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锋号吹响，战士们从崖顶跃下，灰色的身影迅速缩小。他们的身体撞上岩壁发出闷响，一声接一声，越来越远，直到被谷底的寂静吞没……
2026年7月8日，困牛山纪念碑下，放映了一部特殊的电影——《浴血困牛山》。银幕就架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幕布附近是九十多年前红军跳下去的虎井沟悬崖。
台下坐着的，是困牛山村的男女老少。电影放到红军战士砸枪跳崖，不少人用纸巾擦着眼泪。制片人张淑平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银幕上那些熟悉的面孔，看着台下那一张张她早已认识的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1934年，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10月在贵州省石阡县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重围。为掩护军团主力跳出包围圈，红六军团第18师师长龙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率52团800多名战士，以血肉之躯拖住敌人，为红军大部队转移赢得时间。
他们战斗到最后，红军战士被逼到虎井沟悬崖，为不做俘虏和避免误伤百姓，战士们砸毁枪支，纵身跳下悬崖。
这段历史曾长久沉没在岁月的河底，不为外人所知，直到2001年，石阡县党史研究者徒步进山、挨户走访，将历史拼凑出来。今年，以这段历史为原型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院线公映。这场跨越25年的寻找，终于让那些悬崖下的忠魂，等来了时代的回响。
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 石阡县委宣传部供图
电影《浴血困牛山》剧照。 电影《浴血困牛山》官方供图
困牛山红军跳崖地。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摄
困牛山战斗
从石阡县城驶向困牛山，隧道接连扑来。两侧的山峰层层叠叠，像被风吹散的屏风向后退去。
困牛山村的村支书鞠华国记得从前去县城的模样——从村里到县城不过40公里，却要绕着盘山公路颠簸一个半小时，人坐在车里，身子随弯道左右摇晃。直到2021年，高速公路上“困牛山站”正式通车，宽阔的柏油路直通村口，如今只需30分钟。
村里每根路灯杆上，都挂着五角星和冲锋号的标志。那一颗颗红色的五角星，沿着山路一路延伸，在青翠的群山间格外醒目。
困牛山，地形正如其名。从空中俯瞰，整座山恰似一头卧牛。鞠华国听家中老人讲过：从前放牛，早晨赶上山，傍晚才去收，牛进了这山便再难出来——三面临河、一面绝壁。“牛都困在山上了，所以就叫困牛山。”
山的名字里带着一个“困”字。92年前，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就是在这里被围困到了绝路。
1934年8月，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长征先遣部队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困牛山战斗及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简介》中介绍，当年10月5日红六军团五个团进入石阡县，后来遭遇桂敌，在甘溪战斗中失利，红六军团被截为三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重围。
为了跳出重围，军团部决定向南转移。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红18师52团800多名壮士断后，拖住全部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
49岁的鞠华国从小就听爷爷讲过那段往事。困牛山上的战斗发生在1934年10月16日，恰是重阳节。爷爷那时不过七八岁，躲在老屋的木板缝里朝外张望，看见红军队伍沿着家边的山路往上走。没过多久，枪声便响了。
据《困牛山战斗及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简介》记载，面对步步逼近的敌军和被胁迫走在敌人前面的百姓，红军战士不便展开战斗，边打边退，直到悬崖边，为不做俘虏和避免误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
团长田海清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龙云率200余人冲出困牛山重围，在寻赶军团部途中受伤被俘，就义于湖北武昌。
1934年10月24日，突出重围的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先遣队的任务。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52团的小号手何步荣，是困牛山战斗中的幸存者。他在虎井沟跳崖后被一树藤挂住，侥幸生还，后被当地一陈姓村民收作养子，改名为陈世荣。
陈世荣的儿子陈德昌记得，自己在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就经常讲这些故事。平时他沉默寡言，唯独说起这些，他能一直说下去。
父亲头上有一道疤，是子弹擦过去的痕迹。后来头发长了，勉强能遮一遮。他跳崖后被树挂住，摔到崖底，昏了好多天。等人把他救起来时，伤口里都生了蛆。是当地的老百姓把他抬到家里，用草药敷在伤口上，一点点养过来的。
陈德昌小时候，家住在山下面，离困牛山崖底中间隔着一个村，还要翻几道梁子。那时没公路，全是山路。父亲年轻时天不亮出门，到那里烧了纸，再走回来，差不多一个上午。后来年纪大了，走不了那么远，就在家里朝着困牛山的方向，默默点上香纸。
1991年，陈德昌带父亲回湖南老家。那时父亲70多岁了，口音早已变成了贵州腔。回到湖南汝城县的村子里，他跟亲妹妹说话，两个人谁也听不懂谁，需要一个中间人用普通话翻译。
父亲不爱说话，但会唱一首歌。有时声音很小，像是唱给自己听的：“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长官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他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把军号。挂在墙上，常取下来，反复擦拭。
村里人从战斗结束那年开始，过年、清明，便去崖底烧纸。经年累月，石头被香火熏黑。村民张国玉的爷爷也曾带她去祭扫，那时她才七八岁，看着爷爷一边烧纸一边流泪。
鞠华国记得，以前村里穷，人们就拎点纸钱，带点腊肉过去。如今日子好了，每年过年家家户户杀年猪，先把猪头肉给红军供上，再拿回来自己吃。“我们一直把他们当亲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红军的故事一直在村里流传，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2001年，石阡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开始走访调研。在一位位村民的口述中，那段历史的轮廓逐渐清晰。
2009年9月，“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在石阡县困牛山村竣工。碑名由开国上将萧克题写——他正是红六军团的军团长。纪念碑呈火炬状，象征着永不熄灭的革命精神。
这部电影宁可亏本也要拍
2021年底，张淑平在手机上偶然刷到一篇关于困牛山的报道。她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将信将疑，带着好奇约了几个朋友，亲自去看一看。
她从山西老家飞到贵阳，转高铁到铜仁。在困牛山村，张国玉带着张淑平走到崖底。置身于三面临河、一面绝壁的险境中，张淑平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年红18师52团被重重围困时那种无援无路的窒息——没有援兵，没有退路，只有悬崖。
张国玉指着那些被香火熏黑的石头，告诉张淑平：“爷爷嘱咐过我们，后代一定不能忘了烧纸，不能忘了他们。”
那时从纪念碑到崖底的路还没有修建步道，只有村民们蹚出来的小路，两旁的灌木用刀劈砍开才能通行。张淑平走了一趟，心里堵得厉害。“这段历史被遗忘太久了。”回到山西，她下定决心：要拍一部电影，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
张淑平出生在军属大院，外公参加过抗美援朝，父母都是军人。小时候，她常有机会听老革命前辈讲述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
她此前从未拍过电影。听说她的想法，身边多数人都不看好，觉得这是一部注定亏本的电影。但张淑平没有犹豫，一头扎进了石阡的深山。2023年初，她带着三百多人的剧组进山，拍了将近两个月，投入超过5000万元。
“这部电影，宁可亏本也要拍。”这是张淑平从头到尾的信念。她只有一个心愿：等电影上映后，要在困牛山脚下放一场，让那些烈士的忠魂安息。
剧组里的大部分群众演员都是石阡县人，很多是退伍军人，方周正就是其中之一。39岁的村民方周正出生于困牛山附近的龙井乡，从小就听老人讲这段故事。加上他爱看战争片，当兵的念头早早就在心里扎下了根。
大专毕业后，方周正参军入伍，在部队里待了10年。在遵义服役时，他参观过当年红军修建的弹药库，部队还曾请来老红军讲述当年的故事。训练之余，战友们常聊起各自的家乡，方周正就给他们讲困牛山。“那时候知道的人还不多，但后来宣传多了，战友们都挺感兴趣的，说想过来看看。”
得知要拍电影后，方周正报名参加群演，穿上了那身破旧的红军军装。“那时候红军太苦了，衣服单薄，还打着补丁，和现在天壤之别。”拍摄时，山里天气无常，经常起雾，温度特别低，还有群演不小心受了伤。但方周正觉得，再艰苦也比不上当年的真实情况。
另一位群众演员彭胜华也是转业军人，在石阡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他在电影里演了一个为红军带路的村民——被国民党发现抓起来枪毙。
拍摄时，他跪在石子上，应着枪声倒地。那场戏拍了几次，从被绑起来那一刻他就入了戏。“那个年代的恐惧，你能透过皮肤感觉到。”彭胜华说。
最让他触动的是跳崖那场戏。他在对面的山坡上看着演员往下跳，明知道是演戏，那一瞬心还是揪住了。
电影杀青那天，村支书鞠华国带着村民杀了一头牛，为剧组庆功。村民不懂什么叫电影投资、什么叫宣发排片。他们只记得那段时间，天天有人在山里演戏，演的是他们祖辈口口相传的事。
“只要有人还记得，我们就永远活着”
2024年12月18日，《浴血困牛山》开始在贵州点映。村支书鞠华国带着全村人去石阡县城里看过电影。当银幕上出现红军战士拉肚子还要咬牙打仗、十几岁的孩子纵身跃下悬崖的画面时，鞠华国看到乡亲们默默抽出纸巾，擦着眼泪。“我们困牛山的人，对这段历史是有感情的。”
电影演到跳崖那一幕，张国玉哭得浑身发抖，用手按住胸口，不敢出声。她前后看过七次，每看一次，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难过。
电影里让张国玉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大富——一个虚构的湖南少年。他母亲临终前，流着泪想抚摸儿子的脸，手还没碰到就闭上了眼，只留下一句：“活着，活着。”随后他跟着52团继续长征。
“大富长征时才十一二岁，相当于现在五六年级的学生。”张国玉记得，电影最后战士们跳崖后，只有大富活下来了。后来的他已是白发苍苍，子孙满堂，这场电影便是以他的特殊寻亲开篇。“如今的孩子，再也不用体会这样的生死离别。”张国玉说。
2024年9月，为了纪念困牛山上的英烈，石阡县困牛山红军学校在困牛山脚下正式落成投用。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川岩坝小学，重建后成为全国第489所、贵州第20所红军学校，如今有200余名学生在此就读。
老校址紧邻大街，每逢赶集日，成群的牛羊便从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叮叮当当地穿行而过，铃声混杂着蹄声，热闹而嘈杂。那时校园里没有篮球场，只有一个乒乓球台，当被问起梦想，孩子们不约而同地说想当乒乓球运动员，从没有人提起篮球或足球。
新校区则安静整洁许多。搬入新址后，校园里的足球场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很多孩子不管外面太阳再毒，也要去踢球，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地。”校长杨勇说。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三到六年级的住校生每天随着号声起床，叠军被、出早操。而一年级学生的入学第一课，便是沿着山腰的红军步道，步行至困牛山纪念碑前，听村支书和老师讲述那段惨烈悲壮的历史。
每逢开学典礼、清明节和“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全校师生都会重走红军步道，为纪念碑描红，清扫战斗遗址旁的落叶。
学校还培养了32位“小红星讲解员”，张国玉的孙女万米拉便是其中之一。去年，杨勇带着几位“小红星”去北京研学，令他动容的是，孩子们走到哪里，就把红军故事讲到哪里。“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不光是听来的，是真的刻进了心里。”
大课间还有快板表演，快板词取材于困牛山的红军故事。有一年儿童节，孩子们演出了《丰碑》和《金色的鱼钩》情景剧，杨勇记得，台下的很多观众都看得热泪盈眶。
张国玉也常为参观者义务讲解，最多时一天带过七个团队，每次都要下到崖底再返回。她常说：“我今天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因为他们躺在这里。”
电影临近结尾，52团殿后时遭遇敌人最猛烈的进攻。师长龙云前来支援团长田海清。田海清得知主力已顺利转移，决定以牺牲52团为代价拖住敌人。他恳求龙云撤退，留下革命的火种：“只要有人还记得我们，我们就永远活着。”
部分资料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困牛山红军壮举》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0版）
冲锋号吹响，战士们从崖顶跃下，灰色的身影迅速缩小。他们的身体撞上岩壁发出闷响，一声接一声，越来越远，直到被谷底的寂静吞没……
2026年7月8日，困牛山纪念碑下，放映了一部特殊的电影——《浴血困牛山》。银幕就架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幕布附近是九十多年前红军跳下去的虎井沟悬崖。
台下坐着的，是困牛山村的男女老少。电影放到红军战士砸枪跳崖，不少人用纸巾擦着眼泪。制片人张淑平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银幕上那些熟悉的面孔，看着台下那一张张她早已认识的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1934年，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10月在贵州省石阡县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重围。为掩护军团主力跳出包围圈，红六军团第18师师长龙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率52团800多名战士，以血肉之躯拖住敌人，为红军大部队转移赢得时间。
他们战斗到最后，红军战士被逼到虎井沟悬崖，为不做俘虏和避免误伤百姓，战士们砸毁枪支，纵身跳下悬崖。
这段历史曾长久沉没在岁月的河底，不为外人所知，直到2001年，石阡县党史研究者徒步进山、挨户走访，将历史拼凑出来。今年，以这段历史为原型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院线公映。这场跨越25年的寻找，终于让那些悬崖下的忠魂，等来了时代的回响。
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 石阡县委宣传部供图
电影《浴血困牛山》剧照。 电影《浴血困牛山》官方供图
困牛山红军跳崖地。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摄
困牛山战斗
从石阡县城驶向困牛山，隧道接连扑来。两侧的山峰层层叠叠，像被风吹散的屏风向后退去。
困牛山村的村支书鞠华国记得从前去县城的模样——从村里到县城不过40公里，却要绕着盘山公路颠簸一个半小时，人坐在车里，身子随弯道左右摇晃。直到2021年，高速公路上“困牛山站”正式通车，宽阔的柏油路直通村口，如今只需30分钟。
村里每根路灯杆上，都挂着五角星和冲锋号的标志。那一颗颗红色的五角星，沿着山路一路延伸，在青翠的群山间格外醒目。
困牛山，地形正如其名。从空中俯瞰，整座山恰似一头卧牛。鞠华国听家中老人讲过：从前放牛，早晨赶上山，傍晚才去收，牛进了这山便再难出来——三面临河、一面绝壁。“牛都困在山上了，所以就叫困牛山。”
山的名字里带着一个“困”字。92年前，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就是在这里被围困到了绝路。
1934年8月，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长征先遣部队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困牛山战斗及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简介》中介绍，当年10月5日红六军团五个团进入石阡县，后来遭遇桂敌，在甘溪战斗中失利，红六军团被截为三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重围。
为了跳出重围，军团部决定向南转移。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红18师52团800多名壮士断后，拖住全部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
49岁的鞠华国从小就听爷爷讲过那段往事。困牛山上的战斗发生在1934年10月16日，恰是重阳节。爷爷那时不过七八岁，躲在老屋的木板缝里朝外张望，看见红军队伍沿着家边的山路往上走。没过多久，枪声便响了。
据《困牛山战斗及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简介》记载，面对步步逼近的敌军和被胁迫走在敌人前面的百姓，红军战士不便展开战斗，边打边退，直到悬崖边，为不做俘虏和避免误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
团长田海清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龙云率200余人冲出困牛山重围，在寻赶军团部途中受伤被俘，就义于湖北武昌。
1934年10月24日，突出重围的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先遣队的任务。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52团的小号手何步荣，是困牛山战斗中的幸存者。他在虎井沟跳崖后被一树藤挂住，侥幸生还，后被当地一陈姓村民收作养子，改名为陈世荣。
陈世荣的儿子陈德昌记得，自己在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就经常讲这些故事。平时他沉默寡言，唯独说起这些，他能一直说下去。
父亲头上有一道疤，是子弹擦过去的痕迹。后来头发长了，勉强能遮一遮。他跳崖后被树挂住，摔到崖底，昏了好多天。等人把他救起来时，伤口里都生了蛆。是当地的老百姓把他抬到家里，用草药敷在伤口上，一点点养过来的。
陈德昌小时候，家住在山下面，离困牛山崖底中间隔着一个村，还要翻几道梁子。那时没公路，全是山路。父亲年轻时天不亮出门，到那里烧了纸，再走回来，差不多一个上午。后来年纪大了，走不了那么远，就在家里朝着困牛山的方向，默默点上香纸。
1991年，陈德昌带父亲回湖南老家。那时父亲70多岁了，口音早已变成了贵州腔。回到湖南汝城县的村子里，他跟亲妹妹说话，两个人谁也听不懂谁，需要一个中间人用普通话翻译。
父亲不爱说话，但会唱一首歌。有时声音很小，像是唱给自己听的：“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长官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他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把军号。挂在墙上，常取下来，反复擦拭。
村里人从战斗结束那年开始，过年、清明，便去崖底烧纸。经年累月，石头被香火熏黑。村民张国玉的爷爷也曾带她去祭扫，那时她才七八岁，看着爷爷一边烧纸一边流泪。
鞠华国记得，以前村里穷，人们就拎点纸钱，带点腊肉过去。如今日子好了，每年过年家家户户杀年猪，先把猪头肉给红军供上，再拿回来自己吃。“我们一直把他们当亲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红军的故事一直在村里流传，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2001年，石阡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开始走访调研。在一位位村民的口述中，那段历史的轮廓逐渐清晰。
2009年9月，“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在石阡县困牛山村竣工。碑名由开国上将萧克题写——他正是红六军团的军团长。纪念碑呈火炬状，象征着永不熄灭的革命精神。
这部电影宁可亏本也要拍
2021年底，张淑平在手机上偶然刷到一篇关于困牛山的报道。她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将信将疑，带着好奇约了几个朋友，亲自去看一看。
她从山西老家飞到贵阳，转高铁到铜仁。在困牛山村，张国玉带着张淑平走到崖底。置身于三面临河、一面绝壁的险境中，张淑平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年红18师52团被重重围困时那种无援无路的窒息——没有援兵，没有退路，只有悬崖。
张国玉指着那些被香火熏黑的石头，告诉张淑平：“爷爷嘱咐过我们，后代一定不能忘了烧纸，不能忘了他们。”
那时从纪念碑到崖底的路还没有修建步道，只有村民们蹚出来的小路，两旁的灌木用刀劈砍开才能通行。张淑平走了一趟，心里堵得厉害。“这段历史被遗忘太久了。”回到山西，她下定决心：要拍一部电影，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
张淑平出生在军属大院，外公参加过抗美援朝，父母都是军人。小时候，她常有机会听老革命前辈讲述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
她此前从未拍过电影。听说她的想法，身边多数人都不看好，觉得这是一部注定亏本的电影。但张淑平没有犹豫，一头扎进了石阡的深山。2023年初，她带着三百多人的剧组进山，拍了将近两个月，投入超过5000万元。
“这部电影，宁可亏本也要拍。”这是张淑平从头到尾的信念。她只有一个心愿：等电影上映后，要在困牛山脚下放一场，让那些烈士的忠魂安息。
剧组里的大部分群众演员都是石阡县人，很多是退伍军人，方周正就是其中之一。39岁的村民方周正出生于困牛山附近的龙井乡，从小就听老人讲这段故事。加上他爱看战争片，当兵的念头早早就在心里扎下了根。
大专毕业后，方周正参军入伍，在部队里待了10年。在遵义服役时，他参观过当年红军修建的弹药库，部队还曾请来老红军讲述当年的故事。训练之余，战友们常聊起各自的家乡，方周正就给他们讲困牛山。“那时候知道的人还不多，但后来宣传多了，战友们都挺感兴趣的，说想过来看看。”
得知要拍电影后，方周正报名参加群演，穿上了那身破旧的红军军装。“那时候红军太苦了，衣服单薄，还打着补丁，和现在天壤之别。”拍摄时，山里天气无常，经常起雾，温度特别低，还有群演不小心受了伤。但方周正觉得，再艰苦也比不上当年的真实情况。
另一位群众演员彭胜华也是转业军人，在石阡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他在电影里演了一个为红军带路的村民——被国民党发现抓起来枪毙。
拍摄时，他跪在石子上，应着枪声倒地。那场戏拍了几次，从被绑起来那一刻他就入了戏。“那个年代的恐惧，你能透过皮肤感觉到。”彭胜华说。
最让他触动的是跳崖那场戏。他在对面的山坡上看着演员往下跳，明知道是演戏，那一瞬心还是揪住了。
电影杀青那天，村支书鞠华国带着村民杀了一头牛，为剧组庆功。村民不懂什么叫电影投资、什么叫宣发排片。他们只记得那段时间，天天有人在山里演戏，演的是他们祖辈口口相传的事。
“只要有人还记得，我们就永远活着”
2024年12月18日，《浴血困牛山》开始在贵州点映。村支书鞠华国带着全村人去石阡县城里看过电影。当银幕上出现红军战士拉肚子还要咬牙打仗、十几岁的孩子纵身跃下悬崖的画面时，鞠华国看到乡亲们默默抽出纸巾，擦着眼泪。“我们困牛山的人，对这段历史是有感情的。”
电影演到跳崖那一幕，张国玉哭得浑身发抖，用手按住胸口，不敢出声。她前后看过七次，每看一次，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难过。
电影里让张国玉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大富——一个虚构的湖南少年。他母亲临终前，流着泪想抚摸儿子的脸，手还没碰到就闭上了眼，只留下一句：“活着，活着。”随后他跟着52团继续长征。
“大富长征时才十一二岁，相当于现在五六年级的学生。”张国玉记得，电影最后战士们跳崖后，只有大富活下来了。后来的他已是白发苍苍，子孙满堂，这场电影便是以他的特殊寻亲开篇。“如今的孩子，再也不用体会这样的生死离别。”张国玉说。
2024年9月，为了纪念困牛山上的英烈，石阡县困牛山红军学校在困牛山脚下正式落成投用。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川岩坝小学，重建后成为全国第489所、贵州第20所红军学校，如今有200余名学生在此就读。
老校址紧邻大街，每逢赶集日，成群的牛羊便从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叮叮当当地穿行而过，铃声混杂着蹄声，热闹而嘈杂。那时校园里没有篮球场，只有一个乒乓球台，当被问起梦想，孩子们不约而同地说想当乒乓球运动员，从没有人提起篮球或足球。
新校区则安静整洁许多。搬入新址后，校园里的足球场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很多孩子不管外面太阳再毒，也要去踢球，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地。”校长杨勇说。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三到六年级的住校生每天随着号声起床，叠军被、出早操。而一年级学生的入学第一课，便是沿着山腰的红军步道，步行至困牛山纪念碑前，听村支书和老师讲述那段惨烈悲壮的历史。
每逢开学典礼、清明节和“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全校师生都会重走红军步道，为纪念碑描红，清扫战斗遗址旁的落叶。
学校还培养了32位“小红星讲解员”，张国玉的孙女万米拉便是其中之一。去年，杨勇带着几位“小红星”去北京研学，令他动容的是，孩子们走到哪里，就把红军故事讲到哪里。“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不光是听来的，是真的刻进了心里。”
大课间还有快板表演，快板词取材于困牛山的红军故事。有一年儿童节，孩子们演出了《丰碑》和《金色的鱼钩》情景剧，杨勇记得，台下的很多观众都看得热泪盈眶。
张国玉也常为参观者义务讲解，最多时一天带过七个团队，每次都要下到崖底再返回。她常说：“我今天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因为他们躺在这里。”
电影临近结尾，52团殿后时遭遇敌人最猛烈的进攻。师长龙云前来支援团长田海清。田海清得知主力已顺利转移，决定以牺牲52团为代价拖住敌人。他恳求龙云撤退，留下革命的火种：“只要有人还记得我们，我们就永远活着。”
部分资料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困牛山红军壮举》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0版）
