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是做什么的？岳永逸说：“在1998年来北京上学的绿皮火车上，不只一个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那时的岳永逸，自己也很难把这门学科讲清楚。他原本报考的是现代文学专业，经导师刘铁梁招生调剂，进入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叫做“民间文学（民俗学）”方向的专业。
20多年过去，当年对学科一知半解的岳永逸，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著有《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原乡：忧郁的民俗学》《以无形入有间：民俗学跨界行脚》《本末：艺人的身份、性情与社会》《文化转场：非遗散论》《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等多部代表性著作。
他的《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原乡：忧郁的民俗学》近期修订再版，已经登上数家好书榜榜单，受到不少读者关注。
岳永逸骑着自行车来接受采访。平时做田野调查，骑行也是他最常用的交通方式。从上世纪90年代末做天桥研究期间的坐骑28式自行车，到今天的捷安特，这种“走入现场”的习惯，贯穿着他20余年的民俗学研究。
意外开启的天桥田野调查
除了“被调剂进入民俗学专业”这件事，岳永逸做天桥研究也是个意外。那是在他硕士二年级时，人类学家乔健选定北京天桥的说唱艺人作为研究对象，想在北京师范大学找一名学生帮助做调查，“是刘铁梁老师推荐了我。我想，能跟着这么著名的人类学家学习，只有益处没有坏处，立刻答应了。”岳永逸说，和乔健老师见面谈起来，自己才发现原来天桥指的不是过街天桥，“乔健先生将基本想法和调查提纲全盘讲给我，并留下两篇旧文章，嘱咐我自己去调查，便回了台北，留下了不知所措的我。”
任务接受下来，肯定得干。岳永逸先花了两个月，骑一辆28自行车在天桥街道办事处一带晃悠。这段经历被他写成一篇《牵着鼻子走：无定法的田野——天桥田野调查的回顾》，收录在《老北京 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一书中。
民俗学中口述访谈的相关方法，需要在实践中逐步习得：访谈初期先完成调研区域的地理环境踏勘，精准对接各类受访对象，再通过回溯事件脉络、交叉核验多方信息等方式，完成内容梳理。而对访谈内容的甄别与确认，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调查之初，很难。当地人有警觉性，尤其是居委会的老太太们，碰见我就问你究竟是干嘛的。”熟识后，很多老街坊会主动和他聊过去的事，但大都语焉不详，“我真正想了解的是当年天桥艺人整个群体的行业特征，这也是乔健先生的研究初衷——他不满足于旁观的东西，他想要呈现天桥艺人整个行当的生计与生态。”
除了天桥一带的胡同，天坛公园、先农坛公园岳永逸也去过很多次。他想找当年在天桥“撂地卖艺”的人，算起来，这样的人大部分应该在七十岁上下，“天坛长廊里有很多老人吹拉弹唱，我当时想着在那儿没准儿能碰到当年的艺人，但这么多年，并没有遇到过。”
真正找到“撂地艺人”，是通过天桥街道办事处。岳永逸去时，办事处的人笑话他：一个学生不在学校老老实实读书，问这些干吗？架不住岳永逸隔三差五总去，街道办主任最终介绍他认识了曾经演出过杂技的王丽云，她的公公是朱国良，老天桥艺人“朱氏三雄”之一，当年在天桥“撂地场子”练拉硬弓、气断钢丝等，是位声名赫赫的名把式。朱国良那时住在宣武区小腊竹巷，1912年生人，是岳永逸找到的最年长的老天桥艺人，“我去找老人家做访谈，前几次都是他的儿子朱有成和王丽云陪着。朱先生脑子清楚，虽然话少，但在爽朗热情的儿媳影响下，也回想起许多可能他自己一个人时难以记起的话题。”岳永逸前后对朱国良做了多次访谈，熟识后，随意的聊天更让他发现了不少新线索和信息。
田野访谈中的人心与伦理
岳永逸还记得，朱国良先生第一次见到他时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儿媳妇带你来，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他当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慢慢才琢磨出眉目。有一次他问朱国良当年拜不拜把子？朱国良说不拜，拜什么把子。出来后朱有成特意嘱咐：下一次再问爷爷的时候，不要问拜没拜过把子，直接问他跟宋家茶馆的老五是什么关系。原来拜把子是他们的行话，当年这些艺人肯定都拜过，但在后来一些特殊时期，这会被认为是“行规陋习”，被批评改造，于是这些东西在老人心中成了忌讳，不愿意说了。
后来，岳永逸和朱国良老人谈得越来越深入，老人还将关学曾、金业勤、李长荣等名家艺人介绍给了他。
岳永逸的访谈工作做得细致又周到，每一份记录整理出来，老人家识字也好，不识字也好，他都要打印一份送给他们。有些老人愿意听，他便读给他们听。如果老人嘱咐他哪些不要写，他便一一记下。
2011年《老北京 杂吧地》出版后，岳永逸将书中访谈录部分的稿费按篇幅计算分配后，逐个送到受访者家中。
不做访谈后，岳永逸依然时不时去看望朱国良，只为陪老人聊天。他记得有一天，老人让他从床头柜上找到一个名片盒，打开随便拿一张念。岳永逸念一个，老人想想说“这个人把我的照片拿走了，没有还给我”；再念一个，老人说“这个记者做了报道，答应送我报纸但是没给我”……“这样的名片他攒了一盒，那一瞬间对我触动非常大。”岳永逸感慨：“无论做访谈也好，做调查也好，都是直面生活本身。实际上这门学科教会了我该如何做一个像样儿的人。都说人应该越活越通透，不高看，也不低看，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卑微的，每个人也都是伟大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城内有几处八角鼓岔曲票友聚集点，也是岳永逸走访的重要场所。比如新街口苇坑胡同老票友钱亚东的居所。钱亚东先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曲艺爱好者，青年时期便与启功先生交好，从90年代开始在自家宅院中创办“集贤承韵”票房，20余年间始终免费为曲艺同好提供活动场地。四九城喜爱岔曲、单弦等传统曲艺的爱好者常到此相聚。如今为大众熟知的曲艺从业者王玥波、徐德亮，青年时期都曾长期在这个票房学习。还有琉璃厂的京味茶馆，同样是当时知名的曲艺票友活动场所，岳永逸正是在此结识了杜三宝先生——相声界“宝”字辈艺人中年事最高的一位。也正是经由杜三宝老人的引荐，岳永逸得以接触到更多天桥曲艺圈的老艺人与知情者。
大量的实践带来丰富的经验。岳永逸现在的民俗学课堂上会出现这样的经验之谈：“访谈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是谁左右谈话？别人支配你，还是你支配别人？要看你自己掌握了多少信息。一个好的访谈，是拿话引话，而不是给一个提纲，你问我答。你问我答的那不是访谈，是审问，是排好的剧本。”
《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是结合访谈、档案材料和理论论述的偏学术性书籍，其中的档案资料，大多是岳永逸蹲北京市档案馆抄来的，“大概用了两个月，和老天桥有关的解密档案300多卷，我差不多翻了个遍。其中有很多关于天桥艺人的民事纠纷档案，我在书里也引用了很多。”
民俗学是“让人人都会有心悦感觉”的学问
《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则更多地容纳了艺人的口述历史。岳永逸还有一本《本末：艺人的身份、性情与社会》，核心则是谈人的普遍性——他认为古今中外的艺人是相通的，艺人与大众也是相通的，在人心、人性、人情方面，没有身份地位、古今之分。这个想法也成为多年来岳永逸对民俗学科基本定位的阐释：“要关心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回归人性最本初的地方——英雄有常人的一面，任何一个普通人也同样有英雄的时刻。现在让我解释民俗学，我会说它是让人人都会有心悦感觉的学问。”
《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的初版《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出版后，乔健先生作序。序中说：“当时对岳永逸有两个要求：一是把有关天桥说唱艺人的问题如社会地位、执业方式与组织、婚姻与家庭的特质、宗教信仰与仪式行为、师徒关系、道德与价值观念等，就个别艺人深入访问与记录，并尽量搜集与制作艺人的生命史；第二，（民俗学意义上的）‘底边阶级’有其个别的‘底边社会’，在同一空间上的不同的‘底边阶级’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各阶层共享的‘底边社会’，也即世俗所称的‘江湖’。但有关‘江湖’，多见于文学上的描述，却极少有学术上的讨论。究竟它的特质是什么、如何运作，都缺乏最低程度的共识。天桥是一个具体而微、内涵却极为丰富的‘江湖’。虽然它的形体已不存在，但透过众多艺人的集体记忆与文献，仍不难重建其范围、内涵与运作方式。如真能做到这一点，当是一项对了解中国民间文化与社会的重大贡献。我希望永逸能在这方面尽力而为。
“上述两点要求，平实而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永逸是一位极为勤奋而且懂得找寻门道的调查研究者。本书便是他辛勤耕耘的最佳见证，虽不能说完全完成了任务，但贡献的重大是有目共睹的。”
“跟二十年前的初版相较，新近的修订版《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处理了一些当年任性草率的文字。”岳永逸说，“乔健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判断，说传统中国社会里良民和贱民是明确二分的。后来我跟很多老一辈人深聊，再结合更多文献，慢慢发现这种良贱之分，某种程度上还是站在四民社会的视角去做的外部审视。乔先生开创性提出的‘底边阶级’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概念，但我想对它做一点适当修正：中华文明本身的同质性是非常高的，这是我最核心的一个出发点。我在自己的书里也提到，从资料积累的层面来说，连阔如的《江湖丛谈》和张次溪的《人民首都的天桥》已经把天桥的相关场景记录得非常充分了，就像李景汉1951年给《人民首都的天桥》写的序里说的，张次溪已经把现场和事实完整呈现出来了，他期待后来的研究者能再往前走一步，去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发生。”所以岳永逸想做的，是对这些现象给出可能性层面的解释，而不只是把已有的资料重新整理呈现一遍。“当然，”他说，“我的解释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人文社会科学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研究者自然会生出不同的看法。”
《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这个书名中的“一个民俗学的诠释”，还有向一位社会学家前辈致敬的意思。岳永逸说：“他在学界没有爆得大名，1959年就过世了。他曾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比费孝通先生大3岁。他的名字叫赵承信。”
赵承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侯仁之一起被日军宪兵队抓捕，关押了半年之久。出狱后他写了一本《狱中杂记》，用了一个创见性的方法——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观察自己。在岳永逸看来：“他在监狱里，那么他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对象，所以《狱中杂记》的副题是《一个社会学家的诠释》。和他同期在押的赵紫宸也有记述文本，但唯有赵承信是在解释一个方法论，就是‘我怎么来写自己’，用现在时髦的话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在学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几年岳永逸一直在整理《赵承信文集》，几近完成。
《原乡：忧郁的民俗学》始于私人生命体验的书写
《原乡：忧郁的民俗学》的创作，最初并非源于学术课题，而是来自一段个体生命经历。岳永逸说：“这本书最开始是为我母亲写的。她来北京帮我带了三年孩子，状态越来越不对，从原来的勤劳贤能、满眼爱意变得恍恍惚惚、不能自已。我心里特别难受，觉得她就是因为离开了生活一辈子的农村，突然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从生活节奏到周遭环境全都‘水土不服’。”这本书最初的一批稿子，岳永逸是在2012年“五一”长假期间一口气写出来的，“当时觉得不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自己会撑不下去。”所以岳永逸那时的写作，是为了自我救赎，没想到书出版后，看哭了很多读者。
这份始于个人处境的写作，形成了一个“学科思考与私人情感并行”的文本样貌，并没有追随学界流行的写作方式。 岳永逸说：“书里其实一直并行着两条线：一条是关于民俗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另一条，是关于我母亲的。我没有专门谈方法论，也没有在书里摆出一副教别人该怎么做的姿态。在我看来，一个人最要紧的从来不是标榜自己用了什么方法，而是实实在在做出了什么东西。整本书说到底，其实就想讲清楚三件事：我为什么会走上民俗学这条路，这门学科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人到底该怎么活着。”
面向普通读者，岳永逸说自己在写作时刻意降低学术表达的门槛：“我从一开始就不想把它写得太学术化，就是希望更多普通读者，哪怕从未接触过民俗学的人，也能通过这本书了解这门学科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年5月，这本书的全新修订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大部分内容进行了重写，并融入岳永逸多年的研究体会：“这些年对民俗学的全部认知，几乎都融到这次修订里了。如果读者想读我的书，我也推荐先读它。”
岳永逸经常跟学生说，有些东西无法靠书本学来，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立足点、出发点不一样，最后所看到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常说，自己的民俗学从来不是研究“别人”，本质上是在研究“自己”。
谈起了民俗学的由来、现实处境以及对“传承”的理解，岳永逸说：“民俗学在中国算下来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它从一开始就是跟着近代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的思潮兴起的，最初的使命是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助力，带有很强的工具性。等到其现实效应逐渐减弱，自然就落到了学术体系的边缘。”岳永逸判断，这门学科不会出现爆炸式的大发展，但也不会消失，“只要生活还在，它就会在。”
说到民俗，很多人就想到传承，下意识觉得“传承”应当是原封不动、固定不变的，岳永逸认为这是很大的误解：“传承中含有变异，这两件事不是对立的。”在他看来，民俗学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他也经常跟学生说，先别去啃那些复杂的理论定义，民俗学往实在里说，就是帮你搞明白：从小到大过的这些日子、守的这些规矩、随口说的那些老话，是怎样一步步把你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想通了这一点，人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民俗学家。
“我们为什么活成现在这个样子？只要沉下心去思量，会发现从日常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到走亲访友的人情往来，再到每个人都绕不开的生老病死，全是民俗学的根脉所在。它从来不是飘在生活之外的冷门学问，而是扎根在生活里的，甚至就是生活本身。”
民俗学是做什么的？岳永逸说：“在1998年来北京上学的绿皮火车上，不只一个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那时的岳永逸，自己也很难把这门学科讲清楚。他原本报考的是现代文学专业，经导师刘铁梁招生调剂，进入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叫做“民间文学（民俗学）”方向的专业。
20多年过去，当年对学科一知半解的岳永逸，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著有《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原乡：忧郁的民俗学》《以无形入有间：民俗学跨界行脚》《本末：艺人的身份、性情与社会》《文化转场：非遗散论》《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等多部代表性著作。
他的《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原乡：忧郁的民俗学》近期修订再版，已经登上数家好书榜榜单，受到不少读者关注。
岳永逸骑着自行车来接受采访。平时做田野调查，骑行也是他最常用的交通方式。从上世纪90年代末做天桥研究期间的坐骑28式自行车，到今天的捷安特，这种“走入现场”的习惯，贯穿着他20余年的民俗学研究。
意外开启的天桥田野调查
除了“被调剂进入民俗学专业”这件事，岳永逸做天桥研究也是个意外。那是在他硕士二年级时，人类学家乔健选定北京天桥的说唱艺人作为研究对象，想在北京师范大学找一名学生帮助做调查，“是刘铁梁老师推荐了我。我想，能跟着这么著名的人类学家学习，只有益处没有坏处，立刻答应了。”岳永逸说，和乔健老师见面谈起来，自己才发现原来天桥指的不是过街天桥，“乔健先生将基本想法和调查提纲全盘讲给我，并留下两篇旧文章，嘱咐我自己去调查，便回了台北，留下了不知所措的我。”
任务接受下来，肯定得干。岳永逸先花了两个月，骑一辆28自行车在天桥街道办事处一带晃悠。这段经历被他写成一篇《牵着鼻子走：无定法的田野——天桥田野调查的回顾》，收录在《老北京 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一书中。
民俗学中口述访谈的相关方法，需要在实践中逐步习得：访谈初期先完成调研区域的地理环境踏勘，精准对接各类受访对象，再通过回溯事件脉络、交叉核验多方信息等方式，完成内容梳理。而对访谈内容的甄别与确认，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调查之初，很难。当地人有警觉性，尤其是居委会的老太太们，碰见我就问你究竟是干嘛的。”熟识后，很多老街坊会主动和他聊过去的事，但大都语焉不详，“我真正想了解的是当年天桥艺人整个群体的行业特征，这也是乔健先生的研究初衷——他不满足于旁观的东西，他想要呈现天桥艺人整个行当的生计与生态。”
除了天桥一带的胡同，天坛公园、先农坛公园岳永逸也去过很多次。他想找当年在天桥“撂地卖艺”的人，算起来，这样的人大部分应该在七十岁上下，“天坛长廊里有很多老人吹拉弹唱，我当时想着在那儿没准儿能碰到当年的艺人，但这么多年，并没有遇到过。”
真正找到“撂地艺人”，是通过天桥街道办事处。岳永逸去时，办事处的人笑话他：一个学生不在学校老老实实读书，问这些干吗？架不住岳永逸隔三差五总去，街道办主任最终介绍他认识了曾经演出过杂技的王丽云，她的公公是朱国良，老天桥艺人“朱氏三雄”之一，当年在天桥“撂地场子”练拉硬弓、气断钢丝等，是位声名赫赫的名把式。朱国良那时住在宣武区小腊竹巷，1912年生人，是岳永逸找到的最年长的老天桥艺人，“我去找老人家做访谈，前几次都是他的儿子朱有成和王丽云陪着。朱先生脑子清楚，虽然话少，但在爽朗热情的儿媳影响下，也回想起许多可能他自己一个人时难以记起的话题。”岳永逸前后对朱国良做了多次访谈，熟识后，随意的聊天更让他发现了不少新线索和信息。
田野访谈中的人心与伦理
岳永逸还记得，朱国良先生第一次见到他时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儿媳妇带你来，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他当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慢慢才琢磨出眉目。有一次他问朱国良当年拜不拜把子？朱国良说不拜，拜什么把子。出来后朱有成特意嘱咐：下一次再问爷爷的时候，不要问拜没拜过把子，直接问他跟宋家茶馆的老五是什么关系。原来拜把子是他们的行话，当年这些艺人肯定都拜过，但在后来一些特殊时期，这会被认为是“行规陋习”，被批评改造，于是这些东西在老人心中成了忌讳，不愿意说了。
后来，岳永逸和朱国良老人谈得越来越深入，老人还将关学曾、金业勤、李长荣等名家艺人介绍给了他。
岳永逸的访谈工作做得细致又周到，每一份记录整理出来，老人家识字也好，不识字也好，他都要打印一份送给他们。有些老人愿意听，他便读给他们听。如果老人嘱咐他哪些不要写，他便一一记下。
2011年《老北京 杂吧地》出版后，岳永逸将书中访谈录部分的稿费按篇幅计算分配后，逐个送到受访者家中。
不做访谈后，岳永逸依然时不时去看望朱国良，只为陪老人聊天。他记得有一天，老人让他从床头柜上找到一个名片盒，打开随便拿一张念。岳永逸念一个，老人想想说“这个人把我的照片拿走了，没有还给我”；再念一个，老人说“这个记者做了报道，答应送我报纸但是没给我”……“这样的名片他攒了一盒，那一瞬间对我触动非常大。”岳永逸感慨：“无论做访谈也好，做调查也好，都是直面生活本身。实际上这门学科教会了我该如何做一个像样儿的人。都说人应该越活越通透，不高看，也不低看，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卑微的，每个人也都是伟大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城内有几处八角鼓岔曲票友聚集点，也是岳永逸走访的重要场所。比如新街口苇坑胡同老票友钱亚东的居所。钱亚东先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曲艺爱好者，青年时期便与启功先生交好，从90年代开始在自家宅院中创办“集贤承韵”票房，20余年间始终免费为曲艺同好提供活动场地。四九城喜爱岔曲、单弦等传统曲艺的爱好者常到此相聚。如今为大众熟知的曲艺从业者王玥波、徐德亮，青年时期都曾长期在这个票房学习。还有琉璃厂的京味茶馆，同样是当时知名的曲艺票友活动场所，岳永逸正是在此结识了杜三宝先生——相声界“宝”字辈艺人中年事最高的一位。也正是经由杜三宝老人的引荐，岳永逸得以接触到更多天桥曲艺圈的老艺人与知情者。
大量的实践带来丰富的经验。岳永逸现在的民俗学课堂上会出现这样的经验之谈：“访谈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是谁左右谈话？别人支配你，还是你支配别人？要看你自己掌握了多少信息。一个好的访谈，是拿话引话，而不是给一个提纲，你问我答。你问我答的那不是访谈，是审问，是排好的剧本。”
《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是结合访谈、档案材料和理论论述的偏学术性书籍，其中的档案资料，大多是岳永逸蹲北京市档案馆抄来的，“大概用了两个月，和老天桥有关的解密档案300多卷，我差不多翻了个遍。其中有很多关于天桥艺人的民事纠纷档案，我在书里也引用了很多。”
民俗学是“让人人都会有心悦感觉”的学问
《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则更多地容纳了艺人的口述历史。岳永逸还有一本《本末：艺人的身份、性情与社会》，核心则是谈人的普遍性——他认为古今中外的艺人是相通的，艺人与大众也是相通的，在人心、人性、人情方面，没有身份地位、古今之分。这个想法也成为多年来岳永逸对民俗学科基本定位的阐释：“要关心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回归人性最本初的地方——英雄有常人的一面，任何一个普通人也同样有英雄的时刻。现在让我解释民俗学，我会说它是让人人都会有心悦感觉的学问。”
《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的初版《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出版后，乔健先生作序。序中说：“当时对岳永逸有两个要求：一是把有关天桥说唱艺人的问题如社会地位、执业方式与组织、婚姻与家庭的特质、宗教信仰与仪式行为、师徒关系、道德与价值观念等，就个别艺人深入访问与记录，并尽量搜集与制作艺人的生命史；第二，（民俗学意义上的）‘底边阶级’有其个别的‘底边社会’，在同一空间上的不同的‘底边阶级’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各阶层共享的‘底边社会’，也即世俗所称的‘江湖’。但有关‘江湖’，多见于文学上的描述，却极少有学术上的讨论。究竟它的特质是什么、如何运作，都缺乏最低程度的共识。天桥是一个具体而微、内涵却极为丰富的‘江湖’。虽然它的形体已不存在，但透过众多艺人的集体记忆与文献，仍不难重建其范围、内涵与运作方式。如真能做到这一点，当是一项对了解中国民间文化与社会的重大贡献。我希望永逸能在这方面尽力而为。
“上述两点要求，平实而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永逸是一位极为勤奋而且懂得找寻门道的调查研究者。本书便是他辛勤耕耘的最佳见证，虽不能说完全完成了任务，但贡献的重大是有目共睹的。”
“跟二十年前的初版相较，新近的修订版《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处理了一些当年任性草率的文字。”岳永逸说，“乔健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判断，说传统中国社会里良民和贱民是明确二分的。后来我跟很多老一辈人深聊，再结合更多文献，慢慢发现这种良贱之分，某种程度上还是站在四民社会的视角去做的外部审视。乔先生开创性提出的‘底边阶级’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概念，但我想对它做一点适当修正：中华文明本身的同质性是非常高的，这是我最核心的一个出发点。我在自己的书里也提到，从资料积累的层面来说，连阔如的《江湖丛谈》和张次溪的《人民首都的天桥》已经把天桥的相关场景记录得非常充分了，就像李景汉1951年给《人民首都的天桥》写的序里说的，张次溪已经把现场和事实完整呈现出来了，他期待后来的研究者能再往前走一步，去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发生。”所以岳永逸想做的，是对这些现象给出可能性层面的解释，而不只是把已有的资料重新整理呈现一遍。“当然，”他说，“我的解释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人文社会科学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研究者自然会生出不同的看法。”
《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这个书名中的“一个民俗学的诠释”，还有向一位社会学家前辈致敬的意思。岳永逸说：“他在学界没有爆得大名，1959年就过世了。他曾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比费孝通先生大3岁。他的名字叫赵承信。”
赵承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侯仁之一起被日军宪兵队抓捕，关押了半年之久。出狱后他写了一本《狱中杂记》，用了一个创见性的方法——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观察自己。在岳永逸看来：“他在监狱里，那么他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对象，所以《狱中杂记》的副题是《一个社会学家的诠释》。和他同期在押的赵紫宸也有记述文本，但唯有赵承信是在解释一个方法论，就是‘我怎么来写自己’，用现在时髦的话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在学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几年岳永逸一直在整理《赵承信文集》，几近完成。
《原乡：忧郁的民俗学》始于私人生命体验的书写
《原乡：忧郁的民俗学》的创作，最初并非源于学术课题，而是来自一段个体生命经历。岳永逸说：“这本书最开始是为我母亲写的。她来北京帮我带了三年孩子，状态越来越不对，从原来的勤劳贤能、满眼爱意变得恍恍惚惚、不能自已。我心里特别难受，觉得她就是因为离开了生活一辈子的农村，突然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从生活节奏到周遭环境全都‘水土不服’。”这本书最初的一批稿子，岳永逸是在2012年“五一”长假期间一口气写出来的，“当时觉得不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自己会撑不下去。”所以岳永逸那时的写作，是为了自我救赎，没想到书出版后，看哭了很多读者。
这份始于个人处境的写作，形成了一个“学科思考与私人情感并行”的文本样貌，并没有追随学界流行的写作方式。 岳永逸说：“书里其实一直并行着两条线：一条是关于民俗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另一条，是关于我母亲的。我没有专门谈方法论，也没有在书里摆出一副教别人该怎么做的姿态。在我看来，一个人最要紧的从来不是标榜自己用了什么方法，而是实实在在做出了什么东西。整本书说到底，其实就想讲清楚三件事：我为什么会走上民俗学这条路，这门学科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人到底该怎么活着。”
面向普通读者，岳永逸说自己在写作时刻意降低学术表达的门槛：“我从一开始就不想把它写得太学术化，就是希望更多普通读者，哪怕从未接触过民俗学的人，也能通过这本书了解这门学科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年5月，这本书的全新修订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大部分内容进行了重写，并融入岳永逸多年的研究体会：“这些年对民俗学的全部认知，几乎都融到这次修订里了。如果读者想读我的书，我也推荐先读它。”
岳永逸经常跟学生说，有些东西无法靠书本学来，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立足点、出发点不一样，最后所看到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常说，自己的民俗学从来不是研究“别人”，本质上是在研究“自己”。
谈起了民俗学的由来、现实处境以及对“传承”的理解，岳永逸说：“民俗学在中国算下来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它从一开始就是跟着近代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的思潮兴起的，最初的使命是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助力，带有很强的工具性。等到其现实效应逐渐减弱，自然就落到了学术体系的边缘。”岳永逸判断，这门学科不会出现爆炸式的大发展，但也不会消失，“只要生活还在，它就会在。”
说到民俗，很多人就想到传承，下意识觉得“传承”应当是原封不动、固定不变的，岳永逸认为这是很大的误解：“传承中含有变异，这两件事不是对立的。”在他看来，民俗学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他也经常跟学生说，先别去啃那些复杂的理论定义，民俗学往实在里说，就是帮你搞明白：从小到大过的这些日子、守的这些规矩、随口说的那些老话，是怎样一步步把你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想通了这一点，人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民俗学家。
“我们为什么活成现在这个样子？只要沉下心去思量，会发现从日常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到走亲访友的人情往来，再到每个人都绕不开的生老病死，全是民俗学的根脉所在。它从来不是飘在生活之外的冷门学问，而是扎根在生活里的，甚至就是生活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