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兹奖带来的数学热，让丘成桐再一次备受关注。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让丘成桐十分高兴。他对媒体说，期待未来在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能做出最顶尖的成果。
近日，新京报记者在北京怀柔见到这位数学家。当时正值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期间，为了方便跟学者们交流，丘成桐直接住在怀柔，从早到晚参加学术会议。即便在密集的安排下，77岁的他仍保持每天早晚各一小时的运动习惯。
“AI能够汇集既有知识、推动常规工作，但无法替代人类独有的原创思考、瞬时迸发的灵感以及对科学真理与自然之美的永恒求索。”台下坐着几百位年轻学子，有正在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也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青年学者。他们注视着这位学界泰斗，听他讲创造力的不可替代，讲数学的未来，讲基础研究的“无用之用”。
基础科学的回报，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丘成桐十分清楚这一点。1976年，27岁的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推动解决了纯数学领域的诸多问题。到1984年，在第一次弦论革命期间，卡拉比-丘流形成为理解弦论真空结构的基石，影响至理论物理。而这份耐心，恰恰是当下最稀缺的东西。
“年轻人应该走自己的路。”丘成桐常常这样说。二十多岁时，他的老师陈省身先生给他写下一行字：“薪传有人，愿共勉之”，希望他发扬自己开创的整体微分几何，此后丘成桐在几何上有所光大，奠定了现代几何分析的基础，具体方向与老师并不相同。对于自己的学生，丘成桐希望他们“做自己喜欢的方向，最终目标是在学问上做出自己的事业。”
“做真正的学问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也正因此，他呼吁给年轻人自由开放的环境，让他们接触大师、产生激情、独立成长——中国数学要成为世界一流，要靠一代代年轻人在中国的土壤上走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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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基础科学发展
“基础科学研究不能只看重短期回报”
新京报：中国基础科学近年来发展如何？
丘成桐：这几年，中国基础科学变化很大。从海外回流的学者不少，既有中国留学生，也有从海外回来的知名华人学者；不仅如此，一些非华裔学者也到中国来做研究。我们（北京）雁栖湖应用研究院就有近40%的研究员是非华裔。这些顶尖学者的聚集对学术研究氛围产生了正向影响，我认为这很重要。
经过这十几二十年的深耕，我们的年轻人进步很大，一部分是海外回来的，一部分是国内自己培养的。自己培养很重要，要接好班。年轻人培养出来，慢慢就会形成一片肥沃的土壤，让良好的研究风气稳固下来。目前，不少世界一流学者也愿意到中国来。
我们的研究基本上能跟上世界潮流，但还没有能力引领世界潮流。希望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年轻人，也希望年轻人在中国的土壤上做出世界一流的成就和突破，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新京报：你一直倡议重视、支持一些短期内看似起不到大作用、被很多人称为“无用之学”的基础科学研究，为什么？
丘成桐：为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我们需要发展应用科学，这与重视基础研究完全不矛盾。可以拿出一定比例来支持“无用之学”，也就是有深度的、基础性的学问。这类学问通常不可能在两三年内就应用于工业或社会，一般要五年到十年后才显现其价值；但一旦得到应用，就会整体改变学问的广度和深度，这是国家最需要的。
我认为，相关部门在拨款时应适当进行比例分配，例如，25%给基础科学研究。同时，希望基础科学的研究能从对大自然奥秘的兴趣、对工业问题背后原理出发，由好奇心和探索欲来驱动，而不是只看重短期回报。这一点非常重要。
新京报：你觉得，短期内看不到成效的基础科学，与强调尽快落地的产业导向的“有用之学”，两者矛盾吗？
丘成桐：其实并不矛盾。一个颠覆性技术成果，假设比现有技术好十倍，投资公司一般是不敢投的，因为太超前，风险巨大，他们不敢冒险。工业界投资，通常看到技术比现在好25%左右，就愿意投，因为不需要改变太快、冒太大风险。
所谓“无用之学”，其实是有用的，只不过要五年或十年后才见效。但公司看重的是股票市值，涨不涨得了，投资就要慎重。这就是问题所在：太看重短期的资金回报了。
这类研究需要政府来资助，政府可以做更长远的投资。我们说科技强国、科技兴国，就是要解决“卡脖子”问题，这就必须依靠基础科学的长期积累。
新京报：你也主张让学生自由探索，应如何平衡“有用”与“无用”？
丘成桐：就好比两军对垒，要守，也要攻。解决“卡脖子”问题，就好比是“守”——人家不让你学，要想办法解决。但解决“卡脖子”问题，本质上仍是解决别人提出的问题。真正科学的进步，不只是解决别人提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整个工业或科技本身真正产生的问题。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往往与别人完全不同，这正是中国实现“0到1”突破的关键。
如果我们做出自己的东西，在学问上有独创性，别人没有，就得来学我们，我们反过来就可以“卡他们的脖子”。所以，一攻一守，两军对垒，不能只守不攻，一定要攻守兼备。做一些不属于“卡脖子”问题的研究，其实是进攻的重要一步。现在中国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攻和守需要有一定分配。
新京报：你是否鼓励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或基础科学问题时使用AI？
丘成桐：AI对问问题这件事并不太在行。现在它所能做的是解答一些现有的问题，AI在找文献、处理数据、计算等方面做得很好。但对我来讲，做学问最重要的，是怎么问问题。自己还是要花时间思考，先把要问的问题找出来，然后可以借助AI去查、验证：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做过？有什么参考？这样能获得很多帮助。但依赖AI全部解决问题，没有太大意义。
新京报：设想一下，如果你年轻时就有AI，你的数学研究会有什么不同？
丘成桐：AI可能有坏处，但好处也很多。很多人忘记了一件事——做学问，思考是最重要的，创造力始终是最核心的。有了AI帮助，人往往因为已经得到想要的答案，反而不敢去问更重要的问题。科学家在思考时，提出一个问题，即便有了解答，还要在此后不停往下追问。
这就好像爬山，爬到一段之后，经过自己的努力，看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那个层次上再走一步、再走一步，走了几十年，最后看到宏大的景观。但如果刚开始爬，AI就帮你在小问题上解决了，你可能就满足了，不会去看下一步。因为一个题目，不单是答案重要，找答案的过程可能更重要——这个过程里能看到的东西，跟答案本身一样重要。
新京报：近期陶哲轩、邓煜等25位科学家联合发布声明，反对AI对数学研究的破坏。对于AI对数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您怎么看？
丘成桐：随着AI的发展，数学学科会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但我们现在还看不清楚，AI将如何冲击整个学问。面对这种冲击，我们要把持得住。目前来看，AI为基础科学发展带来很多变数。我们掌握的人工智能工具还不够，同时又面对一些政策壁垒，期望我们本身的大模型能够改进，就比如望远镜出现之后推动了天文学发展，但如果只有人家能用，我们不能用，就吃亏了。
谈研究与评价
“过多追求‘帽子’、人才奖励会阻碍自由探索”
新京报：7月23日菲尔兹奖正式公布，王虹和邓煜获奖。你当时感受如何？
丘成桐：我通过网络看了他们领奖的情形，非常兴奋。中国数学终于进入一个重要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我们有机会世界领先。王虹、邓煜的科研培训、成果突破是在国外完成的，希望未来我们的学者在本土也能走出自己的路，做出重要成果。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种本科在本土、成果在海外的情况？
丘成桐：坦白讲，我们国家的大学教育这十几年才比较成功。不是说在某个大学做过学生，就表示教育是成功的。假如王虹、邓煜不在法国、不在MIT学习，就无法获得更广阔的视野，无法接触到更丰富多元的学术资源，可能做不到今天这一步。目前来看，中国的本科教育已经比较成熟，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世界水平，但研究院还没有能力做出第一流的研究。
第一流的研究要在研究院里产生，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院建设上花大力气。当下，求真书院由一些杰出学者带领，他们会带动研究生水平的提高。能不能在国内大学做出世界一流研究成果，未来五年是最大的考验。一旦第一次在中国本土做出世界一流学问，就会带动更大范围的进步。我期望这件事五年内完成。
新京报：你觉得五年能完成吗？
丘成桐：假如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真正鼓励基础科学的研究，放手让年轻人在研究上自由探索，五年之内完成绝对没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往往有种种原因会限制年轻人的想法，譬如过多“帽子”、人才奖励，这些奖励在某些情形下或许有好处，但数量太多，为争取这些花费大量精力，导致年轻人为了拿奖励而做科研，这是错误的做法。希望这个问题不会加剧。
新京报：过多追求“帽子”、人才奖励，会如何阻碍学生长期自由探索？
丘成桐：中国人从小到大都特别重视别人的评价。但真正的学问，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应该走自己的路，看到某个问题很有趣，就会全身心投入研究，而不是因为想着“我要做院士”就赶快改变自己做学问的方向，这才是最重要的。真正值得奖励的学问，是从好奇心和兴趣出发。如果总想着“我要拿个青千”“我要拿个杰青”，就变成了要依靠外界的评价，才觉得有意义。如果功利思想过于严重，完全为了好处才做学问，永远做不好。
新京报：你曾提到希望他们能够回国任教，这件事有进展吗？
丘成桐：我曾对媒体说过邀请他们回国。真要回国，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能发挥所长，否则回国没有意义。我们要有一片很好的土壤和环境，让他们回来能够发展、能够继续做研究，我才敢邀请他们来，否则就是浪费人才。如果回来以后只是在菲尔兹奖光环之下到处走走，虽然薪水加了几十倍，如果自己就不做研究了，太可惜了。这样对他们不好，对我们也不好。
目前至少在求真书院，我想我们有这个能力和条件。他们如果能回来，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做成世界一流的学问。
丘成桐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新京报记者 林周楠 摄
谈研究与天赋
“真正做研究，跟天赋有关系，但不大”
新京报：很多人说，王虹和邓煜这次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赋。你觉得天赋的重要性有多大？
丘成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怎样进入世界一流的环境。对他们两位，尤其是王虹，从广西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进入国内一流学校，需要一个途径——高考、竞赛等等，的确需要一些天赋，但天赋其实不是做出好学问最主要的原因，只是一个进阶的方法。通过高考、竞赛进了北大，之后又去了法国、去了MIT，在那里发挥所长。
真正做研究，跟天赋有点关系。更重要的是环境。家庭要有一个充分的环境，让孩子能够思考，这是最重要的。我想，60%以上的孩子都有天赋。最终成长不是因为天赋，而是整个人生走过的路、积累的经验——能不能承受失败，因为做研究，失败的情形可能在90%以上，失败的时候还愿意继续下去，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新京报：你之前说，让学生在初中之前不要过早去学习真正的数学研究。为什么？
丘成桐：初中以前，小学生真正要学的数学并不难。重要的是，12岁以下的孩子，最好多培养对大自然、对数学本身的兴趣，让他觉得数学不是可怕的东西，把感情培养出来。
到了初中以后，感情和兴趣都培养起来了，就可以开始学真正的方法和工具，这些要在中学阶段掌握，到了大学才能真正发挥工具的作用。工具本身并不可爱，但工具是必须的。例如，乘法表是可以通过推导得出的，但是如果不肯背乘法表，计算就会遇到很多麻烦，不可能每次看到乘法都从头推导一遍。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例子。我想说的是，要成为学者，最基本的工具一定要学好，不管多困难都要学。
新京报：你认为培养对数学的兴趣这件事，难吗？
丘成桐：不难。前提是，老师要懂得怎么讲。有些问题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让小孩子能够懂得它的意义；也可以讲讲数学家的故事，很多是很有趣的。但是现在的老师们一般不讲这些，只是担心学生考试分数不够高，要求学生赶快刷题、懂得怎么做题就好。但是题目刷多了，学生本来有兴趣也变得没兴趣了。
新京报：所以你非常不鼓励刷题。
丘成桐：不鼓励。刷题有很多毛病，总是倾向于用一种固定的套路来解题，基本上不鼓励思考，要求学生像做题机器。但一个好的学者，看一个题目不可能只看一种解法，而是五花八门，每一种不同的方法都有它的意义，都需要去思考。
新京报：可能很多家长说，我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孩子，有时候不得不刷题，这种情况怎么办？
丘成桐：高考有一千多万考生，不可能每个人都对数学、对科学研究有兴趣，但至少要有一部分学生，保持对做学问的兴趣，以做学问的态度来对待学习。就算只保留一小部分，人数也不少了，一千多万里面能有一批就很好。
新京报：为什么鼓励青少年与大科学家面对面交流？
丘成桐：所有科学的发展，一定要从培养青少年开始，他们是未来的接班人。古往今来，很多重要的科学成果都是年轻时候做出来的，二十多岁就开始有突破的比比皆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功夫培养青少年。
让他们和顶尖的科学家对话很重要，激励年轻人、让他们看到标杆，从而有一个追赶的方向。一旦有了这种接触，心里就会产生情感，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重要。有了深厚的情感之后，年轻人很快就能做出很好的成果。
谈人才与环境
“逆境可以出人才，顺境也可以出人才”
新京报：你的父亲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丘成桐：父亲是学哲学的，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对人生、对社会、对学问，都要从大局来看，不是只看一个小问题。这对我很重要。研究一门学问，要从不同方向了解它。
我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要养活家里8个孩子，很困难才坚持下来。我那时就学会一切要靠自己，清楚要自己寻找出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懂得了怎么自立，怎么走出自己的路来。
新京报：你认同逆境出人才吗？
丘成桐：当然逆境可以出人才，但顺境也可以出人才。很多古代学者生活条件很好，也出了很多人才。包括牛顿、高斯、笛卡尔等，他们家境并不困顿，所以表面上的顺境或逆境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有很多心理上的“逆境”——想做的东西就是做不成，往往要花很大功夫克服心理障碍。同时要不停地学习，这两者相辅相成。
新京报：你在多次采访中都提到，年轻人能不能经历失败的话题。
丘成桐：我一辈子做研究，所有好的研究至少要两三年，不可能一下子成功，不可能“今天我有个想法，明天就解决了”，要花很多功夫，不停地想，不停地努力，失败几十次以后才可能成功。
失败当然总是会有的，这是常态；问题是失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没有前途了？很多年轻人半夜里觉得天要垮下来了，没办法向前走，有些人就去做别的了，跟研究完全断绝关系；假如失败以后，并不觉得自己的失败很可笑，把失败原因找出来，同时不停向前走，有不怕失败的韧劲，这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根据你的习惯，做研究想不出来时，会做些什么？
丘成桐：对我来讲，看诗词、看古文，就好像很多朋友太紧张时弹弹琴、唱唱歌来放松神经一样。我不懂唱歌，也不懂弹琴，所以看诗词、吟诵一下，也差不多。而且这不单是放松，对境界也有提升。诗词、古文，它们的境界一般相当深远，可以从中看到对人生的看法、对大自然的看法。比如，讲山水、讲下雪，但是看诗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对境界会有提升。
新京报：我们常常把学问划分为文科和理科，好像两者完全分开。你觉得诗歌和数学有什么关系？
丘成桐：诗歌一方面是对自己感情的排遣，也能够将人生里的想法表现出来，把对朋友、家人的爱表达出来，或者把大自然的美丽歌颂出来。这其实跟我们做研究时的心情一样，看到某个科学的重要现象或者问题出现时，也会很想把这个有趣的大自然的问题研究明白。
数学的范围其实很广，一些社会规律也是数学要研究的对象，这跟文学有相通之处，只是文学看到的是美的部分、能够用感情写出来的部分，数学在看到美的同时，还会促进对这个事物深层次的了解。文学从美来看，数学从真来看，真跟美其实混合在一起，不可能分开。没有真的美是假的，没有美的真也不存在。真实而简单的东西，表现出来总是美的。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2版）
菲尔兹奖带来的数学热，让丘成桐再一次备受关注。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让丘成桐十分高兴。他对媒体说，期待未来在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能做出最顶尖的成果。
近日，新京报记者在北京怀柔见到这位数学家。当时正值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期间，为了方便跟学者们交流，丘成桐直接住在怀柔，从早到晚参加学术会议。即便在密集的安排下，77岁的他仍保持每天早晚各一小时的运动习惯。
“AI能够汇集既有知识、推动常规工作，但无法替代人类独有的原创思考、瞬时迸发的灵感以及对科学真理与自然之美的永恒求索。”台下坐着几百位年轻学子，有正在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也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青年学者。他们注视着这位学界泰斗，听他讲创造力的不可替代，讲数学的未来，讲基础研究的“无用之用”。
基础科学的回报，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丘成桐十分清楚这一点。1976年，27岁的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推动解决了纯数学领域的诸多问题。到1984年，在第一次弦论革命期间，卡拉比-丘流形成为理解弦论真空结构的基石，影响至理论物理。而这份耐心，恰恰是当下最稀缺的东西。
“年轻人应该走自己的路。”丘成桐常常这样说。二十多岁时，他的老师陈省身先生给他写下一行字：“薪传有人，愿共勉之”，希望他发扬自己开创的整体微分几何，此后丘成桐在几何上有所光大，奠定了现代几何分析的基础，具体方向与老师并不相同。对于自己的学生，丘成桐希望他们“做自己喜欢的方向，最终目标是在学问上做出自己的事业。”
“做真正的学问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也正因此，他呼吁给年轻人自由开放的环境，让他们接触大师、产生激情、独立成长——中国数学要成为世界一流，要靠一代代年轻人在中国的土壤上走出自己的路。
扫码观看完整访谈视频。
谈中国基础科学发展
“基础科学研究不能只看重短期回报”
新京报：中国基础科学近年来发展如何？
丘成桐：这几年，中国基础科学变化很大。从海外回流的学者不少，既有中国留学生，也有从海外回来的知名华人学者；不仅如此，一些非华裔学者也到中国来做研究。我们（北京）雁栖湖应用研究院就有近40%的研究员是非华裔。这些顶尖学者的聚集对学术研究氛围产生了正向影响，我认为这很重要。
经过这十几二十年的深耕，我们的年轻人进步很大，一部分是海外回来的，一部分是国内自己培养的。自己培养很重要，要接好班。年轻人培养出来，慢慢就会形成一片肥沃的土壤，让良好的研究风气稳固下来。目前，不少世界一流学者也愿意到中国来。
我们的研究基本上能跟上世界潮流，但还没有能力引领世界潮流。希望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年轻人，也希望年轻人在中国的土壤上做出世界一流的成就和突破，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新京报：你一直倡议重视、支持一些短期内看似起不到大作用、被很多人称为“无用之学”的基础科学研究，为什么？
丘成桐：为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我们需要发展应用科学，这与重视基础研究完全不矛盾。可以拿出一定比例来支持“无用之学”，也就是有深度的、基础性的学问。这类学问通常不可能在两三年内就应用于工业或社会，一般要五年到十年后才显现其价值；但一旦得到应用，就会整体改变学问的广度和深度，这是国家最需要的。
我认为，相关部门在拨款时应适当进行比例分配，例如，25%给基础科学研究。同时，希望基础科学的研究能从对大自然奥秘的兴趣、对工业问题背后原理出发，由好奇心和探索欲来驱动，而不是只看重短期回报。这一点非常重要。
新京报：你觉得，短期内看不到成效的基础科学，与强调尽快落地的产业导向的“有用之学”，两者矛盾吗？
丘成桐：其实并不矛盾。一个颠覆性技术成果，假设比现有技术好十倍，投资公司一般是不敢投的，因为太超前，风险巨大，他们不敢冒险。工业界投资，通常看到技术比现在好25%左右，就愿意投，因为不需要改变太快、冒太大风险。
所谓“无用之学”，其实是有用的，只不过要五年或十年后才见效。但公司看重的是股票市值，涨不涨得了，投资就要慎重。这就是问题所在：太看重短期的资金回报了。
这类研究需要政府来资助，政府可以做更长远的投资。我们说科技强国、科技兴国，就是要解决“卡脖子”问题，这就必须依靠基础科学的长期积累。
新京报：你也主张让学生自由探索，应如何平衡“有用”与“无用”？
丘成桐：就好比两军对垒，要守，也要攻。解决“卡脖子”问题，就好比是“守”——人家不让你学，要想办法解决。但解决“卡脖子”问题，本质上仍是解决别人提出的问题。真正科学的进步，不只是解决别人提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整个工业或科技本身真正产生的问题。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往往与别人完全不同，这正是中国实现“0到1”突破的关键。
如果我们做出自己的东西，在学问上有独创性，别人没有，就得来学我们，我们反过来就可以“卡他们的脖子”。所以，一攻一守，两军对垒，不能只守不攻，一定要攻守兼备。做一些不属于“卡脖子”问题的研究，其实是进攻的重要一步。现在中国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攻和守需要有一定分配。
新京报：你是否鼓励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或基础科学问题时使用AI？
丘成桐：AI对问问题这件事并不太在行。现在它所能做的是解答一些现有的问题，AI在找文献、处理数据、计算等方面做得很好。但对我来讲，做学问最重要的，是怎么问问题。自己还是要花时间思考，先把要问的问题找出来，然后可以借助AI去查、验证：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做过？有什么参考？这样能获得很多帮助。但依赖AI全部解决问题，没有太大意义。
新京报：设想一下，如果你年轻时就有AI，你的数学研究会有什么不同？
丘成桐：AI可能有坏处，但好处也很多。很多人忘记了一件事——做学问，思考是最重要的，创造力始终是最核心的。有了AI帮助，人往往因为已经得到想要的答案，反而不敢去问更重要的问题。科学家在思考时，提出一个问题，即便有了解答，还要在此后不停往下追问。
这就好像爬山，爬到一段之后，经过自己的努力，看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那个层次上再走一步、再走一步，走了几十年，最后看到宏大的景观。但如果刚开始爬，AI就帮你在小问题上解决了，你可能就满足了，不会去看下一步。因为一个题目，不单是答案重要，找答案的过程可能更重要——这个过程里能看到的东西，跟答案本身一样重要。
新京报：近期陶哲轩、邓煜等25位科学家联合发布声明，反对AI对数学研究的破坏。对于AI对数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您怎么看？
丘成桐：随着AI的发展，数学学科会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但我们现在还看不清楚，AI将如何冲击整个学问。面对这种冲击，我们要把持得住。目前来看，AI为基础科学发展带来很多变数。我们掌握的人工智能工具还不够，同时又面对一些政策壁垒，期望我们本身的大模型能够改进，就比如望远镜出现之后推动了天文学发展，但如果只有人家能用，我们不能用，就吃亏了。
谈研究与评价
“过多追求‘帽子’、人才奖励会阻碍自由探索”
新京报：7月23日菲尔兹奖正式公布，王虹和邓煜获奖。你当时感受如何？
丘成桐：我通过网络看了他们领奖的情形，非常兴奋。中国数学终于进入一个重要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我们有机会世界领先。王虹、邓煜的科研培训、成果突破是在国外完成的，希望未来我们的学者在本土也能走出自己的路，做出重要成果。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种本科在本土、成果在海外的情况？
丘成桐：坦白讲，我们国家的大学教育这十几年才比较成功。不是说在某个大学做过学生，就表示教育是成功的。假如王虹、邓煜不在法国、不在MIT学习，就无法获得更广阔的视野，无法接触到更丰富多元的学术资源，可能做不到今天这一步。目前来看，中国的本科教育已经比较成熟，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世界水平，但研究院还没有能力做出第一流的研究。
第一流的研究要在研究院里产生，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院建设上花大力气。当下，求真书院由一些杰出学者带领，他们会带动研究生水平的提高。能不能在国内大学做出世界一流研究成果，未来五年是最大的考验。一旦第一次在中国本土做出世界一流学问，就会带动更大范围的进步。我期望这件事五年内完成。
新京报：你觉得五年能完成吗？
丘成桐：假如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真正鼓励基础科学的研究，放手让年轻人在研究上自由探索，五年之内完成绝对没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往往有种种原因会限制年轻人的想法，譬如过多“帽子”、人才奖励，这些奖励在某些情形下或许有好处，但数量太多，为争取这些花费大量精力，导致年轻人为了拿奖励而做科研，这是错误的做法。希望这个问题不会加剧。
新京报：过多追求“帽子”、人才奖励，会如何阻碍学生长期自由探索？
丘成桐：中国人从小到大都特别重视别人的评价。但真正的学问，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应该走自己的路，看到某个问题很有趣，就会全身心投入研究，而不是因为想着“我要做院士”就赶快改变自己做学问的方向，这才是最重要的。真正值得奖励的学问，是从好奇心和兴趣出发。如果总想着“我要拿个青千”“我要拿个杰青”，就变成了要依靠外界的评价，才觉得有意义。如果功利思想过于严重，完全为了好处才做学问，永远做不好。
新京报：你曾提到希望他们能够回国任教，这件事有进展吗？
丘成桐：我曾对媒体说过邀请他们回国。真要回国，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能发挥所长，否则回国没有意义。我们要有一片很好的土壤和环境，让他们回来能够发展、能够继续做研究，我才敢邀请他们来，否则就是浪费人才。如果回来以后只是在菲尔兹奖光环之下到处走走，虽然薪水加了几十倍，如果自己就不做研究了，太可惜了。这样对他们不好，对我们也不好。
目前至少在求真书院，我想我们有这个能力和条件。他们如果能回来，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做成世界一流的学问。
丘成桐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新京报记者 林周楠 摄
谈研究与天赋
“真正做研究，跟天赋有关系，但不大”
新京报：很多人说，王虹和邓煜这次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赋。你觉得天赋的重要性有多大？
丘成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怎样进入世界一流的环境。对他们两位，尤其是王虹，从广西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进入国内一流学校，需要一个途径——高考、竞赛等等，的确需要一些天赋，但天赋其实不是做出好学问最主要的原因，只是一个进阶的方法。通过高考、竞赛进了北大，之后又去了法国、去了MIT，在那里发挥所长。
真正做研究，跟天赋有点关系。更重要的是环境。家庭要有一个充分的环境，让孩子能够思考，这是最重要的。我想，60%以上的孩子都有天赋。最终成长不是因为天赋，而是整个人生走过的路、积累的经验——能不能承受失败，因为做研究，失败的情形可能在90%以上，失败的时候还愿意继续下去，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新京报：你之前说，让学生在初中之前不要过早去学习真正的数学研究。为什么？
丘成桐：初中以前，小学生真正要学的数学并不难。重要的是，12岁以下的孩子，最好多培养对大自然、对数学本身的兴趣，让他觉得数学不是可怕的东西，把感情培养出来。
到了初中以后，感情和兴趣都培养起来了，就可以开始学真正的方法和工具，这些要在中学阶段掌握，到了大学才能真正发挥工具的作用。工具本身并不可爱，但工具是必须的。例如，乘法表是可以通过推导得出的，但是如果不肯背乘法表，计算就会遇到很多麻烦，不可能每次看到乘法都从头推导一遍。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例子。我想说的是，要成为学者，最基本的工具一定要学好，不管多困难都要学。
新京报：你认为培养对数学的兴趣这件事，难吗？
丘成桐：不难。前提是，老师要懂得怎么讲。有些问题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让小孩子能够懂得它的意义；也可以讲讲数学家的故事，很多是很有趣的。但是现在的老师们一般不讲这些，只是担心学生考试分数不够高，要求学生赶快刷题、懂得怎么做题就好。但是题目刷多了，学生本来有兴趣也变得没兴趣了。
新京报：所以你非常不鼓励刷题。
丘成桐：不鼓励。刷题有很多毛病，总是倾向于用一种固定的套路来解题，基本上不鼓励思考，要求学生像做题机器。但一个好的学者，看一个题目不可能只看一种解法，而是五花八门，每一种不同的方法都有它的意义，都需要去思考。
新京报：可能很多家长说，我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孩子，有时候不得不刷题，这种情况怎么办？
丘成桐：高考有一千多万考生，不可能每个人都对数学、对科学研究有兴趣，但至少要有一部分学生，保持对做学问的兴趣，以做学问的态度来对待学习。就算只保留一小部分，人数也不少了，一千多万里面能有一批就很好。
新京报：为什么鼓励青少年与大科学家面对面交流？
丘成桐：所有科学的发展，一定要从培养青少年开始，他们是未来的接班人。古往今来，很多重要的科学成果都是年轻时候做出来的，二十多岁就开始有突破的比比皆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功夫培养青少年。
让他们和顶尖的科学家对话很重要，激励年轻人、让他们看到标杆，从而有一个追赶的方向。一旦有了这种接触，心里就会产生情感，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重要。有了深厚的情感之后，年轻人很快就能做出很好的成果。
谈人才与环境
“逆境可以出人才，顺境也可以出人才”
新京报：你的父亲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丘成桐：父亲是学哲学的，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对人生、对社会、对学问，都要从大局来看，不是只看一个小问题。这对我很重要。研究一门学问，要从不同方向了解它。
我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要养活家里8个孩子，很困难才坚持下来。我那时就学会一切要靠自己，清楚要自己寻找出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懂得了怎么自立，怎么走出自己的路来。
新京报：你认同逆境出人才吗？
丘成桐：当然逆境可以出人才，但顺境也可以出人才。很多古代学者生活条件很好，也出了很多人才。包括牛顿、高斯、笛卡尔等，他们家境并不困顿，所以表面上的顺境或逆境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有很多心理上的“逆境”——想做的东西就是做不成，往往要花很大功夫克服心理障碍。同时要不停地学习，这两者相辅相成。
新京报：你在多次采访中都提到，年轻人能不能经历失败的话题。
丘成桐：我一辈子做研究，所有好的研究至少要两三年，不可能一下子成功，不可能“今天我有个想法，明天就解决了”，要花很多功夫，不停地想，不停地努力，失败几十次以后才可能成功。
失败当然总是会有的，这是常态；问题是失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没有前途了？很多年轻人半夜里觉得天要垮下来了，没办法向前走，有些人就去做别的了，跟研究完全断绝关系；假如失败以后，并不觉得自己的失败很可笑，把失败原因找出来，同时不停向前走，有不怕失败的韧劲，这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根据你的习惯，做研究想不出来时，会做些什么？
丘成桐：对我来讲，看诗词、看古文，就好像很多朋友太紧张时弹弹琴、唱唱歌来放松神经一样。我不懂唱歌，也不懂弹琴，所以看诗词、吟诵一下，也差不多。而且这不单是放松，对境界也有提升。诗词、古文，它们的境界一般相当深远，可以从中看到对人生的看法、对大自然的看法。比如，讲山水、讲下雪，但是看诗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对境界会有提升。
新京报：我们常常把学问划分为文科和理科，好像两者完全分开。你觉得诗歌和数学有什么关系？
丘成桐：诗歌一方面是对自己感情的排遣，也能够将人生里的想法表现出来，把对朋友、家人的爱表达出来，或者把大自然的美丽歌颂出来。这其实跟我们做研究时的心情一样，看到某个科学的重要现象或者问题出现时，也会很想把这个有趣的大自然的问题研究明白。
数学的范围其实很广，一些社会规律也是数学要研究的对象，这跟文学有相通之处，只是文学看到的是美的部分、能够用感情写出来的部分，数学在看到美的同时，还会促进对这个事物深层次的了解。文学从美来看，数学从真来看，真跟美其实混合在一起，不可能分开。没有真的美是假的，没有美的真也不存在。真实而简单的东西，表现出来总是美的。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