的字体风格对两大类内部情况进行不断的细分。其内容涉及商周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战争、祭祀、生育、气象、农业、百工等内容，是研究当时社会的宝贵记录。
其中承载丰富信息的一片名为“土方入侵”涂朱卜骨，是罗振玉《殷虚书契菁华》著录的著名大版之一，正反两面均有涂朱大字刻辞。卜辞内容记载了商王武丁时期多场王朝边境附近的异族入侵，以及奴隶从监狱中逃亡等事件。刻辞中的“土方”，指位于商王朝西北部与商敌对的方国。
另一件是著名的“小臣墙”记事刻辞牛骨，披露了战争后的信息。记录了商晚期小臣墙（小臣是官职名，王的近臣，墙为名字，一说是商王武丁之子，无定论）与敌对方进行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取得赫赫战功，共抓获俘虏24人，割取敌人首级1570个，另获车辆、兵器等。战后，还举行了献俘礼，并进行了赏赐。
当然更多的卜骨涉及日常生活，比如“卜雨”卜骨，问近期是否会下雨。“逐鹿”卜骨为占卜王在某地狩猎野鹿会不会遇到灾祸，
验辞记载王最后擒获了鹿。
商周文明由青铜铭文传递
商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也最早出现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从商周至秦汉，各个时代的铭文提供了上层社会活动较为完整的信息，内容涉及册命封赏、征伐纪功、礼法契约、家族世系等，是研究政治制度、军事活动、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及语言文字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由于商代金文处于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铭文以族徽、日名（商代以天干字为祖先命名的称名方式，如祖甲、父乙、母辛等）为主。目前所见商代铭文多属于商代晚期，内容普遍简短，至商末才出现长铭文。
到了西周，金文无论从内容还是铸刻工艺上都进入了黄金时代。西周金文字数远超商代，铭文内容也更丰富。西周早期，关于战事、政治、封赐等事件的长篇铭文开始出现；中期常见记录周王在宫廷进行册命之礼的铭文，流行“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之类文辞；晚期除册命礼之外，也有关于战争、土地诉讼等内容。金文字体则由雄健转向规整。春秋时期，因诸侯割据一方，不再听从周王室的号令，铸文的地域分化开始明显。
对各个时期的铭文进行识读之后，学者们发现其内容涉及几个重要方面。一是建立分封制。周本为小国，崛起于西北，在推翻庞大的商之后，为迅速巩固统治，不得不将周王室分封到各地，以诸侯建制保卫周室，其中姬姓诸侯占据重要区域，形成拱卫王室、控制天下的政治地理格局。
宗室关系显得愈发紧要。周王室以宗法制度立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嫡庶长幼，各有分属。分封制与宗法制并行相辅，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格局。随之而来是一套规整精细的礼仪制度，不仅用以考察诸侯的忠诚程度，而且作为最佳的宣教形式，便于传播与沿袭，从而代代相传，周而复始，守护周王室的权威性。
毫无疑问，西周青铜器是礼制的实物载体，礼器的核心作用是定名分、辨尊卑。礼器上的铭文记载宗庙祭祀、册命赏赐、宴飨朝会等内容，与记载礼仪的文献可以相互印证，诠释出“宗子维城、礼乐安邦”的治国理念。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收藏的“作册奂”卣（yǒu）为西周早期礼器，2021年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识读铭文“太保墉燕，延□燕侯宫”可知，“太保”即西周初年重臣召公奭（shì），“燕”系其封地。据1986年琉璃河M1193出土的克罍（léi）、克盉上的铭文记载，太保并未实际就封，周天子册命太保之子克为燕侯，并让其负责团结周边部族。
新出土的这件作册奂卣证明，太保曾亲临燕地，主持燕的筑城事宜。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的最早文献，也是实证北京三千年都城史的珍贵资料。“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则记录了太保在燕侯的宫殿中举行宴飨，并对作册奂有所赏赐。作册奂因而铸造了这件卣记录此事，并用它来祭祀其父。
从西周进入东周，乱世随之来临，诸侯们纷纷各自为政，遂因不同的地域统治产生了不同的金文风格。本展一大看点是将各区域铭文进行了分类梳理，辟以单独的展柜陈列，方便观众区分理解。
齐系文字是以齐国为中心的鲁、邾、滕、莒等国的铜器铭文，逐渐形成一种颇具特色的东方文字体系，并一直延续使用到战国。晋系文字涵盖了韩、赵、魏、中山、郑、卫等北方国文字。楚系文字覆盖范围不但十分广阔，其字形也最具美学特征。自春秋中叶以来，以楚国为中心的文化圈，除吴、越、徐、蔡、宋这些较大的国家外，还包括汉、淮二水之间星罗棋布的小国。这一地区的铜器铭文经常使用一种通体颀长、颇具装饰性的字体。
最后是秦系文字。周室东迁后，秦国在宗周故地立国，文字继承了西周传统，变化慢而晚。战国时期，为提高书写效率，秦文字出现以方折和平直的笔画代替圆转和弧线的书写方式，从而也牵动字形结构的相应调整。展柜中摆放了不同重量的秦始皇诏铜权，以示秦统一天下的气势与政令实施的精细程度。
秦立国虽短，却为后世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汉承秦制，紧挨着秦权的是汉文物。其中尤以西汉“张掖太守”虎符最为抢眼。虎符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流行于汉代。此为汉王朝为张掖太守所颁虎符，现只存一半，铭文“张掖左一”为错银工艺。
方寸之间的民生点滴
青铜器上的铭文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小小印章上的文字却常被忽略。展方专为方寸之间的汉字另辟一个单元，将铜印、陶文印、封泥和砖文归于一类，方便观众欣赏。
战国时期，印章使用广泛，类别丰富，主要分官玺和私玺，还有成语玺和肖形玺。先秦秦汉玺印钤盖于泥团之上，用于封缄简牍文书、贵重器物等，即成封泥。战国陶文除部分刻画文字外，多数为玺印文。因此，封泥、陶文都与玺印相关，是研究战国官职制度、社会生产、姓氏人名的重要材料。玺印的制作独具匠心，不仅体现出战国文字的鲜明地域特色，也彰显战国时期镌刻的高超艺术水准。
先秦秦汉时期以书写、刻画等方式施于陶质器皿和砖瓦上的文字，内容主要为人名、地名、数字、容积、吉语等，是探究当时手工业生产、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展柜中一块厚实的长方形陶质刻文砖，上刻《公羊传》部分文字，反映了东汉社会对构建大一统治国思想的重视。
简帛上见秦汉社会生活
比起青铜器来，简帛无疑是最适合书写的载体，可惜不易保存。考古发现的简帛多以秦汉时期为主。
经考证，简牍所记载的典籍内容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载六大门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得益于简牍的出土，久已失传的典籍重见天日，使今人能够更多地看到古代文献的真实面目。
《春秋事语》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之一，现存16章，每章各记一事，前后并不连贯，所涉史事的时间范围大体与《左传》相近，各章所记之事，大多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等书。全篇重在议论，记事较为简略，但仍有可以补充传世典籍之处。
简帛中保存下来最多的是文书。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各级政府通过文书下达指令，上报回复，从而实现国家政令和地方行政的有效管理。还有大量的私人文书随简牍被发掘出来，内容主要包括书信、账簿、质日等，许多都呈现了基层小吏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境况。
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的敦煌马圈湾汉简，1979年出土于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内容为戍卒家书，晚辈“来卿”向家中长辈问安，提及春寒时节，叮嘱添衣进食，言辞恳切，生动再现了两千年前汉代边塞的思乡之情。
卜筮祷祠类文书，记录人们因疾病、出行、生计等事由而进行贞问、祈祷和祭祀的情形，反映了古人的忧虑、困扰与期盼，也展现出当时的鬼神观念和祭祀规则。
荆州博物馆收藏的谢家桥1号汉墓竹牍“告地书”模仿现实生活中的迁徙公文，为死者办理迁徙地下事宜，记录有墓主下葬的时间、籍贯、爵位、名字、随葬的奴婢和器物等内容。相当于将“户口”从阳间迁至阴间，并按照生前的等级享受免除徭役等待遇。此类因助丧、送葬、随葬等事项而形成的文字记录，生动地反映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
来自湖北省考古研究院的云梦睡虎地汉简“十二年质日”整齐排放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占据了一个长长的展柜。所谓“质日”，相当于两千多年前的“日历本”或“工作日志”。这类简牍通常先写好一年的日期，再在相应日期下记录事情：有公务出行、收发文书、办理政务，也有个人生活中的琐事。通过《质日》，我们不仅可以了解秦汉时期地方官府怎样办事、文书怎样流转，也能看到基层小吏每天的奔走、劳作与生活压力。它让宏大的历史变得具体可感。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秦汉简牍上的鲜活墨迹，从殷墟卜辞的神秘，到商周青铜铭文的凝重，无不印证了古文字体系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历程。五千年来，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
本版摄影/王建南（除署名外）
《北京青年报》（2026年09月24日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